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述评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述评杨克俭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建构生态伦理学,既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７０多年以来（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法国哲学家施韦兹提出生态伦理观至今）东西方伦理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在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应把“人类中心论”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万物进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人类才是衡量生命和非生命实体能否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尺度。生态伦理学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类生存的既得利益。据此,他们提出了发展经济第一,保护生态环境第二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模式和道德评价标准。第二种观点极力主张把“生态中心论”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认为自然界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人只不过是它的忠顺奴仆,人类只有听从自然的摆布,尊重自然的权利和价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生态伦理学只有奠定在此基础上,生态道德才具有现实的绝对意义,才能让人类真正避免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困扰,并由此提出了保护生态第一,发展经济第二的“回归自然”或“抑制增长”的生产方式和伦理原则。第三种观点是“生态和谐论”。它认为,片面强调以人类     

人未到场的生态伦理学研究

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着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它们观点的不可公度性 ,表明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上学危机。导致这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 :在没有确立“人是什么”的前提下 ,就展开了人与价值的争论 ,致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出现了人的空场。生态伦理的形上学基础 ,不是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 ,而是人之为人。人惟有首先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人 ,拥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性 ,他才能够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我们需要何种生态伦理?

在 1996年出版于德国的一部颇有影响的应用伦理学教科书中 ,生态伦理学被定义为“追寻人与自然的伦理上正确的相处”。 (参见尼达吕梅林主编 ,第 347页 )事实上 ,从上世纪 70年代起 ,相当大一部分生态伦理学课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本身是否拥有价值、为什么有价值等问题展开的。许多生态伦理学家一开始便将生态伦理学项目同一种所谓的“创新理念”联系在一起 ,按照这种创新理念 ,传统伦理学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问 ,而生态伦理学却要冲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有关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视野 ,将人类以外的生物种类、生态系统乃至…     

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生态伦理调整的仍然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兼评西方生态伦理观

生态伦理学,西方学术界称之为“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是关于人与自然的道德学说。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主要是法国学者施韦兹、美国学者莱奥波尔特和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罗尔斯顿。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     

环境伦理学中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在环境或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如同“非人类中心主义”有种种不尽相同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也可能有各种不完全～样的理论看法。已经有许多作者就其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做了说明,我也曾撰文表明过自己粗浅的看法（见《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我认为,所谓伦理学,就是研究人际关系的一般规范或准则的学科,而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应该是研究涉及到生态或环境问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这与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人对其它生物物种的道德原则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我想,从人…     

生态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生态伦理学以生态道德为其研究对象。生态道德就是人们在同自然的交往过程中规范和评价自身行为的准则体系。从生态道德的构成要素来看,可以将它分解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规范评价自身行为的准则体系。这两个系列。因而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便具有系列性。一是生态学系列的研究方法,一是伦理学系列的研究方法。两个系列又各有层次性。 生态学系列的第一个层次,是生态学方法。所谓生态学方法,是指生命现象领域的科学认识的生态学途径,或科学的生态学思维。例如如何认识生态学出现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就必须借助生态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伦理学正是生态学方法向伦理学渗透的结果。 生态学系列的第二层次是系统方法。生态道德之所以可能主要在于人和自然之间具有系统性。科学的生态伦理学既不以人为中心而排斥自然,也不以自然为中心而排斥人,而是在人和自然的系统性中来把握的。 生态学系列的第三层次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无论从生态伦理出现的必然性或可能性来说,都必须深入研究人类劳动的内在要     

生态伦理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从生态道德的构成要素来看,可以将它分解为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类规范和评价自身行为准则这两个系列,因而,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便是具有系列性:一是生态学系列的研究方法;另一是伦理学系列的研究方法。人和自然的最基本联系就是物质变换,所以生态学方法就构成了生态伦理学研究方法中生态学系列的第一个层次。例如,如何认识生态道德出现的必然性,这是生态伦理     

浅析荀子的生态伦理意识倾向

荀子提出:义者“节于万物者也”,这是人类对自身与所有存在物关系的规范和评价,与现代生态伦理学所理解的生态道德的概念基本一致。荀子著名的《解蔽》说意在避免人和自然关系的片面性,并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归宿。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是外与内的关系,二者是道德统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荀子生态道德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在对生物种群认识基础上的从爱群到孝亲的生态道德的基础观念;笫二,建立在对生物生长发育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依靠圣王保护自然的生态道德义务观念;第三,建立在对自然规律客观实在性认识基础上的以诚配天的生态道德的理想观念。荀子的生态道德理论不乏真知灼见,但与现代生态伦理学还有一定的时代距离,并有明显的阶级局限。因而,荀子可以称为具有生态伦理意识倾向的思想家。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与生态伦理重构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做的道德谋划失败以后,马克思关于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既为重新确认生态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生态伦理以善恶为核心向道德权利以义务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出发,生态伦理何以为善的根据不再是人的利益,也不再是自然本身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这种物质变换决定了人类拥有向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类必须承担反馈自身的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     

儒道观念与生态伦理断想

由挽救全球环境危机而诱发的现代生态伦理学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理性目光,它以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独特视角超越了传统伦理学的框架,也为研究伦理文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统。用这个参照系统再度审视儒道两家的某些思想,无疑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儒道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有一个共同     

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可喜成果

国内第一部研究生态伦理的专著一《生态伦理学》最近已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为之作序,称其是有关“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可喜成果”。 伦理学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然而,以往的伦理学研究,一般囿于人与人(或人的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生态伦理学则把伦理学的视野由人与人之间拓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它认为,人作为道德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池田大作关于生态伦理的思考理路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命得以存在的资源要素之一。池田大作认为,环境污染问题,如同核武器一样,乃是人类灭绝论的两个根据之一。池田大作作为一名宗教思想家,始终关注着对于人类的前途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环境问题,其关注之甚可以从他与世界上许多知名人士的对谈时“言必及之”窥见一斑。考察池田大作关于环境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依正不二”是他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也是他看待这一问题的基本视角,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意义的思想。     

由一篇关于生态的报道想到的

《山东大学报》于201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之间》的文章,介绍了香港浸会大学的陈家富教授对于传统宗教环境伦理学的观点.陈教授认为,无论是基督教传统还是儒家传统的环境伦理都是"既包含人类中心又包含生态中心的元素,处于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之间".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主义诉求与困惑--现代系统整体论的启示

在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生态中心论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认为，人类只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成员和后来者；生态系统的价值具有内在性和优先性；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终极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些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系统整体论理念和复杂性研究对生态系统与人类的关系，系统的目的性，整体的价值等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启示。     

生态伦理学的进展(上)

本文拟从下述四个方面来阐述生态伦理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1 生态伦理学是本世纪诞生的一门新学科,它是由施韦策和奥利波德创立的。法国哲学家、神学家、教育家施韦策(以下简称施氏)在1923年出版的《文化哲学》中提出了一个涉及一切生物的道德原则——尊重生命,倡导一种“尊重生命的伦理学”。继施氏之后,英国哲学家利奥波德(以下简称利氏)在1949年出版的《陆地道德》(《大地伦理学》)中主张把良心、权利等概念扩大到自然界中去,倡导一种“完整形态的尊重存在的伦理学”。施利二氏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提出应将道德扩展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也不在于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和评价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行为的指标,而在于开创了对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如:     

生态伦理学的哲学思考

生态伦理学的哲学思考南开大学哲学系硕士生素珍生态伦理学是针对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一门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确立人对自然的行为规范的学科,在理论上,它要求确立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在实践上,它要求按照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基本原则和规范...     

生态伦理学与美学

生态伦理学与生态学、经济学、美学、宗教和神学、哲学等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生态伦理学不同的研究方向。大自然对人的价值,一方面表现在生态价值的物质形态方面,它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物质利益要求。另方面又表现在它的观念形态方面,例如它满足人对美的追求,实现主体的欣赏价值和心理享受。因而,大自然的美形成人们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意识,包括生态活动中的人的道德理想、道德观念、道德认识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