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研究与基督教中国化思考——以柏格理早期在云南传教尝试为例

本文以柏格理在云南传教的尝试为例,论述了柏格理在对云南社会文化了解的基础上,逐渐调整既定的传教策略,采取适应中国社会的方法。本文认为个人的品质与修养,意志与信心,是任何时代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必备的素质,这一点从柏格理身上已经得到印证;此外,了解社会、融入文化,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任务,也是基督教为中国人民真正接受的前提。     

传教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字创制活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滇、黔、川边活动的传教士为了便于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教义、教理,在少数民族信徒的帮助下,先后创制和推广了几种少数民族文字。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创制了老苗文;英藉内地会传教士富能仁和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东创制了老傈僳文;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库森、欧.汉逊等创制了景颇文;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文生创制了拉祜文、佤文;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等创制了黑彝文。这些文字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少数民族的生活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论朱熹的“理生气”

《朱子语类》有"理生气"的说法,人们以为这是朱熹的观点。朱熹之理是形而上的,超越于经验现实,这便是"静"。"静"之理无所谓生死。朱熹之气是形而下者,它本身便能够生万物。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的关系是本末、体用关系,而不可能是经验性的生的关系。故理不生气。事实上,将理视为静理,恰恰体现了朱熹哲学的思辨性。《语类》记载可能有误。     

论朱熹在理气论上的创造和贡献

本文集中地论述了朱熹在理气论上的创造和贡献,这就是他是正式提出和全面系统讨论与解决理气关系问题的第一人;他比前人更清楚、更明白地论证了理与气的区别;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发挥了前人的"理在气先"和"理一分殊"的命题,深刻地揭示了"理"的涵义和"理"的多层次性,着力地考察了"理"的"分殊"的一面,把"理一"看成是能动的、生生不已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触及到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问题;他提出的"阴阳者造化之本"的气本论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气息.     

论朱子哲学中的“太极”与“理一分殊”

朱子的"太极"概念静态地说,有造化大源、理之极至、极好至善的含义;动态地说,"太极"概念又呈现为:开始只是一生理本体,即"月印万川",中间"太极"又演化为"类极",即"一实万分",最后,太极又成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表德或总名。"理一分殊"命题既表现为本体(理体)与现象(气化)之间的"月印万川";又表现为"类极"的"一实万分",即太极本体到宇宙万物之间各种"类极",也就是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一类事物之"类理"和其所包括的所有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太极全体和宇宙万物的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同气异"。"月印万川"、"一实万分"、"理同气异"等"理一分殊"命题,其中所蕴含的"理一",既是本体、类理,即"形上之理",还是"生理"。因此,"理一分殊"既是作为"形上之理"意义上的"理一分殊",同时也是在具体事物中所呈现的生生而条理的过程。     

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重思罗钦顺的“理只是气之理”——学术史与哲学史交织下的新理解

罗钦顺的理气论所关注的不是理气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而是理气的统一性问题。通过"理只是气之理"这一命题,罗钦顺表达了理气间的"本质-现象"关系:理是本质、是体,气是现象、是用。在罗钦顺的理气关系中,气不是与理无关的纯粹惰性质料甚至恶性质料,气实质上是理的现象。罗钦顺强调的于"气之转折处观(理)"与理气间的"本质-现象"关系一脉相承,他并非是要强调主体意识与客观实存的二分。     

绘画材料的质理转换

绘画材料的质感与肌理是绘画形式语言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绘画的重要审美内容。在传统绘画中,画面内容与材料质理之间的正常的逻辑关系表达了"物"、"象"、"意"三者的契合,并因此带来相应的审美愉悦。而在现当代绘画中,往往突破"质理"与"物象"之间的正常逻辑关系,产生因突破审美惯性而带来的审美心理落差,从而引发特异的审美体验。材料的质理有着丰富的多样性,通过媒介材料的不同状态,不同运用方式,都能产生不同的质理美感。材料质理的借代是物象与其本质质感属性关系的解构与重组。材料通过对质理的"借代",使"本源物象"具有了"对象物象"的质感属性,从而使"本源物象"产生新的审美意象。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朱熹论“理一分殊”中的同一与差异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体现出朱熹对同一与差异之辩证关系的思考。从"理一"来看,朱熹反对空谈"理一",而注重辨析"分殊"。因为空谈"理一"会局限于抽象的同一性,这并非天理的真实内涵。天理之中固有地包含着差异性,这个差异性从表面上看是"理一"与"万理""万物"之"分殊",从本体论看则是"太极之理"与"阴阳之理"的"分殊",即"理"自身就具有内在的差异性。有差异的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秩序结构,这一整体性的秩序结构与它内部具有差异性的事物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相互界定的关系。同一性在天理作为整体大化流行的统一体层面上,才脱离了自身在开端处的抽象性,最终成为了活生生的、具有实在性的实存。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理一分殊”的现代重建——论刘述先儒学探索的核心线索

刘述先试图在一个新的系统中将"理一"与"分殊"重新糅合成一个整体,这个新系统的重要特色是适度消解"理一"的实体性、绝对性,使得"分殊"与"理一"获得同等的本体论地位,这样,"分殊"的文化创造才得以解放出来,分殊领域中的"价值依归"和"价值中立"才得以并存。其"理一"实际上蕴含着两种重要指向:一是"终极关怀",指向安心立命,在儒家即仁心的托付;一是"规约原则",指向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融通。     

主宰谓之帝——朱子哲学中“理”的主宰作用

在朱子思想中,"理"是"气"的主宰。朱子对于理之主宰作用,从诸多方面予以了说明,而朱子所说的理之主宰分别体现于本体和流行两方面。在本体上,主宰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在流行上,主宰体现为理则和理序。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发展历程

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贯穿了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始终,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内圣"坎陷"外王";二、"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三、"仁心觉情"收敛"智相";四、"无执的存有论"坎陷"执的存有论".从以上的发展线索来看,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具有一个逐步内在化、形上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这一阶段具有关键的意义.     

称手(zuhanden)的"知—道"——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现象学分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与其"心即理"的核心思想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且二者都与其解决"物理吾心判而为二"的思想困惑密切相关.阳明思想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在生活"之中"的"投入"体验.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生活中的活理自然是"知行合一"的.把知与行分作"两件"时,已不是"知行本体",即不是知行的原本状态了.知与行的原本状态是自然的合一的,是"紧切着实"的关系."行"是"知"的不可分割的构成性的边缘境域.     

治国理政的哲学境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与辉煌绩效,从根本上讲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坚持、自觉运用与切实践履。把人民至上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用"以人民为中心"书写对历史主体的实践自觉;以创新为魂激发治国理政的澎湃动力,在自我革命中实现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用不忘初心守护治国理政的精神家园,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贡献中国方案传递治国理政的天下情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推动世界和谐繁荣进步。这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知行合一,既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远境界,又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十九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演进

理学的西传得益于"理"概念的译介。《印中搜闻》、《中国丛报》、《中国评论》三种报刊及麦格基、理雅各等人的汉学著述中关于"理"的译释,保存了十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最原始的文献记录。翻检中学西传史上"理"的英文对译,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在接受中国理学文化时的心态以及曾经出现的分歧与争论,后者对于理学文化的西传无疑产生过推动作用。     

“神”与“理”：王夫之“神理”论中的画学思想

"神"与"理"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传统范畴,也是王夫之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王夫之将两者结合提出"神理"论,认为创作和审美要以"神理相取","神理凑合"时就会自然怡得,创作应该"穷物理""尽思理"且超于象外。这与古代画学思想具有共通性与共识性紧密相连。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