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引导民间信仰，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对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民众民间信仰的调查与思考

民间信仰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正确处理好民间信仰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事。要正确处理好民间信仰问题,首先必须对民间信仰的现状有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为此,我们到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进行了专门调查。一、北盛镇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这次调查我们主要对民间信仰的基本类型、民间信仰者的关系及组织状况、民众参加民间信仰的活动情况、民众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目的、民众在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方面的开支、民众对民间信仰的基本看法与态度等问题进行了结构式问卷和走访调     

浙东沿海岛屿民间宫庙信仰活动现状的调查报告

浙东沿海岛屿民间宫庙信仰活动有其较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本文通过对其中部分岛屿民间宫庙信仰活动发展及管理现状的调研。揭示浙东沿海岛屿民间宫庙及信仰活动的发展现状、社会历史原因,以及面对民间宫庙信仰活动迅猛发展的状况下．政府在管理上所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时期做好对乡村民间宫庙信仰活动的管理．引导民间信仰活动与社会主义相和谐的思考。     

关于我省民间信仰活动及其活动场所管理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我省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民间信仰活动日趋活跃，影响很大。本刊就有关我省民间信仰活动及其活动场所管理的问题，采访福建省民族宗教厅有关处室负责人。     

灵验的遗产——宗教生态视域下的河北深州“香门”信仰研究

香门信仰作为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信仰形式存在于河北衡水地区,特点是神秘性和实用性,在当代又具有“佛教化”倾向,显示了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宗教底层所具有若干类基础性意义,进一步说明保持中国传统宗教生态系统的平衡的重要性.     

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

本文根据福建地区的民间资料,探讨近世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的关系。宋元以降,扶乩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和文化的多元整合。民间的风水扶乩活动显示了以“敬天法祖”为基础的神灵崇拜与风水信仰的情景交融。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与人格追求更是透过内化的风水信仰与外在的扶乩仪式获得了有效的演示。     

南宋时期四川的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130余则四川故事是研究南宋四川地域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史料,从中可见四川民众丰富的信仰世界与信仰行为.官员、士人、手工业者、术士等在民间信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共同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扩大了神祗队伍,拓展了信仰的地域,协调了地方信仰与国家信仰互动,促进了部分神祗走出四川、走向全国.南宋四川民间信仰的盛行,与四川的军事、教育、宗教及民间巫风传统密切相关,四川独特的地域环境亦不可忽视.     

广府民间信仰中的女神信仰探略

学界对于民间信仰中女神信仰的研究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日益增多,以女性神癨众多的闽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而广府地区的女神信仰历来比较兴盛,且颇具地方特色,如女神大多与水、婚姻生育、刺绣之类的行业相关。然而,相关学术研究却远不及闽台地区之盛。对包括女神在内的民间信仰研究关系到当代社会新型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意义重大。     

“世界宗教”视野下的中国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民间信仰(宗教)具有制度化程度低、分散性强等特点,且与其他宗教的界限不清晰,因此学术研究中很难对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统计和测量.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民间信仰及其研究存在许多争议的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Center) 2012年发布的全世界宗教信仰人口数据的分析,并通过观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尝试通过"他山之石"认识中国的民间信仰,并关照其相关研究.本文所言之"世界宗教”视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世界宗教格局”定位中国民间信仰;其二,从非洲宗教的变迁,从作为世界第三大宗教的印度教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变迁,思考中国民间信仰的持续兴盛的动因,并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中国性”.     

简论当代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它不具有制度化宗教的坚硬外壳,但具有泛宗教形态的内涵因素.当代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神灵繁杂,多达千余种,根基深厚,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制度化传统宗教.民间信仰的地域性鲜明,宗族性浓重,以祖先崇拜和圣贤崇拜为核心, 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取向.民众实用功利性的信仰心态根深蒂固,至今仍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中"以神压人"等复杂因素,与当代社会主流文化之间,潜在着某种紧张关系.     

云南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研究

清朝统治者为实施社会教化,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宣讲圣谕活动。清朝统治结束后,宣讲圣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在云南,宣讲圣谕活动转变成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活跃在乡村社会中。这种转变与乡绅阶层的推动密不可分,他们扩大了"圣"的内涵,将皇权之"圣"与神灵之"圣"结合起来,促成了新民间信仰组织的形成。     

从明初庐山佛教信仰嬗变看国家宗教政策取向

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现实关联。明初扶持正统宗教与镇压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政策使庐山传统佛教信仰中心——东林寺由修复走向没落。而帝王在庐山的神灵塑造活动使天池寺骤然兴起,地方信仰在此基础上得到重构。明中后期,庐山天池寺的国家祭祀活动逐渐泛化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天池寺成为新的地方佛教信仰中心。这一个案说明明初宗教依附于政治,神权从属于皇权的政教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国家强化宗教控制的过程中,庐山佛教信仰中心的空间转换与信仰重构使地方信仰成功纳入新兴王朝规制之中,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宗教及地方社会的有力控制。     

浙江省舟山市积极做好民间信仰场所管理工作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根植于民间,又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日益成为新渔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课题。2009年5月,浙江省舟山市民宗局组织力量对全市民间信仰场所开展专题调研,重点选取了民间信仰场所较为集中、发展相对较快的新城临城街道和定海区城东街道为样本,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和归纳分析。     

道教斋醮科仪与民俗信仰

本文运用史籍、道经、笔记、小说、方志的有关资料,对道教斋醮科仪与民俗信仰的关系进行了纵向的考察,侧重探讨了民间岁时节令中的斋醮习俗,道教神仙节日的斋醮活动。认为道教在民间频繁的斋醮活动,是道教与民俗信仰结合的重要途径。道教斋醮与民俗信仰结合的根本原因,在于斋醮能够满足民众的心理需要。     

剑川石窟与白族的信仰民俗

剑川石窟周边的白族社会,一直保持着对石窟的崇拜与信仰。当地白族民间许多民俗活动,其实是来自对石窟的崇拜,并植根于白族佛教信仰传统之中。白族社会中许多看似“民间”的习俗,大多渊源于佛教密宗信仰。宗教信仰演变为民间习俗,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湖北武当山地区“活判子”信仰现状考察

笔者通过对武当山地区活判子信仰的现状进行了详实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认为武当山地区活判子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信仰形态,在信仰体系和功能方面都有其自身特点,它已成为大山深处乡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参与到当地村落生态文化的构建之中。     

社会转型与民间信仰变迁——泉州个案研究

泉州是我国民间信仰最为繁盛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地区之一。转型社会的几个典型特征——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加大、经济快速提升以及现代社团组织制度初步确立,给泉州民间信仰以深刻影响。泉州民间信仰因之表现出从传统时代民众的公共性事务,向当代信徒的私人性事务过渡的趋势。     

浅述晋东南地区的观音信仰

唐宋以来．随着观音菩萨的女性化．其信仰在民间得到普遍的传播。陵川是晋东南地区佛教传人较早的地区之一．随着东晋后赵创修的崇安寺建成．观音信仰就在本地得以盛传．并且很快成为当地民间神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受唐朝皇帝李世民名讳之故．观世音菩萨简称为观音菩萨．在本地更是去掉观音二字,简称菩萨。对本地大多数老百姓来说,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民间信仰

福建福州地区民间信仰源远流长,自古有“好巫尚鬼”之风尚。19世纪中期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传教14年,撰汉学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对当时清人熟视无睹的百姓宗教信仰现象进行思考研究,于东西方文化比较之中,再现了清末福州地区民间信仰的真实面貌,对我们研究当时乃至现在福建地区人民的宗教生活提供了多视角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碑刻看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

本文依据祠庙碑刻,对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进行考察,发现其最显著的特点有三:第一,祠庙林立,神祗繁多,民间信仰兴盛;第二,职掌雨旸的神祗在张掖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具有消除寇盗、保边安民功能神祗的信仰极其繁盛.这些特点的形成,既与当时政治背景有关,又与张掖的地理交通、自然气候和社会历史密切相连.     

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依存——孟定傣族“摆维桑”仪式研究

"摆维桑"是耿马孟定地区傣族社会以村寨为单位举办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仪式.该仪式不仅是孟定地区傣族人获得佛教功德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傣族怀念祖先和祭拜寨神的仪式依托."摆维桑”是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依存的仪式性体现.本文通过再现"摆维桑”的仪式场景,分析仪式过程中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融合揭示了二者在傣族地区的共存模式及其对傣族社会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