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     

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张栻与朱熹交涉论辩管窥

张栻与朱熹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两人对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反复的交流、探讨和辩论,透过朱熹与张栻的交涉与论辩,回归并追寻张栻的工夫论思想,笔者认为张栻的工夫论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继承并消化了胡宏因利欲间发现良心苗裔然后操存涵养的察识端倪说之思想;在思想及生命的成长历程中,不断地“省过矫偏”,从而对前说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提出察识与涵养并进的思想。这标志着张栻工夫论思想的成熟与确立。本文集中探讨张栻工夫论思想的发展、成长、确立之历史过程及其在思想上的意义。     

论陆、王心学之异同

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天人合一论的视域下,二者皆以为"心"才是天下万物生存之大本。这种本原之心,具有超越性。这是二者之同。二者之不同在于:陆九渊以心为本,强本而轻末,在立天地之本的同时,忽略了此本或体的发用,表现为对简易工夫的偏好;王阳明则吸收了朱熹的体用论,不仅立心为本、为体,而且重视心体之用,表现为对"格物致知"与学习、践行的重视。二者的不同,简单地说,陆氏有体而无用,阳明则是有体亦有用。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与辨正

朱子对“离爱言仁”说的批判,学界多有关注,但不曾结合仁、爱的分合关系和心性、工夫论的内在关联等内容进行专门考察。朱子的心性论与其工夫论关系密切,其心性哲学为其工夫修养提供理论基础。在己丑之悟后,朱子通过新建“心统性情”之心性结构以凸显“情”的心性论实质。立足于工夫论的角度,朱子一方面批判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及其后学的“离爱言仁”说无警切之功、沉潜之味,不合圣言,空而不实;另一方面,他主张以爱推仁、因爱知仁、以爱之理释仁,倡导升高自下、下学上达、先涵养后察识的工夫论路径。这彰显了朱子由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及其理学心性、工夫论建构的发展与完善,透显出其与时俱进地建构理学、大力推动传统儒学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张九成对《大学》致知格物的心学诠释

自朱熹将《大学》结构分为经传两部分,并为"格物致知"补传,由格物至平天下的八条目便逐渐成为对《大学》修养次第的通行解读。张九成作为理学向心学转化阶段的重要思想家,以本心天理作为构架自身思想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基础。他对《大学》八条目的结构分析和思想解读颇具特点,由致知、格物、知至到治国、平天下共九个条目,均统摄于"致知"之下。"致知"作为《大学》修养工夫的核心,其意涵是体认本心之理并将其推至到事事物物。张九成对致知格物的解读,可以看到他上承道南学派、下启陆王心学的时代特点。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从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应善、必善——钱穆对传统“性善论”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性善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自孟子首倡“人性善”，历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诠释与再论证。进入近现代，钱穆基于稳健的史学立场，开始大量运用历史思维、进化论思维来阐发“性善论”内涵，并从“平等”与“自由”两方面使传统的“性善论”命题同现代思维接轨，使得这一古老命题焕发了现实的生机；不仅如此，钱穆沿着传统的空间进路、时间进路、层次进路向前推进。并一反传统的从正面立论的方式，采取了反面推论的做法，即主要通过归谬法论证“性善论”的合理性。由此，钱穆就把主要从本体论、工夫论角度解读“性善论”的传统进路，转向到从认识论、价值论角度看待“性善论”；相应地，“人性善”的内涵也从原本的主要是说“人性本善”和“人性向善”，转成了说“人性应善”与“人性必善”。     

朱熹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

朱熹在对性之内涵及其与心、情、欲之关系的理解上与荀子相异。朱熹最为指责荀子人性论的一点在于其不能接受荀子将人性设定为恶,他坚持性理本体的善的绝对性,而只承认恶是由后起的气质所引起。在修养论和工夫论方面,朱熹与荀子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学习、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朱熹认可荀子提出的对"偷则自行"之心的拟制和对"使之则谋"之心的塑造。     

天理与人文的统一——朱熹论礼、理关系

朱熹的礼学追求秩序重建与内圣之道的和谐,其礼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既重视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所以,清儒认为宋儒只讲理而不言礼不确,朱熹不但重视理的本体理论综合,又特别重视礼的工夫论,是天理与人文的统一。     

朱熹心性哲学的范畴定位

<正> 对理学心性哲学的偏见,由来已久。清代许多儒者直斥之为“心性空谈”,这种观点一直影响于许多现代学者。而近40年来我们写中国哲学史,习惯于将其分成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政治观、历史观等几大块,其中人性论是一个较窄的观念,我们通常冠以“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抽象的人性论”等等予以否定。而历史上所说的心性论是一个涵盖很宽的观念,它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伦理学等许多方面,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本文侧重从广义的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朱熹心性哲学的范畴定位,这对心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或许会有所帮助。     

朱熹诠释“不迁怒”的伦理意蕴

孔子将“不迁怒”看作“好学”的主要表征之一,朱熹则深入阐发了“不迁怒”的伦理意蕴。通过区分心性论层面的“有怒”与境界论层面的“无怒”,朱熹肯定了怒之存在及其活动。经由界说“迁”的含义与所指,朱熹认为“迁怒”的含义是怒之主体在怒之活动的进展过程中将怒之对象由甲迁移至乙;借由区别怒之原因与“迁怒”的原因,朱熹认为“私意”是导致“迁怒”的根本原因。根据朱熹的理解,“克己复礼”是矫治“迁怒”的根本工夫;“见得道理透”则是矫治“迁怒”的充分条件,能使“克去私意”的行动者辨识行动的对象、认可行动的根据、坚定行动的意志,从而获得充沛的动力。朱熹对于“不迁怒”的诠释,深化了儒学关于情绪活动与成德工夫的探讨。     

《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出版

<正>王正著《先秦儒家工夫论研究》一书于2015年8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了在儒家思想及实践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工夫论的早期发展,对何谓工夫论、儒家工夫论的起源、孔子的工夫论、孔门后学的工夫论、思孟学派的工夫论、荀子的工夫论,以及工夫论的现代意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该书认为,工夫论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     

论高奣映、朱熹理学思想之融通

高奣映是清初滇西少数民族杰出的学者,朱熹是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探讨二人理学思想的异同,对于把握高奣映与朱熹的思想、了解儒学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高奣映的理学思想是在反驳朱熹关于"无极而太极"训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仔细分析比对,二者在本体论、理气关系乃至工夫论有许多融通之处。二者同属儒家思想一脉,都是排佛老、建构儒家道统的内在需要与必然结果。     

论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长期来,人们对朱熹的格物之说的研究多局限在认识论形式方面,对其中所包含的本体论内容少有涉及,故常常将其与以增加知识为目的的“穷物理”的方法相混同,从而导致从冯友兰到牟宗三对朱熹的修养学说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严重误解。本文试图由“张荫麟问题”入手,对朱熹的格物之说重新清理,论证格物之“物”主要指人伦日用之“事”,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对儒家价值的认同;而格物致知的本体论意义在于：根据社会生活之常道去发现并消除自然生存现象对人的社会本性的遮蔽,以实现某种不同于佛老的儒家式的本真生存。由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朱熹的整个修养学体系,并有益于澄清各种误解。     

朱熹经学诠释视角下的工夫论

朱熹将工夫分为"实践"与"涵养"两个部分,通过"知行"、"读书"、"诠释"等相互关系的探讨,建构出以"体验之学"为特征的经典诠释学说。该学说以工夫论为核心理论,讲究"身心一体"、知行间既有先后又有平行,并兼具"诠释循环"特质。为了突显工夫,朱子修订了儒家读书次第,发明出以"广义实践"为基础的诠释方法。然而,在彰显"主体性实践"的同时,朱子诠释学亦遭遇内在难题,需从"解释的张力"视角化解之。     

王心斋晚年工夫论新探

王艮根据古本《大学》,明确将"八条目"划分为三个次第:一是"格物致知",即在以身格家国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吾身为本,并认识到吾身应当达到的至善境界;二是诚意,即躬身践履,把"格物致知"的内容实现出来;三是正心以及修齐治平,即在践履过程中自觉本心,使本心在吾身与世界的交接过程中真体存存,进而将本心推扩到一家、一国乃至天下,最终达到至善之境。王艮的工夫论特重践履,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疑”课堂导学模式再认识——从《3的倍数的特征》谈起

朱熹曾说过：“学贵有疑。读书无疑须有疑,有疑定要求无疑。无疑本自有疑始。”可见,学习就是一个“以质疑始、以释疑终”的过程,其关键就是如何在“疑”字上下工夫。     

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

在理本论上,朱熹借助于老子的“道”将先秦表征法则或规律的“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在宇宙生成论上,他的“理——气——物”,既与老子和《淮南子》的生成模式相似,又在动静观上援用了老子“归根日静”思想。在修养论上,他将“收敛身心”。“以静养动”、“惩忿窒欲”等作为“持敬”的涵养工夫,表现了对道家的“主静”说和道教的“守静去欲”说的认同。朱熹援用道家、道教思想的价值,不仅使他完成了宋代理学体系的建构,并且也揭示了儒学创新必须根植于文化思想的积累、震荡、融合及巧妙运用基础上,方可获得成功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