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一汉代的儒学独尊,自汉武帝始。据史书记载: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见,董仲舒的对策,旨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从而结束了汉初黄老刑名之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是汉代统治阶级在统治思想方面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它标志着儒学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儒家的经义断事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史称“以《春秋》决狱,以《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治河,以三百五篇(指《诗经》)当谏书”,就是对这种统治意识的真实写照。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据苏舆《董子年表》),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他少年时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母生。汉景帝元年(前156年)与胡母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汉书·董仲舒传》)。曾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被任命为江都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误读及其由来

<正>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一语,因不同的句读而有不同的解释,成为古今一大疑案。概括起来,对这句话的句读和理解,主要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杨伯峻:《论语译注》)。具体解释为:对于老百姓只可以使他们顺从,却     

董仲舒“性三品”说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的: 例如:“与孟子性善说以及荀子性恶说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其所谓‘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即以性三品为前提而发。人性的上中下三品,即《实性》篇所说‘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这种三品说的荒谬,在于他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而把贫贱的被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恶’……最恶心的是他对万民之性的论述,所谓‘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的命题,是古代奴隶定义的中世纪再版,所不同的仅在于农奴须待教化而已。”(《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113—114页)     

论上海楚简《民之父母》的“五至”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所载《民之父母》一篇,文字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等传世文献互有异同。以简文与传世文献相互对勘,可知其中所述“五至”说涉及的问题实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简文“五至”的相关内容,载于《民之父母》的第三简至第五简,连读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探诂

《论语·里仁》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牵涉到“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可是,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解释清楚了。汉代以来的各家注解,虽算不上歧说纷纭,却也有些不同的说法。现在知道最早对这句话作出解释的是西汉时的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杨恽传》引用作:“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氏说的正是“君子、小人”之别和“义、利”之辨,后人在解释“君子喻…     

为“侈靡”问题答欧阳卫民同志

很高兴看到欧阳卫民同志关于“侈靡”问题和我商榷的文章——《侈靡就是奢侈》(《管子学刊》1991年第2期),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使我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为了问题讨论得更加深入,再对一些问题提些看法,以就教于欧阳同志。首先谈一谈方法论的问题。有些问题常常是这样情况:从理论上,或者说从道理上讲,应该是这样,可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这在处理上便会发生困难,依谁为好,我的意见是不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方仙道的产生和发展——《论方仙道》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加强了,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露出来,并逐步得到确认,表现在宗教发展史上便是怀疑天命鬼神和重民轻神思潮的兴起。叔兴反对“陨石于宋”是天降征兆(《左传·僖公十六年》)、子产反对禳慧星除灾(《左传·昭公十八年》)和反对榮祭龙免水灾(《左传·昭公十九年》)、弥牟反对取征于鬼神(左传·定公元年》)以及季梁的“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太史嚣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上博竹书《从政》篇与《子思子》

对上博竹书《从政》篇进行分章排比,可以看出其每一段落都应以“闻之曰”起始,“闻之曰”其实与“子曰”相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从政》篇都与保存在《礼记》中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子思著作相近相通,也就是说,《从政》篇与史籍著录的《子思子》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孔丛子·公仪》所记鲁穆公与子思的对话,更可说明《从政》篇乃《子思子》佚篇。     

也谈利建侯——并与李衡眉同志商榷

《周易·屯》卦的卦辞是:“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何谓“利建侯”?《易传·象》辞训释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于是历代先儒皆“牵经附传”,二千多年来,无不以“利建侯”为“宜建立诸侯”。正如李镜池先生说:“在《易传》里,《小象》最不像样,有时顺着《彖》辞敷衍,甚至胡说乱说”(《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因此每读《周易》,常与李衡眉同志有同感,觉得与卦义不尽相副,但又百思而不得其解,去年见到李衡眉同志的“利建侯新解”(《周易研究》89年2期),对他不囿于古训,独辟蹊径,勇于提出新解,深受启迪和鼓舞,但反复思考,又觉得他把“建     

廉耻说

廉耻说甘甜华东《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廉耻：“廉洁的操守和羞耻的感觉”。这就明确无误地将廉洁与否上升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高度,廉即光荣,不廉就可耻,泾渭分明。廉洁,在官即是不损公肥私,不贪污受贿;在民则为不贪财货,立身清白。古人视廉洁为“仕者之...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开头就说 :此书“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 ,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冯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又说 :“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 ,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 ,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 ,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9年版 ,第 2 0 0页 )张立文教授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 0 0 0年第 2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 :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文章。笔者受冯、张两先生的启…     

析“时中”在孔子生存境域中的魅力

一、中在《论语》中 ,孔子提到“中”的次数并不多 ,“允执其中” (《论语·尧曰》 ,下引《论语》 ,只注篇名 )、“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 (《子路》)、“力不足者 ,中道而废” (《雍也》)、“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雍也》)。依后人注解 ,常以“中”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论语》对此解提供了不少的佐证 ,如孔子论君子、论为人 ,要做到“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矜而不争”以及“文质彬彬” ;论从政 ,要做到“惠而不费”、“劳而无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春秋繁露》五行说辨

对董仲舒只讲阴阳不讲五行、而《春秋繁露》大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并非董仲舒所作,至少《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有问题的说法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进行了辩论,认为在讨论《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思想理路论真伪,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的倾向。单纯的文献考证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黄帝在道教中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从祭祀拜祖与道教根源谈起

在古汉语中,“祭”之义为“祀”,《说文解字》称“祀,祭无巳也”。祭之字义从月(同肉),从又(同手),从示(祀神)。意思是说,用手拿着肉(祭品)献给神明享用。《孝经·士章·疏》的解释是:“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这种解释与《说文解字》的字义训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古     

上帝喜爱公平,竖立公正——诗篇九十九篇四节

西安碑林藏有一座清代留下的《官箴》碑,碑文言简意赅,仅36个大字: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公生明,廉生威。”大意是说:官吏并不怕我严厉,却怕我廉洁,使他们不敢用贿赂等手段收买、利用、欺骗一个廉洁的人。真正的威严,是从廉洁来的。百姓并不怕我的权力和能耐,却慑服于我的公平和公正。只有一个公平、公正的人才能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