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伦理的基本要求及其在志愿服务领域的体现

共享伦理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三个:一是人民利益至上,这是共享伦理最为根本的要求;二是尊重人民的主体性;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志愿服务领域,人民利益至上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为社会公益至上;尊重人民主体性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尊重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自觉自愿性、维护志愿服务对象的尊严这两个方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慈善救助和伦理关怀上。     

论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

家庭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内含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家庭政策促使社会道德具体化和现实化,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促进社会治理,厚植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奠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家庭政策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才能实现其道德价值。     

试论道德意志在个人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使命

在支配道德行为的诸多道德意识要素中,道德意志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到道德行为的中介环节,是道德意识的最终体现,是道德意识向道德行为转化的最后阶段,是实施道德行为的直接动力因素.道德意志内在的实践本性体现了道德行为主体特有的"实践一精神"特征,细致地呈现出个体道德意识的求善意向、自我决断以及克己精神,对于公民个人品德的形成和恒久持存有着重要的作用.     

志愿服务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彰显与弘扬

集体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互助合作和无私奉献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当代阐释。志愿服务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内在统一、相互契合,前者是后者的外显形式和实践方式,后者是前者的内在动力和行为目标。志愿服务通过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和互助合作、无私奉献的伦理精神,实现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彰显与弘扬。     

以道德模范引领新时代中国道德风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要发挥好以道德模范对新时代社会道德风尚的引领作用,必须使道德模范体现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必须加大对道德模范的宣传力度,提高其对公民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引领力;必须努力提高公民向上向善的伦理自信与道德自觉,建立社会"立德优先"的良好氛围;必须建立健全社会的奖惩制度,使"好人有好报""老实人不吃亏"在法治的意义上成为常态。     

试论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的意义、影响因素及其途径

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不仅可以提供稳定的慈善资金来源与大量的志愿服务,而且体现了现代人的风险共担与社会责任意识。但由于当前社会的道德下滑、缺少具有感召力的慈善楷模,加之受中国传统慈善观念影响以及行政命令式募集等都削弱了人们对救助他人的责任感,普通人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不高。本文希望通过塑造慈善文化氛围、强化现代公益精神、建立小额捐助机制等方式,逐渐建立以普通人为主体的慈善捐助新体制。     

论孔孟儒家伦理精神的基本特质

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准确把握儒家伦理精神则必须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解孔孟儒家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伦理精神的关键在于厘清孔孟儒家理论的核心关切。而孔孟儒家的核心关切正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伦理精神主要包括了:"志道据德"、"为仁由己"与"慎终追远"。其中,志道据德是孔孟儒家伦理的整体价值导向;为仁由己是其伦理实践的执行关键;而慎终追远则为为仁由己提供内在动力。回归孔孟儒家的伦理精神是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摆脱当代社会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径。     

论共产主义牺牲精神

党的十二大确定,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特征。并指出,在思想建设中“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把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展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风貌,也向各族人民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崇高体现,是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础环节。探讨这一课题,当前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共产主义牺牲精神,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十九世纪,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急剧发展.使无产阶级找到了社会历史的物质根源。从该世纪三十年代起,在大机器生产中得到训练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这一社会土壤,批判地     

社会主义荣辱观: 时代伦理精神的体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的伦理精神同样体现在那个时代、那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道德观念之中.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新的历史性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有力的道德精神保障.     

孟子视野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与建立机制

战国时期,既有规范及其精神基础崩解,孟子在孔子"仁学"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体系,主张普及道德信仰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孟子视界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中,"尽心知性以知天"规定了道德信仰是理性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孟子又赋予道德信仰形而下的意义,主张社会人伦提供了培育道德信仰的具体情境,要求行为主体以践行人伦规范的方式来显现道德信仰与道德情感,从而有效调整社会运行秩序。孟子仁政说强化统治者在推行道德信仰中的功能,期望国家权力给建立道德信仰以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困境、成因及完善思路

志愿服务的发展程度是社会发育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志愿服务发展迅速,但还存在着一些困境,表现为总体规模不大、组织化程度不高、专业化程度不高等。这些困境与志愿服务的制度建设滞后、治理模式缺乏及一些错误的观念相关。我们应当从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四个方面,努力更新志愿服务观念、完善服务机制。     

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性道德观的建构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及西方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伦理觉悟""道德革命"的主张,传统道德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打破的桎梏,性道德变革作为道德革命的一部分,成为知识分子探讨的重要内容。近代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性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建构现代性道德。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倡导性自然观,肯定性的正当合理;批判传统性道德的禁欲和愚昧,主张性解放,宣传性科学;反对包办婚姻,提倡恋爱和婚姻自由;抨击封建贞操观,强调女性作为人的性权利。近代基于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建构的性道德为现代性道德奠定了基础,为当代性道德教育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     

新加坡道德治理概述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道德治理承担着"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发挥着调整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社会作用。新加坡在道德治理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通过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公共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治理经验的总结,可以为我国整治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与参考。     

论公民社会价值的引入与德育指导思想的调整——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德育内容的解读与思考

"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对德育工作的指导价值有着一种建构性的设计,给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价值"两种内容和方向有所不同的指导价值。德育指导价值的这种设计思路,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社会道德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一方面既要向未来公民社会中通行的社会价值靠拢,因为这是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延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价值传统,继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方面的现实作用。德育指导价值上的这种建构性设计,符合我国社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需要。     

儒学的最高目标:道德抑或艺术人生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儒家学说的最高目标是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建构,其艺术审美精神是经过道德过滤、为道德服务的工具。其主要论据是:儒家经典著作里很少涉及美学和艺术;当儒家谈到艺术审美时总是强调其道德意义;儒家的审美理想"中和"本身是一个道德理想。但是基于《论语》《孟子》等儒家基本经典的精神,逐一审视这些论据,可以看出儒家学说的终极目标其实不是道德责任,而是人生艺术的创造和欣赏的美学境界。在儒家的价值观中,道德或者是达到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一种方法,或者是作为这个最高目标的一部分而得到肯定的。     

社会个体身份演化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公民精神是公民素质的重要反映,其发展程度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研究我国社会个体身份从臣民到人民、从人民到公民的演进路向,以及公民精神的发展轨迹,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国的公民精神。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依附性"臣民"长期存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精神无从显现;改革开放前"人民"的政治权利被有目的地放大,忽视了本质性的公民精神;改革开放后个体的发展,为公民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确立,对公民精神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公民精神的成长,呈现出短期性、渐进性的特点。     

论第三次启蒙的构想及其基本思路

启蒙社会的思想大多会因为时代发展而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发生在农业社会以激活人的精神存在为使命的"权力启蒙",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启蒙时期思想家祛魅的靶子;发生在工业社会以人格概念为制度基础、以激活人的物质存在为路径的"法的启蒙",同样留下了"绝对缺陷",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道德黑洞",并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彻底的"风险社会"。张康之先生的《论伦理精神》是新时代、新技术、新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根据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治理要求,突破了第一、二次启蒙的思想界域,提出了人的三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将道德存在应用于合作的社会并嵌入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弥补了第二次启蒙的"绝对缺陷"。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设计的重大思维转变。人的道德存在的提出、理解和应用是第三次启蒙的基础,没有道德存在的第三次启蒙难以可能。     

道德精神的社会资源支持

道德精神是对道德的敬畏、向往和坚守的心理意识和精神态度,培育道德精神离不开社会资源的支持。其中,制度作为最基本的道德是道德的基本保障;文化资源可以为道德的坚守培土;风俗或风气作为社会道德的评判机制有助于道德权威的确立;民族事件是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可以塑造对道德精神的崇高感。     

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心性观比较

"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据现传《易传》可知,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在阐释《周易》时,强调仁义之道源于天地之道,肯定人的道德精神的作用;这种思想以"恒德"说为核心,主张通过体认天地恒常之道实现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但是《易传》对天地之道与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为我们补足了这一理论缺环。其内容着重于德义精神,重视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其中的阐述和传世《易传》一起构建起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儒家“三纲”伦理的现代反思

"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传统儒家道德体系的"总纲",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批评。一些人认为,"三纲"体现的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是一种误读。其实,"三纲"体现了儒家"仁义"和"仁爱"的伦理精神,目的是为了协调社会秩序,其本质内涵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体现小我服从大我、个体服从全体、部分服从整体的"抽象理想"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视野下,应该抛开片面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全面地审视"三纲",从中汲取合理的价值资源,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