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阈下公益慈善的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判断,是理解公益慈善活动的内涵及意义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实践内容,公益慈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其伦理诉求是其文化内在伦理精神的体现.相较于西方旨在“公共领域之善”的社会改造诉求,传统中国公益慈善的价值目标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构筑“伦理共同体”.     

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述要

在中韩建交15周年、中韩交流年开启之际,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和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承办的“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于2007年4月14～16日在古城西安召开。来自韩国、日本以及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伦理学者近150人参加会议,提交学术论文1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关于弘扬传统伦理文化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文化的生命结构是“形”与“神”的统一。文化其“神”是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核心价值,文化其“形”是文化所生长和依…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理想人格与成人之道--孔孟人格论再议

现代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与重建 ,离不开几千年中国文化的背景。“理想人格”的建构与“成人之道”的探索 ,始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核心内容 ,也是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孔孟的人格理论表现出对人自身的深切关注 ,对人的意义、价值的深入思考 ,对人格尊严的高度重视和对崇高道德境界的不懈追求 ,其中不乏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积极因素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论常人道德——以还物取酬为个案分析

常人道德是道德生活中一种普遍而经常存在的道德行为类型和道德境界层次。它既不是道德上超凡脱俗的圣贤或先进的“君子”,也不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人”,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中人”之性和“常人”之德。“常人道德”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第一,其行为特征既非应当,也非失当,而表现为正当。第二,其价值观是义利兼顾的;第三,其人己观是人我两利的;第四,其行为动机是追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统一。常人道德的存在是一种道德生活的常态真实存在。常人道德的义利统一、人己两利、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现代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常人道德是道德的中间层次与境界。研究常人道德并给予道德上的正面价值评价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克服我们过去的那种善恶两极的对立道德思维方式,有利于真正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现代道德精神,有利于当代道德研究面向生活和民众,从而有利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观。     

论儒商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

本文提出儒商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文化,儒商文化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企业文化的中国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企业文化构成的几大主件,具体分析了儒商企业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认为儒商的“仁爱”“民本”“民生”、爱国爱乡、“自强不息”、“反求诸己”的精神,可以作为现代企业精神的思想来源;儒商的以义取利、诚敬就业、言信货实、和睦谐调、勤俭廉洁的道德,可以转换为现代企业道德的内容;儒商重视理念、行为形象,使视觉形象与之相统一,以及突出道德形象和形象的民族性的方法,可以供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借鉴;儒商以性善论为主的性多元论和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以及极具凝聚功能的家族亲情式管理、灵活的经营战略和“顾客满意”的经营方针,是现代企业管理值得挖掘的智慧宝库。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实践基础

随着社会现代化变迁的不断深入以及文化失范现象的日益加剧,如何化解传统与现代化的紧张关系,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蕴含的或可转化出的精神资源,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健康、协调发展问题,日渐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种弘扬传统、转化传统的努力,目前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观念文化领域自身。人们或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分辨与疏理,以期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或者通过张扬东亚经验显现的所谓“亚洲价值”来印证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或者致力于传统典…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程佐林，徐绍清有的学者认为，“五四”文化战士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的激烈反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对此，本文作者通过考察“五四”先驱者们对思想文化具体内容的批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良完俱在，精华与糟粕共存。五四文化战士们批判攻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中有关纲常礼教和封建制度方面，即使对此，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和继承。陈独秀、李大创、鲁迅、易白沙、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陈独秀和李大别都承认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积极意义。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没有价值的偶象和精神拉圾。“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和传统道德中，不仅有需要批判的消极因素，也有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胡适和陈独秀都认为，温良恭俭让信义和平仁爱诸美德，虽不是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独有的内容，但它作为世界普遍实践的道德，至少也为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所蕴含。因此应该承认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中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有价值因素。李大＄１）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     

儒学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

在儒家哲学中,价值非仅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其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儒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内涵,而非对人性做静态的分析。儒学即心言性,即情言心,将“知”理解为人的存在所本具的智照、定向和主宰作用。其所主人性本善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儒家所言道,是在实存差异实现之“通”性上所显现出的一个形上超越性的“一”,其达道之途径,可名之为“旁通而上达”。“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这一价值和形上学系统,既凸显了一种即伦常日用而达超越的实践品格,同时亦体现出了一种尽性、成己以成物的价值平等精神。     

德性与伦理规范刍议

道德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存在某种道德的普适性,也不表明当今社会毋须对普适伦理的寻求.康德的道德既是德性又是规范性;既是道德主体之自觉,又含有道德本体之意味,两者是内在统一的.然而,西方社会因历来政治、法律重于伦理道德,更多的表现为外在的规范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之不同,是以内在规范和道德自觉之统一为其特征.传统的规范性道德理论,面临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道德无序的局面,已无能为力.德性伦理的复兴,并不排斥伦理规范,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规范,使德性和规范在更高的层面得到内在统一.     

孙中山"心性文明"对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是基于时代与实践的需要,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人文主义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形成的以道德文明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内涵是丰富深刻的,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道德文明建设仍有借鉴价值.     

扩展与收敛：现代新儒学中的仁学——以冯友兰、牟宗三和杜维明为中心

现代仁学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是在现代生活世界中重建一个以道德为统摄(仁体统摄)的文化人生系统，还是只将道德作为文化人生的某个特殊的部分或领域。因此，现代仁学的开展中关于道德“本体性”强弱的思想线索有二：一是仁之本体性的“扩展”方向，二是仁之本体性的“收敛”方向。冯友兰明确否定在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上讲道德，甚至肯定一个“非道德”的生活领域。牟宗三致力于道德形上学的建构，认为仁体既是道德(狭义)的根据，也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此乃“一本仁学”之极致。杜维明所建立的“精神人文主义”虽主张存有连续中的精神性，但其仁学收敛于“修身的人学”。现代仁学的“扩展”与“收敛”形成了多元化的儒学开展。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开拓性探索

冯契在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做了开拓性探索。首先,将价值界定为为我之物的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物与我的关系中,是主客观的统一。其次,价值的形成包括两大环节：一是主体在评价活动中运用评价的语言将蕴含意向、意象、意味等构成的评价意义（即“意蕴”）表达出来;二是主体在包含理想、意愿等观念结构的“意蕴”规范下从可能界中创作、实现价值。再次,价值具有真善美统一的特征或属性。价值的“真”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真理,促使自己的目标现实化,也就是使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价值”的善是广义的好,即为我之物能满足主体道德、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价值的“美”指为我之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了审美对象。最后,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文化蕴含了价值,不同的文化体系承载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既蕴含了权威主义和独断论的负面价值观,也培养了勤劳、勇敢、爱智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等正面价值观。     

诚信建设与价值导向

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传统诚信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使“天然性诚信”相应地走向“建构性诚信”。诚信在道德价值体系中属于基础性的规范 ,这种基础性使诚信建设具有优先性。诚信建设既要承接传统、面向现代、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协调 ,又要充分展现其层次性 ,使之成为攀登更高的道德价值目标的起点。     

德性·知识·人格——论唐君毅“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

“本心德性论”是唐君毅哲学思想的理论根基。在形上学的意义之下，唐君毅所论的“本心”得以全幅开展。于是，德性借仁德(“至善”)之设定，描述了自身道德的原因性；德性对知识之规范，展现出道德价值的交互性；德性立成德之目的，赋予了人格塑造的理想性。通过三个层次的分析，唐君毅给出一个充盈着道德理想的哲学反思历程，展示出“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以期在直面现代思想的困境和挑战时，能够动态开放地重塑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     

近代伦理转型中礼义廉耻思想的发展

管子提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认为这些道德规范对国家的存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代中国的伦理转型在中西方伦理文化的碰撞中发生.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强调民众日常生活要讲求礼义廉耻,试图以这一传统道德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近代礼义廉耻思想与传统礼义廉耻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与区别.礼义廉耻思想对于当今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讲求礼义廉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践礼义廉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坚守礼义廉耻,继承优秀道德传统.     

习近平文化视野中的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在关于文艺与文化的重要论述中,多次涉及到"中华文化精神""中国人审美追求"、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立足文化的视野与高度来探求如何继承中华美学的精神品质与传统价值,如何再现和重塑中华美学的魅力,从而实现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统一。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何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华美学精神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原则与方法。在当下市场化的时代语境中,复兴中华美学精神就必须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化审美风范",而不能"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唯有如此,中华文化才可以真正影响、引领、矫正、提升人民的审美修养与文化品位,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和而不同”

文化全球化问题由隐而显,这个历古常新的话题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命运,探寻传统文化在其目标和机制中的现代价值,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整合的统一,提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经典儒家的精髓思想“和而不同”在其视野中的重要价值。文章从趋势和过程两个角度出发分别探讨“和而不同”在文化认同中的目标价值和在文化整合中的工具价值,阐发经典儒家精神的现代价值,指出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人类文化的大传统,其过程则是传承与创新、冲突与融合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