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公共性的产生与公共性的生产

在公共性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公共性产生与公共性生产两条逻辑线索。其中,在公共性产生过程中存在着封闭语境下产生的"形式"公共性,以及开放语境下产生的"真正"公共性;在公共性生产过程中亦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生产路径。而就市场经济已步入深化期、市民社会日益发展以及行政改革持续推进等现实背景来看,当下中国公共性的生产应该选择"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轨并行的路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我国现实官僚体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任务型组织的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型治理

作为一种后官僚制时代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显然更能适应后工业社会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的特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任务型组织成为公共治理的新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使管理更为碎片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整体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出现.在整体型治理理念的指导下,任务型组织在组织结构、组织预算、管理技术以及组织运行上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

马克思具有丰厚的公共性思想。人与社会的互动是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世界,是马克思公共性存在的客观基础;公共利益是马克思公共性的基本要义,是马克思公共性的核心所在;自由是马克思公共性的价值旨归,是马克思公共性引导和规范未来的实践图景。三者层层递进又互相融合,共筑着马克思公共性大厦。虽然马克思没有对"公共性"进行正面地论述,但其公共性在唯物史观中是以蕴含性的方式存在,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和历史观的立场方法和逻辑来理解马克思公共性的生成。     

公共性:西方行政学发展的重要价值趋向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区别于私人管理的根本属性,它昭示着行政学理论的核心理念与恒常价值.而主流公共行政理论中所呈现的"管理主义"特征,造成了西方行政学"公共性"的衰微.在"宪政主义"学派的努力下,当今西方行政学的"公共性"开始觉醒和复苏.未来的西方行政学必须重新树立"公共性"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在"公共性"与"管理性"二元价值趋向之间实现统一与整合,走出"身份危机"的阴影.     

民间宗教的公共性及其变迁——基于甘肃中部的田野考察

研究民间宗教既需要关注个体在宗教活动中的精神心理满足,也需要关注宗教活动的组织过程。传统嵌入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活动,除了具有满足私人信仰功能之外,还在维系地方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在后一层面上提出民间宗教活动的公共性质,认为宗教活动组织方式以及信仰活动中的象征资源是建构社区共同体和地方"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部分。民间宗教活动的公共性本质上是产生于社会秩序的公共性,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村落的共同体属性。近代以来的政权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消解社区的功能性,瓦解社区内部结构,打破社区边界,随着农民私人生活方式的扩张,社区不再成为共同体。与之相伴,脱嵌于社会结构的民间宗教活动偏向私人性一端。     

重建医学哲学学科的"公共性"

作为医学科学技术类硕士生的一门公共课,医学哲学学科有其独特的"公共性".医学哲学学科当前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整个知识系统"公共性"的丧失和它原有的"公共性"的失效.医学哲学学科必须在新语境下重建"公共性",才能寻回自身的合理性.医学哲学学科的"公共性"需要从开放性、批判性、学术性、介入性、当下性和人文性等几个方面来进行重建.     

论康德的"公共性"及其理论价值

在学术界对康德思想的讨论中,"公共性"问题却被忽略.而这恰恰是把握康德政治哲学特质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看来,任何政治判断都应该是一次"启蒙".而启蒙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正是由于理性的公共使用,政治判断才有可能成为批判的、辩论的共识,进而才能获得深厚的民情民意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康德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并赋予其新的意涵,从而凸显了"公共性"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转向意义.     

趋向于公共性的近代政治发展逻辑

政治是人类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通过政治发展而得以实现的.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政治就出现了现代性的转型,这是政治获得普遍性的过程,开放性和公开性都是政治获得普遍性的途径.行政是政治的重要组织部分,政治的普遍性在行政这里是以公共性的问题出现的.行政的公共性需要在它的公开性中获得和得到保障.易言之,行政的公开性不足,就会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和猜疑,公共舆论也就得以兴盛,如果行政具有了充分的公开性,公共舆论就会失去迷惑公众和煽情的功能.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规划

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哲学语境中的公共性:概念、问题与理论

“公共性”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哲学范畴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不过学界普遍认为,“公共性”概念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与阿伦特紧密相关的.西方学者基于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公共性理论.其中杜威、李普曼、阿伦特和桑内特的“公共性”是批判性的范畴,但是哈贝马斯把“公共性”范畴引进到政治哲学中来,“公共性”范畴的批判色彩逐渐淡化,到罗尔斯那里成为确证“公平的正义”不可缺少的背景性支撑.阿伦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理论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他们的公共性理论既有联系又存在显著区别.阿伦特的公共性是政治生活本身,涉及的是人的生存境况,而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公共性则是用来论证政治原则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涉及的是人的交往理性和推理能力.     

论中国古代官僚制的基本价值特征及其制度性缺陷

中国古代专制官僚制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形态,作为国家组织结构和形式,是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形态下最严密的统治和行政体制。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官僚阶层的“阶级伦理”,与此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僚体制所独具的基本价值特征：适应现世的世俗理性主义精神;合法化基础的价值一元倾向、“官本位”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形成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缺陷：国家制度民主的荒漠、体制的形式合理性缺乏。     

单位制与“工业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单位制的研究成果,虽然多选择由国有工业企业入手的研究路径,但却对单位制起源、形成进程中"工业主义"这一重要面向重视不够,更多地强调了单位制的"组织"、"统治"、"控制"、"整合"、"福利"等功能及其社会革命的含义。事实上,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要素,从单位制起源和发轫期开始,"工业主义"便从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组织模式等层面深深地嵌入到这一进程之中,深度地影响着其发展演进。单位制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原则而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造方案,既体现了现代性,同时又在"去资本主义化"的前提下,表现出其范型的特殊性。作为一种以激进方式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单位制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却无法使其发展持续化,进而抑制了工业主义的发展,表现出其与工业主义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预示出单位制走向变革的必然性。     

浅谈媒介公共性

大众媒体作为将社会公器，不可避免的与公共事件和公共群体之间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介公共性可谓是媒介传播的最本质属性之一。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公共性问题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命题，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浅谈媒介公共性，以期有所裨益。     

组织认同研究新进展:基本概念及其形成、整合机制

组织认同起源于社会认同理论,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本文以社会认同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身份"与"认同"为出发点阐述了组织认同的概念内涵及其多重性与动态性,结合组织认同的多重性以及动态性本文着重分析了组织认同的产生、整合机制以及变异模型。最后,笔者对组织认同研究的不足之处、组织认同与其它理论的关联、本土化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及展望。     

现代社会伦理的歧出及其形态学方法创制

历史演化当中的每一轮社会变革都会引发伦理道德方面的思考,从而推动社会伦理形态的建构由隐晦逐渐走向清晰。在意识形态冲撞和激越的社会变革中,近代知识分子之建构中国社会伦理现代形态注定就是一桩无法完成的事业,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本身充分展开之后作为形态学意义上的社会伦理范型方才显现出来。当前,财富之恶与权力之罪已经最大限度暴露出来,市场原子主义对权力公共性的侵蚀与权力寻租一道制造了现实社会的"伦理空场",致使社会伦理出现扭曲性生长,伦理普遍性无从体现。对此,可以借重法哲学与精神哲学对财富与权力之伦理本性的揭示来检视现实社会伦理之殇,同时通过揭示韦伯"理想类型"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来为建构现代社会伦理形态提供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思考方向。     

后疫情时代的宗教公共性问题——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五大危害公共安全的宗教聚集事件

宗教在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中曾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时,宗教也受到瘟疫的塑造。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以及公共卫生与疾控体系的建立完善,宗教在这方面的直接作用已淡化。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各国宗教界大多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采取相应措施,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但也出现了诸如韩国"新天地教会"、法国"基督教开门教会"、以色列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东正教圣餐礼仪、印度伊斯兰教宣教团体等数个宗教聚集而引发病毒扩散的事件,这些事件强化了后疫情时代宗教公共性问题的紧迫性。     

重叠共识与公共辩护的抱负——答张途与惠春寿

张途和惠春寿对《辩护的政治》的评论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公共辩护的"辩护性"与"公共性"的含义、体现方式上。张途认为相较于其他强调公共辩护的认知面向的理论家,罗尔斯的公共辩护优势在于其公共性。而惠春寿恰恰认为《辩护的政治》中所阐发的公共辩护没有体现公共性。惠春寿同时认为必须对重叠共识的角色做更为现实的理解,才能说明辩护性问题。《辩护的政治》对"公共性"问题的说明确实过于简略,需要修订补充,而在全面准确地理解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的理论抱负及"双重视角"辩护策略的前提下,公共辩护的"辩护性"是可以获得合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