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先天教现状初探

明清之际涌现了大量的民间教派,康雍年间,先天教1脱颖而出。光绪年间,先天教从福州传入莆田地区,民国时期是先天教在莆田发展的鼎盛之期。经过建国初期的"极左"冲击,莆田地区的先天教依然顽强蛰伏,并延续至今。现在,莆田地区的先天教有30多佛堂,基本上以女性的斋姑为主,仅个别佛堂还保留一些先天教的经典文献。面对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就业和生存平台的多样化,弃婴渐少,先天教人才凋零后继乏人,关门的斋堂在在有之,其式微没落之势不言而喻。加上正统佛教的竞争,年轻的斋姑进入佛学院后纷纷皈依三宝,空门化是自称"佛堂"的先天教不可抗拒的未来。     

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

本文根据历史记载讨论了妈祖生前成长为谓洲屿女巫以及殁后被民间祀奉和受朝廷重视的情形，针对海内外妈祖庙供奉制度，分析其儒释道融合的特色，指出妈祖神庙中儒释道的圣像或神像一起供奉，这种形式上同在的现象，反映出佛道二教和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在儒家主导文化的影响下都有了涵化；儒释道的融会贯通是妈祖信仰最深刻的文化底蕴。     

梅山教文化圈与南岭走廊多元宗教研究

梅山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长期传播,形成南岭走廊以梅山教信仰为特征的宗教文化圈。本文通过梅山教文化圈历史文化地理、梅山教文化圈与南岭走廊关系及南岭走廊各族群梅山教信仰的考察,以分析梅山教文化圈的形成及梅山教的特质。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有着广阔地域和多元族群影响的梅山教最具典型性。梅山教从湘中向西南地区辐射并传承至今,说明梅山教是适应南岭走廊文化生态的民间宗教。     

戏神田公元帅信仰的道教渊源与仪式特色

田公元帅是闽台两岸著名的戏神、道坛神和村落保护神,其多元信仰文化的形成过程,生动地体现了文化累层叠加的理论。历史文献与田野作业均显示了田公元帅信仰的道教渊源。在宋元新出道法盛行的背景下,田公(太尉)信仰形成了一个主事"和合"的风火院神明系统;在民间道教闾山派的影响下,该信仰发展出了一套用来"降神附体"符箓和咒语,甚至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以傀儡行法事的"闾山梨园教"。明代田公(太尉)信仰与民间傀儡戏戏神田智彪信仰产生复合,这使得田公增加了戏神的神格功能,而唐代乐手雷海清信仰在明清戏剧异常繁荣之际的"加盟"则大大稳固了田公的戏神地位。作为戏剧行业神,其神格功能也对道教田公元帅信仰产生了反作用,使得其咒语带有"啰哩嗹"的和声,其仪式呈现出浓厚的戏剧性色彩。戏神田公元帅信仰的解构精彩展示了历史上道教与戏剧之间的深度互动。     

《三一教研究》评介

<正>民间宗教是传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将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典章制度与民间习俗、精英与民众联结在一起。流传于福建莆田地区的三一教,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民间宗教。2011年底,浙江大学哲学系何善蒙教授出版了专著《三一教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细读之后,笔者真切感到这是一本研究民间宗教的力作。本书的特点,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系统严谨、深入浅出"。     

莆田金幢教现状初探

金幢教自创教之初就杂糅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教义教理上外佛内道的特征显著;在信仰体系上,金幢教迎合了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观念,既崇拜本教的神明和创教祖师,又崇拜佛教和道教的某些神明;在组织结构上,与其他民间宗教有很大不同,祖堂和分堂的关系错综复杂,分堂往往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宗教仪式方面,金幢教的仪式种类十分丰富,外佛内儒的仪式过程相对繁复.目前莆田金幢教约有近180座佛堂,主要分布在沿海乡镇.在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今天,金幢教也面临着教内分派传教、各自为政,佛堂首领及信徒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吸收信徒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可以预见金幢教的传教脚步将日趋缓慢,但是还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其将与民间信仰结合越来越紧密.     

私人性与公共性: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中国,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被认为是"私人事务"。而民间信仰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一直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内容之一。组织化的民间信仰改变了乡村社会力量结构,影响到乡村秩序的形成。尤其在"信仰危机"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信仰的民间信仰角色较为关键,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势在必行。为此,必须要正确认识民间信仰,重视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强化科学理性的政府管理,积极创造民间信仰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均衡点;加强法治建设,营造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的氛围;加强乡村建设,构建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的社会基础。     

“混生”的文化:傣族社会中的祭“寨心”仪式——基于双江县公很村的田野研究

傣族社会中的"寨心"信仰就是众多民间信仰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内容丰富的民间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宗教信仰教构成了傣族的信仰体系,这种"混生"文化在融合后更具有生命力,能够完整的展现傣族的信仰、观念、历史、服饰、饮食等多方面丰富的内容,成为延续傣族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城镇化背景中的民间信仰代际传递机制研究——基于溪村和东镇的个案比较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地域性特征明显,这种特征的形成与"人—地"空间的固化有必然关系。当城镇化的到来改变了固化的"人—地"关系,民间信仰还能代际传递下去吗?文中基于对城镇化背景中的两个个案的比较分析后,指出民间信仰代际传递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讨论微观家庭成员代际互动频率和强度对民间信仰习得性的研究;亦不能简单的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必然会带来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危机。相反,应更多的关注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人—地"空间变化,及空间内资源的配置关系对民间信仰代际传递机制的影响,如此方能把握民间信仰代际传递背后的实践逻辑。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的神灵系统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具有多元信仰的特质,其多元神灵系统受儒释道三教影响颇深。论文通过对梅山教的三峒梅山、梅山法主、梅山教的民间土俗神、梅山教神坛的道教神祇的考察,认为西南少数民族梅山教多元神灵系统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格局下文化涵化的结果。     

“世界宗教”视野下的中国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民间信仰(宗教)具有制度化程度低、分散性强等特点,且与其他宗教的界限不清晰,因此学术研究中很难对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统计和测量.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民间信仰及其研究存在许多争议的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Center) 2012年发布的全世界宗教信仰人口数据的分析,并通过观察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尝试通过"他山之石"认识中国的民间信仰,并关照其相关研究.本文所言之"世界宗教”视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世界宗教格局”定位中国民间信仰;其二,从非洲宗教的变迁,从作为世界第三大宗教的印度教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民间信仰的变迁,思考中国民间信仰的持续兴盛的动因,并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中国性”.     

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研究

当前,海外华人民间信仰在发展中出现了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现象。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时已然形成的跨地区的香火网络.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前海外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华人所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是迫使海外华人民问信仰走向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促发因素。一些影响较大的宫庙试图通过跨地区的信仰网络来构建自身权威的行为,则进一步加快了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步伐。     

男人的祖先,女人的神——贵州群乐人宗教实践的性别差异

汉族社会民间信仰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民间信仰实践者在宗教活动中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入手,对贵州北部群乐人的祖先信仰、冲傩和神庙信仰近几十年的演变进行了细致梳理,认为群乐人宗教实践的重要特点是:男人倾向于家内的祖先信仰,而女人却倾向于家外的神、鬼信仰。而这种性别差异现象是传统汉人社会性别结构在宗教领域的一种投射,其后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     

"边缘-核心转换":区域神明信仰策源地的形成及特征--以福建为例

策源地的形成及特征是神明信仰区域化研究的关键问题.福建作为中国历史上民间信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为信仰策源地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在对福建主要区域神明信仰的逐一考察中发现,其策源地区位特征从区域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渐次演变为区域经济的次重心(或核心)、区域文化的次重心,而与区域行政、文化中心保持某种微妙关系,并与信仰的地域扩展及信仰主题的逐步确定,具有深刻的共生性和共时性,我们将之概括为"边缘-核心转换"特征.实际上,它是区域市场体系及地域网络发展的产物,是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治在空间结构上的曲折反映.     

地域社会变迁与民间信仰区域化的分异形态——以近800年来福建民间信仰为中心

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与佛道教发展息息相关却又独具特性,民间信仰的区域化既是民间信仰地域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更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地理学的重要主题。本文以我国民间信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福建为中心展开研究。福建沿海与内陆地区民间神明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南宋时期,福建沿海地区佛道教信仰式微,民间信仰取而代之,并在民间神明的敕封总量与信仰取向上与内陆趋向分异。沿海神明信仰的区域化进程相应展开,明清时期尤为显著,进一步形成与内陆分散化态势明显不同的体系化格局,而这一体系化又是在"高层—低层"之间形成地域层级的转换中逐步实现的。这不仅是地域社会变迁的深层反映,更隐含着地域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内在关联中经常被忽视却又是关键性的特征。     

从丧葬"道场"看成都东山太平村客家人的信仰

太平村客家人丧葬"道场"中的各种礼规,杂揉了人为宗教的内容,凸显了儒家思想与释道二教合一、宗教信仰服务于民间信仰的特点,体现了客家人复合性的信仰特征.多种信仰渗透在客家村落的民间生活中,强化了客家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保持客家族群传统文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天后宫到林孝女祠——国民政府宗教政策之灵活性探究

天后宫是供奉妈祖的神庙,曾经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在民间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进入民国后,反迷信运动逐渐高涨。国民政府后于出台了多项控制迷信活动规定。妈祖信仰因此受到了极大冲击,各地不少天后宫被捣毁或者挪作他用。对此福建莆田林氏家族十分痛心,遂上呈地方政府并请转呈中央政府,希望能保护供奉其祖先的妈祖庙宇。国民政府研究后批准保护,然规定必须改为林孝女祠纳入先哲类供奉。此举一方面回应了社会精英反迷信的诉求,另一方面又适应了下层大众百姓的精神需要,达到了去一神而为社会道德建设添一利器的目的。此事为国民政府恰当处理民间信仰问题的成功典范,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在社会各方势力挤压下做出的灵活决断。     

开展场所创建活动 引导发挥积极作用 福建省漳州市开展“优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创建活动

正福建省漳州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10平方米以上有4700多座,其中有人管理的3600多座,纳入民宗部门管理的541座。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多数分布在乡村,每个村少则1座、多则7至8座。2014年起,漳州市民宗局在全市开展"优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创建活动,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建设与"富美乡村"建设融为一体,共同规划、同步建设。每年评出一批"优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给予授牌,做为环境建设的示范点,推动     

“仪式承包者”与民间信仰类型的建构——以陕西炎帝信仰及其精英关系为例

本文以炎帝信仰所建构出来的三种信仰精英为研究对象,采用民间信仰"仪式承包者"这一概念,并且以炎帝祭祀的仪式承包者为中心,论述炎帝信仰过程中三种信仰精英、仪式承包者的形成及其影响,讨论民间信仰精英如何以其仪式承包者的身份,构成了炎帝信仰三大类型;进而通过炎帝信仰的官方和民间两大话语体系的梳理,说明"正祀"与"淫祀"两大信仰传统的整合与分别,并没有直接转换为当代信仰类型的合法性要求,而是在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体现出炎帝信仰类型中不同的仪式承包者与各种人群、利益、资源和权力关系间的复杂交织,最后形成了以炎帝信仰为基础却体现为三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方式。     

明清弘阳教与华北地区药王信仰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华北地区弘阳教创教背景、药王信仰特征以及弘阳教新发现药方、《救苦忠孝药王宝卷》与弘阳教等方面内容，探讨药王信仰在弘阳教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新见华北弘阳教药方是明清道医文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深究。《救苦忠孝药王宝卷》是道文化在民间的传承，渗入了百姓的生老病死与日用伦常。华北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发祥地之一，药王信仰亦是考察道医文化在明清民间社会传衍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