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常人”——儒家生生伦理学对一种流行观点的修正

尽管海德格尔的"常人"概念主要是生存论意义的,《存在与时间》也不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生存论意义与伦理学意义不能截然分割。在海德格尔那里,"常人"这一概念具有难以否认的负面色彩,这种倾向在其后来思想的发展中不断加强,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思路与其不同。儒家生生伦理学以伦理心境解说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这就决定了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在本质上属于"常人"的范畴。虽然追求善的生活不能满足于"常人",但这一步工作仍有重要价值,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堪。成德成善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从"常人"状态中解脱出来,而是做好"常人"。     

在善与善之间: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及其批判

一、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是“善”与“善”之间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伯林把它视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上如何揭示善的多样性、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二是在方法     

王弼政治哲学的逻辑、价值与意义

如果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知识和命题的集合,[1]则意味着所谓哲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应用很大程度上与人或社会的价值或利益诉求相联系.这如果对以知识论为旨归的西方哲学来说乃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洞见,那么对于以政治、人生为主题的中国哲学来说则可以说不过是一种平实的概括和总结.但这应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思想与思想间的逻辑关系,更应该关注思想与现实的意义关系,并把前者置于后者的基础之上;毕竟逻辑关系具有无限可能,其最终落实乃决定于意义关系.     

论政治的正当性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自古以来,人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从不同视角对政治正当性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历程,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是人类政治同"善的生活"逐渐统一的历程.政治与"善的生活"的联系,在历史、法律和价值三个方面得到不断揭示和深化.政治的正当性,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应该获得其成员承认的价值根本,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它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与社会、政治家与公民有效结合的基础;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对谋取"善的生活"的不同方法和途径,决定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变更和形式.     

论价值一元论与价值多元论

价值一元论与价值多元论历来是价值学和伦理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西方,自19世纪德国哲学家、“价值哲学的创始人”洛宰(Rudolf Hermann Lotze,1817—1881)提出价值学理论以来,有关价值的统一性(或一元性)与多样性(或多元性)、以及价值的特性、层次、系统和结构等一系列重大价值学问题,便日趋成为人们探讨和争论的焦点。在我国,这     

柏拉图的至善之谜

柏拉图的伦理学中最高的概念是"善的型",也就是"善本身"或者"至善"。他从未阐明"至善是什么",甚至认为这只能是一个留给读者的谜语。通过梳理《国家篇》、其他对话和书信中关于至善的线索,基于文本分析和语境还原,有可能追索"至善之谜"的答案。至善不仅在柏拉图的元伦理层次上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而且在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美德伦理学、教育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因而可以透过多维度对其进行把握。     

政治生活如何走进伦理学

政治生活走进伦理学涉及"应当"与"能够"两个方面。政治生活"应当"走进伦理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政治生活的本质和伦理学的目的。政治是有关公民之根本利益分配的所有方面,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公共秩序",这是使社会良序运转的直接基础;政治应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政治权利、公平的经济权利和多样化的精神产品。伦理学作为关于善与正当性问题的学问,除了规定个体行动者之行动的正当性之外,还必须规定集体行动者(企业、行政机关、国家)之行动的正当性。因制度性缺陷和权力滥用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比个体因不遵守伦理规范造成的损失更大。政治生活接受公民的伦理反思、批判与规定乃是公民的正当性要求,在伦理学中应有重要位置。政治生活"能够"走进伦理学的现实条件取决于伦理约束权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必要性在于权力拥有者可能有利己动机;其可能性在于执政者因有德性而产生的自律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监督。     

"本体论"与"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两个向度

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就是本体论向度与伦理学向度.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之所以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总是"反形而上学",并非是人们的形上本性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将形而上学视为单纯的"一维性",总是用一个向度来取代或遮蔽另一个向度.而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也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     

论西方古典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生活,因而伦理学首先就需要研究神性、人性和物性,也就是研究万物的"自然"。但思考自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为了认识神明,也就是最高的善,从而走向德性。在思想领域,"认识"本身不是目的,达到道德的高尚性才是,因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认识"的限度,这也是属人的根本"义务"。义务在于行动,行动必须以智慧和良善为前提。德性乃是理性的保证,理性与德性的连接点在于"完善",达到存在的最高境界。研究这种境界的哲学不是知识的展示,更不是概念的思辨,而是治疗灵魂使之达到德性的生活方式。古代伦理思想的基础在于大写的"理性",其目标在于"高尚",其方法在于"义务"。理性的根本任务在于以自然天道为基础的"致良知"。     

构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基于劳动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所有权最终导致了对所有权的否定,这是自由主义劳动所有权理论的悖谬之处,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正是通过劳动所有权批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近代政治哲学有关劳动所有权问题转化为资本所有权问题,即从"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研究。就此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基于某种需要的"外在嫁接",而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内生关系",正是基于劳动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筑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思考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写的"资本论"或者大写的"法哲学"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构成了大写的"政治哲学"。     

正当与善:优先性问题的问题

在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存在正当与善何者优先的问题,而它又可区分为内部优先性问题与外部优先性问题,不注意这种区分可能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陷入混乱.并不是所有伦理学都存在内部优先性问题,不过,在那试图合理解释实际行为评价的伦理学中,无疑可能存在优先性问题.对于某些特定的伦理学来说,优先性问题或许是一个基本问题,只有回答它才可能对行为作出合适的评价,但并不是所有伦理学都同意这一点,因而把它当作伦理学基本问题并没有充分的根据.     

《理想国》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吗?——对于成官泯教授的一种回应

《理想国》是一部关于什么的著作,一直是柏拉图思想研究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基于对《理想国》题目、内容和国内外众家之言的考察,反对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的仅把它定性为政治或政治哲学著作来加以研究的视角,而是主张:(1)《理想国》主要处理的不是,也不仅仅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关心的涉及国家学说、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史以及人与社会应当有怎样的关系问题,而是着重讨论了幸福论框架下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长期关注的一个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以及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基本问题;(2)《理想国》不只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并且不主要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是一部道德哲学著作或一部反政治的著作。     

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性问题

与古典政治哲学相比,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哲学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伊壁鸠鲁派是其中对现代性影响最深远的一派。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以唯物论为基础,建立了快乐主义伦理学,其政治约定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基本安全,因此自然与礼法之争丧失了古典政治哲学中高贵的神性,而且体现庸俗的计算理性。伊壁鸠鲁思想与现代性的关联体现在霍布斯、马克思和后现代哲人身上。霍布斯继承了伊壁鸠鲁将善等同于快乐,政治德性变成了人追求虚荣的好名。马克思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启蒙精神,通过批判宗教和社会启蒙来实现个体的自由。后现代哲人继承了伊壁鸠鲁的"自我快乐"和"自我治疗",致使整个社会愈发陷入虚无和颓废中。     

政治美学与马克思的人学重构

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重大创意之一,是通过最美人性去反思"存在本身的完美性",并指出最美人性不是现实的人,而是对人的概念的彻底理解;哲学是创造人性之美的方法,即创造关于人之为人的知识的方法。柏拉图以此将政治哲学变成了政治美学。马克思把"在自由联合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当作人的更高存在的概念,从而把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带入对最美人性的思考,恢复并光大了柏拉图政治美学的原初问题。但马克思对人的思考采取了与柏拉图不同的路线,即不是悬搁现实的人去直接呈现人性之美的概念,而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反思性规定去超越现实性。     

“后政治”时代政治与道德关系的反思——论墨菲的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的民主思想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共存、如何处理相互对立的问题.它试图以多元对抗取代理性共识,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结合起来,以“公共关心”和“公民身份”等政治的“善”取代实质性的“共同善”,探寻与现代民主价值相适应的权力形式.墨菲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并没有割裂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重新“链接”,借用精神分析伦理学拆解政治价值与西方现存权威话语之间的联系,保留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互动张力,把政治伦理主体的生成视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集体认同过程.这种民主方案呈现出共同的“政治善”与多元的“道德善”相结合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政治与道德区别和联系的独特视角,但墨菲的研究视野停留在民主的政治想象维度,且具有夸大对抗、差异、多元作用的倾向,从而使其理论建构性不足,局限于话语分析,难以深入到社会现实本质.     

不安意识作为原意识——再论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是列维纳斯哲学的标志性主张。学界多从列维纳斯前期《总体与无限》的思路来理解这一主张。根据这一思路,列维纳斯是通过把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展示为一切客体化思想(包括存在论)的条件来论证伦理学为第一哲学。但在其哲学思想的最后阶段,列维纳斯深化了对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论证:他不再是通过将伦理学视为存在论的条件来证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而是通过展示出前意向性的或非意向性的原意识是一种伦理性的"不安意识",通过阐明哲学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关于"存在之正义"的伦理问题,来证成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这一证成深入到了原意识层次,而且严格说来已不是论证,而是通过对原意识之伦理性的现象学描述来表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列维纳斯的这一新证成是对其前期伦理思想的深化与完善。探讨他的这一工作既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其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主张,也有益于推进列维纳斯伦理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比较和会通。     

工程伦理生成的道德哲学分析

当今,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道德困境,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工程伦理在现实中常以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思考道德可能性,"何以有善"的贫弱现状下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善如何可能"赋予工程伦理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的道德哲学涵义,指出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价值关切。"善之必然"深刻关注我们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并关涉工程伦理的价值指向。"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善之必然",三者构成了工程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     

政治的价值基础及其维度

一政治的价值基础 如果说政治的经验基础主要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那么,政治的价值基础则主要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在现代意义上理解政治,一方面需要我们回答政治何以是现实的表现;另一方面,更需要我们追问和回答现实的政治是否就是人类追求的政治.     

善与正当性: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

文章从善与正当性这两个概念来探讨孟子政治哲学的内在架构,区分了作为事物之属性的善与实体之善,认为在孟子那里善是与人的存在直接相关的范畴,分析了善内在关联于人与世界的意义创生的深层含义;考察了正当性的双重意义,即个人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和政治领域内的正当性,指出孟子并没有将这两者加以清晰区分;并且指出善更多地具有作为整体的实质的价值意义,而正当则更多地是一个单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概念,并且往往带有较强的形式色彩,其基本含义与一定的原则、规范相一致。在上述区分和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初步厘清了善与正当性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孟子是如何将具有形式意义的正当性加以落实的,最终得出正当性从客观的天命落入行为主体的理性自觉之自主性中的结论。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动态

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流派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传统,其思想实质与马克思发动和实现的哲学革命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要实质性地推进该领域的相关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前提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差异、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与问题域、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某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经济关系,而是指向其道德伦理规范;强调理性认识在社会结构形成中的建构功能,甚至将经济关系本身也纳入这一建构的对象之中。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路径相比较,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反的研究路径。本文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为依托,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检视和分析,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动态,进而更全面地探寻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