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吕方何为恶,恶的价值本质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日常语义中,恶被视为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客观事实,恶就是生活中那些诸如贪婪、残暴这类东西。伦理学则认为恶是一种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的范畴,说某种行为是一种恶,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否定性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但在我国,这类研究不够深入,许多问题未能从新角度展开。本文着重研究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基本范畴的“恶”,并通过对“恶”的价值内涵、结构形式、文化功能等问题的分析,进而对“恶”作一种文化上的解答（以下打引…     

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本原,人对天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上,天与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道德与天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即"天人合德".     

论人道主义作为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

人道主义是近代以来关于人类主体性认识的思想观念,倡导对于人性的尊重和弘扬,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是现代道德文化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分野。人道主义是人类追求的普遍道德价值——人的独立自主成为现代文明的道德共识、人道主义理念成为现代道德文明的核心价值、对于人现世的关怀成为现代道德文明的基本向度。人道主义与集体主义都将人的存在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话语,分享着相似的价值理念,两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内在关联。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治国理政理念的全面体现,明晰了"以人为本"治国理政理念的价值导向,诠释了"以人为本"治国理政理念的价值内涵,树立了"以人为本"治国理政理念的价值坐标。     

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其最后的成果则是优雅人性和高尚道德人格境界的养成。文化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信仰、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等多重重大使命。面对普遍的"文化失序"以及文化自身内在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功能日渐弱化、钝化的严峻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义上,以生成中的、成长中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气度的"大中华文化"之价值重建的立场和姿态,按照文明人类之道德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着力培育市场化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公共性伦理的生活生态,整饬业已"碎片化"的道德生活现实,创制具有典范性、引导性的人类共享的道德价值,引领人类逐渐回归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与自我拯救之路。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道德哲学之“伦理生态”系统的形成

一、个体与共同体:道德主体的确立关于儒家的道德哲学,我们充分注意到两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道德并不是人的自然天赋,而是人基于其生存的现实性而被社会化的结果。但是,即便在儒家那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将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性的基本维度;“礼”的制度,至少在其本来意义上,实质上即是以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为观念前提的。第二,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以及道德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实际上是两个既相互密切关联又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在儒家那里乃被转化为个体奉行道德的必要性,其最为深刻的阐述来源于孟子,强调道德性即是人的存在性…     

信息风险与“信息人”的伦理责任

信息风险,是信息由外部扩展并渗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因人们的非科学处理方式而引发的"客观风险",通常被称之为一种"必然存在"。信息风险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消解的逻辑起点是"信息人",即是具有一定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且形成基本信息素质的抽象存在。从责任到伦理责任,是"信息人"道德层面的提升,它不仅对消解信息风险有着重要的道德价值,而且还是"信息人"消解信息风险的道德诉求。     

中国传统社会促进道德理念践行的经验

中国先哲为推进道德文化理念的践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道与天道相感的理念在社会各阶层人士心中激起践行道德的敬畏之心与自我纠错的动机;劝喻与垂范并行的措施通过价值导向与行为示范引导臣民弃恶向善;赏善与罚恶互补的机制则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心理以得失利害激励民众自觉地检束身心;动情与晓理相促的方法借助情感和理性的力量促进人们接受并践行道德要求;修德与养生紧联的道理则顺应人类向往身心健康这一基本需求,为道德践行提供内在的心理支撑。总结这些经验,探讨其动力机制,将有助于激活与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

因尼采探讨了道德价值的起源，区分了两种道德，倡导强者道德，重估一切价值，抨击西方文明，设计未来生活，人们通常正确地把尼采视作道德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然而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尼采还是一位形而上学家，虽然他仅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他完成了形而上学的终结。’尼采认为，重估一切价值，是他对于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所提出的公式。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认为，正是由于尼采的“价值重估”，现时代的精神运动才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公式。然而，价值重估的前提是“上帝之死”。毫无疑问，尼采给西方哲学带来的颤栗与他的“上…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荀子》“性朴”“性恶”续辨

《荀子》的人性观是"性朴"抑或"性恶",此二者关系为何,是《荀子》人性观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学界对《荀子》是"性朴"说还是"性恶"说的论争,是因现存《荀子》文本中有内在的矛盾。《礼论》主张人性"本始材朴",提出"非道德"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无固定的道德方向;《性恶》则试图论证人性为"不道德"的。这两种人性观的背后,善恶评判方式亦截然相异。《礼论》之性朴说背后的善恶评判,将人类行为分为善的、恶的、善恶之外的三类;《性恶》的人性说则建立在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评判上。评判方式的不同亦可通过《性恶》与《礼论》的修辞印证。     

“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从“认识心”到“道德本心”——对荀子“心”的分析

受西方哲学影响,我们往往从认识论角度来解释荀子的"心"概念及天人关系,"天"被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心"则被判定为具有道德能力的认知主体,从而截断了人"心"与"天道"之间可能的贯通途径。不止如此,我们还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来考察荀子的道德学说,认为它缺乏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认为自然的"天"根本无法充当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基础。荀子没有将道德的根基落在人"心"上,他要表明的是,道德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建构起道德大厦,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价值作为依托,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天道"。"天道"落到政治生活中,便是制度和礼法。"心"充当了"天"和"人"联结的纽带,同时也是制度和礼法"制作"的发动者,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人"向"天道"的回归。     

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意义：以赛亚·伯林的文化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以赛亚·伯林坚信文化对人具有特殊意义。他通过对维柯和赫尔德为主的反潮流思想家的解读,在价值多元主义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一种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并非是普遍单一,而是多元并立的。文化的差异性仅仅是人类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呈现,并不能形成一种囊括所有文化模式的人类共同体文化体系。从这种文化多元论出发,与个人自由相对的族群归属必须在肯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阐释。社群与历史文化之归属感是人类的根本需要,个体必须归属于群体并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认同——亦即身份认同和肯定,否则将会在强制性同化中导致身份的丧失。伯林强调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的意义,强调文化不应该是单调的、统一的规则和格式,坚持在共同价值前提下尊重文化多元性和差异性,这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普世主义梦想的一种反省、批评与自我纠偏。透过自由主义阵营中以伯林为代表的文化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可辨识出一条穿透西方普世价值话语之迷雾、阐释族群归属和身份认同之意义的思想道路。     

孟子对“善”观念的改造与重建

孟子将"善"纳入人性论,通过明确人本原的自发的道德倾向,"性善"成了道德所以可能的基础。在"性善"观念中,"善"的含义就是"道德善",它是人类共同体秩序和道德的表达,因此道德的含义就是人自然的道德倾向与人类"共同善"之间的统一。以"向善"的共同趋向为基础,人类的"基本善"就是一种实存的价值,"公义"也因此成为可能。基于此,建立一个"善的"人间秩序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行的。     

道德选择与善恶因果律

选择 ,是人类所特有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一定形式 ,是个人在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之间进行取舍的一种特殊活动。道德选择 ,作为一种现实的活动 ,正是人们在多种可能性之间或在某些矛盾冲突的复杂情景中所作的善恶选择。它总是建立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之上 ,这种心理活动不仅仅是通常所简单认为的那种内心善恶搏斗 ,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利弊权衡过程。而这种对道德选择的权衡 ,又与人的本性紧密联系。一、道德选择的人性基础人是利己的 ,还是利他的 ?从古到今 ,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中国古代 ,就有人性善恶的说法 ,而以儒家的“人性本善…     

“美好生活”的自由逻辑

"美好生活"概念凸显了生活的真、善、美及其统一,蕴涵内在的"自由"逻辑。"美好生活"的自由逻辑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日常性和自在性,美好生活是人的一种感性的自我享受的"常态自在"生活,即一种"受动中能动"的日常生活;二是精神性和超越性,美好生活是人的一种灵性的自我价值实现的"积极自由"生活,即一种不断充实和拓展精神生活空间的道德生活。新时代"美好生活"构想,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思想,反映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诉求及其自由面向,标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愿景。     

“塔克—伍德命题”的后半段——对“非道德的善”概念的批评与改进

"塔克—伍德命题"不仅试图表明,马克思既不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也反对以不正义的名义谴责资本主义,而且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根植于人性之中的自由/自我实现才是马克思开展批判的真实缘由。根据该命题,基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善"的批判在有效性与合法性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基于人性的自由/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批判才真正有效。但是,马克思对人性等概念早已做出严格限定甚至清除。与"自由/自我实现"相比,通过"阶级利益"来解释"非道德的善"才更加贴切。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比资产阶级的更加普遍和真实,可以有力地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阶级利益的"非道德的善"和作为正义的"道德的善"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取前舍后的关系:后者可以经由前者得到解释和定义,并在"妥为安排"之后与前者相兼容。     

宇宙和谐与"生态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考

西方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uislaw Malinowgki)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in-tegrate whole),它"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它也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apparatus).[1]这种意义的文化已涵盖一切人类生活,可分析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习惯和信仰与理念五个层面,与文明同义.我们在这里着重强调作为信仰与理念的文化,指特定社会和群体人们所信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现代科学和现代人的美学观念,因为它是人类构建文化的核心范畴.     

斯洛特移情关怀伦理学的价值内涵及其局限

斯洛特试图超越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立足性别差异的道德视界,从英国情感主义道德传统和近年来道德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人类普遍"移情"的关怀伦理,由此探索一种可兼具解释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的总体伦理学方法。他确立起"移情"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试图证明无论行为者的道德义务或公共道德事务均应以"移情"为基础。基于此,斯洛特将移情关怀伦理视为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适合道德领域的新道德情感主义。尽管这种移情关怀伦理的确在道德领域具有普遍性,但本文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表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亦难以兼及所有行为规范,更不足以取代理性成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全部。     

“亲亲相隐”的人性魅力解读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所贯彻。亲亲相隐之所以会成为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共同选择,是因为这一制度符合人性的需求,体现了"仁爱"的人性自然亲情,是"孝道"这一基本人性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在继承、改造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亲属拒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