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分合与清末“教案内政化”: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十年,浙江会党逐步由"反洋教"走向"反满革命",官、绅、民、教之间政治立场冲突与利益纠葛开始取代单纯的"排外"与"仇教"。新政时期,教务教案日益内政化,名之"教案",实为"律案",教务教案与国内各阶层利益博弈息息相关。在消弭教案时,政府主张联络教士,定立专章,保护教民,责成官吏;士绅侧重收回治外法权,广设报馆、学堂,启迪与动员民众。新政后期,士绅权力体制性扩张,浙江官吏与教会处理教案,有时会共同限制绅权,官、绅、民三者之间冲突逐步加剧。浙江社会阶层的变动是政局演变的催化剂,如何协调官、绅、民、教的关系也成为贯穿民国始终的难题。     

反洋教斗争中爱国主义的困惑——论中国人对近代西方宗教的宽容抗拒认同现象

在教案研究中,大都认为反洋教斗争的爱国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命题。然而,有时掩卷暇思,不免产生一些困惑:在传教士入侵后,发生教案的地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那么在没有发生教案反教,甚至信教、从教的     

巡城御史孙光裕参与南京教案史实考论

巡城御史孙光裕是明后期南京教案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中西原始文献屡有提及,但囿于资料的缺乏,以往研究对其认识并不深入。近期发现的孙氏文集《潇湘先生廉善堂集》,其中数篇文献披露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南京教案重要史实,包括孙光裕对传教士充当间谍的参劾,奉教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对传教士的保护,浙党嘉兴籍士人关于反教的筹划等等。本文梳理了孙光裕在南京教案期间的活动,同时对以孙光裕为代表的嘉兴士人的反教背景做了分析。研究表明,明中后期欧洲海上势力东来,是引发孙光裕及嘉兴士人反教的重要诱因。     

简析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研究

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学》是西方早期谣言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根据奥尔波特的谣言心理研究,可从谣言传播的主体——"人"这一方面解释谣言心理,从谣言传播的的客体——"谣言"这一方面解释谣言歪曲的基本模式。并剖析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分析谣言在社会中的传播与防治。     

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以漳州地区为考察中心

明末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遭遇了反教士人的激烈抨击,引发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崇祯教案”。这波反教(“辟邪”)浪潮由漳籍居士黄贞挑起,福建官员或闽籍士大夫施邦曜、颜茂猷、蒋德璟、周之夔等纷纷卷入其中,漳州地区成为当时的反教漩涡中心。反教士大夫高举维护儒家正统的大旗,对天主教思想学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教舆论的阵势背后,映射的是明末党社的纷争纠葛,这也是天主教在晚明社会传播所必须时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际遇与历史处境。透过《破邪集》中不同人物的立场和思想言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士大夫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同时也传递着可以外来宗教传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晚明党社运动和政治生态的强烈信号。     

试论后疫情时期教会的牧养工作

"后疫情时期"是对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容,虽然不是指疫情流行完全结束,却是从积极的角度表示,社会逐渐走出了疫情的阴霾,经济运行开始有序迈向常态化复苏.后疫情时期的到来,对传统的教会牧养模式产生了一定的挑战,例如聚会的连贯性被打破,教会要随时做好聚会暂停的准备;还需面对信徒的关顾和心理疏导问题、教会奉献减少的问题,以及反非反邪、辨识谣言、守望羊群等工作的压力.     

长江教案发端扬州论辩

长江教案发端扬州论辩云乃庆１８９１年４月至９月，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续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长江教案”。关于长江教案的发端或称“序幕”，一般学者都认为是“芜湖教案”。如《中国教案史》称：芜湖教案“成为１８９...     

“南华文艺”事件新论

"南华文艺"事件是民国时期重要的侮教案之一,它由娄子匡的民俗学研究引发,影响波及全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民国时期民俗学研究的兴盛对事件发生的影响,以及事态扩大的过程中上海回民和华北回民态度的鲜明差异。本文通过对"南华文艺"事件和其所处历史背景的研究,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笔者认为"南华文艺"事件的扩大和华北回民的激烈反应,是由于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华北的军事和政治威胁、以及其利用伊斯兰教分裂中国的策略引发的。     

网络谣言刑法治理的反思

网络谣言本质在于其信息内容是未经证实的似是而非而绝不是虚假。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别是恶意的网络诽谤等相关行为,客观上给公民个人、社会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具有刑罚的当罚性。我国的现有刑事立法客观上存在治理网络谣言的漏洞,而司法机关在应对网络谣言过程中,对刑法进行了补漏性的创设性司法解释,破坏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这种状况暴露了当前对网络谣言零容忍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网络谣言正作用的视而不见,并进一步导致盲目动用刑法手段治理网络谣言的错位并进而产生刑法的结构性危机。实际上,在所谓的"不当"行使言论的自由与犯罪之间应当留下合理的缓冲空间,使得某些即使是"不当"行使自由的行为也不用面对承受刑事责任的危险。     

清末法国传教士在四川教案中的处境及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从成都教案到义和团运动

天主教弛禁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入川,四川天主教教务大幅发展。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且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事物,其教义教规又同中国社会传统习俗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因素导致清末四川教案不断。本文着重描写法国传教士在成都教案、大足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中的处境。处理教案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与四川官员频繁互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演变尤其令人瞩目。此外,传教士眼中的四川官员形象以及传教士如何处理与四川官员的关系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乾隆朝江南地区两次教案述论

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地区发生苏州教案,两名传教士被处死。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地区再次发生教案,被拿获的五名传教士先被监禁,后被驱逐至澳门。在这两次教案的打击之下,江南传教区日趋萎缩。本文利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苏州致命纪略》和《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中的有关资料,对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江南两次教案发生的背景、经过及结果进行分析,以期探讨乾隆朝严惩传教士的原因,而对教案等相关材料的厘定,有助于考察乾隆时期的禁教政策。     

谣言传播的情境、内容、传播者与受众特征及相关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什么样的谣言更容易获取信任、得到传播？面对谣言,为何有人理性批判,有人则毫不犹豫地点“赞”、转发？这是大众和研究者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情境、内容特征、传播者与受众特征这三个维度论述了影响谣言传播的因素。从情境特征来看,谣言在模糊且具有潜在威胁的情境中更易传播,封闭的舆论场也助长了谣言传播;从内容特征来看,包含适当情绪内容、针对特定对象的谣言更易得到传播;从传播者与受众特征来看,一方面,可靠消息源会增强人们的传播意愿;另一方面,受众的认知局限、人格特质、动机、价值观等,均可能造成认知偏差或歪曲,助长谣言传播。以往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今后需要更多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研究,从行为和神经层面深入探讨谣言传播的机制。最后,社交媒体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计算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为谣言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南京教案与福建教案对明代天主教传教行动的影响

过往学界在论及明代南京教案和福建教案缘何发生时,都将原因归结为东西二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政治压力。虽然这两次教案有着极其相似的过程,但导致二者发生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就南京教案来说,主因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集权政治的危机感,从而促使集权政治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天主教传教活动进行打压;福建教案发生的,根源在于耶稣会士本身传教策略的失误,而这一策略导致下层百姓与耶稣会士之间的疏离感,也造成了下层百姓对于耶稣会士的排斥。     

新千年 新异象

经文:利25:8—17;路4:18—19;启20:1—7 今年已是1990 年,很快要跨进21世纪,现代人称:我们是处于世纪之交。 在20世纪90年代,教内教外均有不少“世界末日”的预言(实际是谣言),认为公元2000年     

清代贵州的禁教与保教(续)

(三) 为了处理青岩、开州两教案,清政府调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坐镇贵阳;并派两湖总督张亮基以总督衔署理贵州巡抚兼提督。两员重臣同时下放到贵州处理教案,足见清政府保教态度的坚决。清廷随即下达谕旨,令劳崇光、张亮基二人会同将田兴恕解往四川,听侯查办。劳、张二人在贵州办理教案,都是一味顺应法国传教士的需要。他们为了确保贵州今后不再有禁教之事发生,从一切方面给天主教的发展以方便。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七月,劳崇光、张亮基联名向清廷上奏,强调贵州天主教是由来已久的,远在禁教时期的“道光年间贵州即有     

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及动机机制研究述评

谣言是指一种据称真实但未经证实的普遍流传的说法。谣言会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而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既受到个体水平上的认知和情绪变量的影响,也受到群体变量及情境变量的影响。个体传播谣言的心理动机包括寻求事实、关系提升和自我提升。谣言在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中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在群体性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扩散会使矛盾更加激化,冲突进一步升级。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查影响谣言传播的群体因素,从群体动力学的角度探究谣言传播的心理机制,并考虑谣言在突发社会事件中传播的特征。     

“自卫反鲁”之后:孔子对“乐”的重建与提拔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虽然对孔子重建"乐"、"乐教"之功绩有普遍承认,却对孔子如何重建、甚至提拔"乐"、"乐教"缺乏系统整理与说明。有鉴于此,本文将分三节展开对孔子重建"乐"、"乐教"的讨论。首先,我们以"作乐"、"奏乐"、"赏乐"三分的结构,重建对先秦"乐坏"现象的解释。进而,我们以《史记》、《论语》等文献为基础,看"自卫反鲁"后的孔子面对列国"乐坏"的现象,如何从客观面之"作乐"、"奏乐"活动上重建"乐教"传统。最后,我们复归《论语》所记孔子相关言行,说明孔子如何立"仁"为本,在主体意义世界中确立"赏乐"工夫。通过三节的论证,我们将看到孔子对"乐教"的复兴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重建,更是精神层面的提拔。     

向皇族传福音(二)——基督教两次向清室晋献圣经之经过

<正>二庚子以后国难愈发深重,革命党人在各地多次组织起义,清政府废除科举,派大员出洋考察宪政,继而决定设资政院、谘议局,在光绪、慈禧崩驾前夕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基督教的形象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进一步跌落,作为回应,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福建等地出现了一批自立教会,意欲摆脱洋教面貌,希冀藉此沟通"民""教",消弭教案。似乎一切都在     

灾难后谣言传播心理的定性分析——以“5·12汶川地震”谣言为例

本研究对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两个月内出现的网络谣言,使用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了定性研究。结果发现此类谣言除包含地震相关内容外,还出现了捐款谣言等与地震间接相关的内容。谣言中多数暗含对社会优势群体的谴责,通过表达震惊和愤怒情绪,使传播者获得控制感,并获得自我定位的相对安全感。谣言通过模糊发言人角色,提高文本本身的详尽性和科学性,利用情绪、道德批判等社会心理因素使其更容易被受众接受     

马相伯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1922-1927)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发生后,作为基督教徒知识分子,马相伯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他站在护教的立场,从学理的角度以及历史的事实,对当时反教一方所持的宗教与科学进步不相容的理论观点以及"科学万能"、"宗教是束缚自由的"、"宗教是麻醉民众的鸦片"等论调一一进行了驳斥;他又从政治的角度对反基督教运动的动机予以揭示,指出当时非基运动的政治实质是一些反教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反基督教作为宣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的符号对象。在回应过程中,马相伯所发表的见解、思想观点以及所表现出的理性态度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思想政治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