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训诂即义理:钱大昕在义理和义理之学上的权宜之计

清代学者钱大昕是最为典型的考据学家,考据就是他学问的全部。其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都与宋明的义理之学迥异其趣。然而,钱大昕不只是考据学家,他还是虔诚的儒者,因而他即便对义理和义理之学持否定态度,也不得不以明道为旨趣。基于这种特殊心态,钱大昕只能调停于训诂和义理之间,祭出"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     

儒学“学科”的历史面貌及建设现代学科的必要性

正学科,顾名思义是学术的分类,某一科学领域可以有不同的分支,某一个分支可称为学科,它往往是人们出于研究的方便或管理的需要而将其加以分别。其实中国古代已有"学科"的划分,孔子最早将其划为"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曾国藩又将"四科"视为为学之术,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经济,曰辞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杂著》卷四)这四科与孔子所说四科有关联又不完全相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辞章之学、政治或管理学等学业科目大体相应,总之,学     

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的大业,既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不仅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哲学上也有所作为,丰富和发展了晚清理学的狭小范域。一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但是在儒学诸多的学术层面中,曾国藩所毕生研究和服膺的是理学,在“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中首推“义理之学”。曾国藩所谓的义理既不是心学之义理,亦不是实学之义理,而是程朱所阐发的理学之义理。他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205页)曾国藩不仅对于义理之学坚信不…     

从“原心定罪”到“以礼为断”——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清代公羊学以常州之学为代表，而礼学考据一脉也有参与公羊学研究的倾向，以扬州学者凌曙为代表。凌曙的《公羊礼疏》开创了以礼说公羊的研究方法，将基于心性的公羊大义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学术史上有其独到的价值，引领了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宋学”的历史考察与学术分疏

"宋学"的理解在学界有很大差别。本文试图将"宋学"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回到"宋学"命名、定义、研究的元明清学者是如何看待"宋学"的;另一方面还联系到宋代文化的背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考察宋代学者是如何标榜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宗旨。由于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义理之学",以解决现实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文化功能意义,故而"宋学"的外延应该包括整个宋代的不同学派和学者。     

庄存与的《尚书》研究 对《尚书既见》的新解读与新看法

庄存与的《尚书》研究专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为主,认为考据训诂之学并非研究经学的核心部分,这与其长期身为上书房师傅有密切关系,龚自珍于《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中称庄存与此时以学术开帝为己任;而伪古文《尚书》存废之争使当时的经学研究朝向以汉学为主,汉学多崇荀子,庄存与以孔孟为正道,对当时学术的趋向充满忧虑,故以学术自任,欲以其学开天下学术之先风,使士人治经回归至以探寻孔孟之义理为主,而非专注于汉学之考据,为此庄存与撰写《尚书既见》一书,以《书序》为依归,不分今古文之异同,直探孔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本意,并阐述《尚书》中所蕴含的《春秋》微言大义,开启常州学派以《春秋》之义贯五经的先风。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论戴震哲学的结构与含义

小引 戴震生当清王朝政治统治相对稳定的雍乾之世,社会经济由恢复走上发展,阶级矛盾尚未严重激化,学术界则笼罩于经学考据氛围之中。戴震从数学、天文、名物、训诂之学开始其学术活动,他的哲学别具风格。他的目的是批判程朱理学,方法是“由故训以明义理”,以儒家几部经书为依托,寻章摘句,剖文析字,以“疏证”为名义,对程朱理学展开全面而集中     

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周易正义》的注疏特色

从形式上来说,唐代的注疏之学,是在南北朝的义疏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至唐初孔颖达注疏《周易正义》时,受了南北朝义疏的影响,即以一家之注为底本,兼采诸经、诸家之说。而从内容方面来说,《周易正义》则以儒为宗,兼采老庄之说,并掺杂佛风,同时,重义理而不废象数,是儒家思想主导下儒、释、道三家合流、象数与义理互融的结果,在学术上显示了兼容并包的盛唐气象。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意旨发覆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是一部系统探析与评判汉宋易学象数学与数术学的专门之作,其研究之高度与广度都远超局限于宋易或汉易的前贤与后学。后世对该书之认识与评价多局限于考据辨伪方面,既未能照见其所具之思想意义,又未能论及其总体之学术宗旨。该书前三卷论汉宋象数易说,黄宗羲以考论《河图》《洛书》与先天图为平生得意之笔。这些考论除了在考据上能发先儒所未发以外,在理论上则关涉到对理气关系的重新勘定。在认为汉宋象数易说多为"伪象"的同时,黄宗羲在该书中也试图建立他的易象学,其宗旨乃是将象数义理会归为一。后三卷论汉宋拟《易》援《易》之数术学,黄氏之首要目的是为了揭示此类数术学之真相,从而将之与《易》本身之象数区别开来,但其对数术学的肯认与研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与其气化宇宙论、经世观念和历史演变观都有密切的关系。以今日之视野观之,该书由于过分强调经典之"真"而将与之不合之象数易说定之为"伪",没能看到汉宋象数易说在易学理论上的创新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思想意义与价值,此为其局限性之所在。今日之易学象数学研究当承继前贤而再翻新篇。     

经史、义理学的重建:刘咸炘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化

晚清以降,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逐渐瓦解,经学史学化与义理学哲学化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环节,中国学术的整体性被现代分科之学所替代。刘咸炘重新阐释经学、义理学与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开掘中国传统学术的精义,探寻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出路。刘咸炘会通儒道,提出经学统摄子史,通过道家圆通广大之史观阐发儒家义理的精微之处;儒家义理学以性善为本,因时创制群体原理,在性情与理智、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有机系统;人事学意义上的史学在"博学于文"的文史之学与"学为人之道"的义理学之间建立相资为用的能动关系。考察刘咸炘建构推十合一学术系统的宗旨,或能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中,探索义事兼备、知识与道德相贯通的人文学术系统,为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周晓光著:《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

“义理、考据、词章”的治学主张,由清中叶桐城学派首先提出。该治学主张,乃是对清中叶以前不同学派学术路径的高度概括和经典总结,并对后世学术研究影响至深。在此基础上,后人又增添“经世”一法,终于形成以“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为内涵的中国传统治学主张。“义理、经世、考证、词章”的治学主张,短短八字,看似简单,实践起来,殊非易事。近读周晓光先生新著《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研究》),给人有“冬去春回燕归来”之感。“义理、经世、考证、词章”的治学主张,博大精深,随着社会的发展、时…     

陈庆镛与道咸学术

陈庆镛是道咸士人承认的汉学家。因其学术背景、仕宦经历及个人性情,他与道咸学术格局的诸多趋向多有交集和互动,其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转变是观照道咸学术流变的一面镜子。晚年陈庆镛提出"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格言,主张立足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和实证方法,倡议会通汉学、宋学和经世学三种学问,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追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救济时艰。纵观陈庆镛的学术人生,他以政学会通、汉宋会通、考据经世会通的特点,为复杂多元而又交相为用的道咸学术作了说明。     

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

本文认为 ,中国古代学问内在的学术理路是以形上直觉思维为本质特征的。顾炎武学术首次突破了形上直觉思维传统 ,开创了以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思维方法。清代考据学者吸取了顾氏学术中的归纳法 ,建立并发展了“征实之学” ,其特点是重“实事”而轻“求是”。近代学问主要是传统今文经学的发展 ,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吸纳了“西学”中某些科学思维因素 ,但尚未突破今文经学的思维框架。当今中国学者应该像顾炎武那样 ,既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 ,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气 ,才能站到实事求是的起点上。     

清代经世思潮

一、儒学中的四个基本观念经世、事功、功利、义理等四个观念,彼此间同中有异,而又异中有同。从相同点可以看出四者的关系,彼相异点可以发现各自的特色。宋朱熹（1130－1200）和陈亮（1143－1194）有义理和事功之争,两人始终各持己见。朱高称陈亮的学问为“功利”之学,而浙东学者则称之为“事功”之学。明王守仁（1472－1528）讲心学,清章学诚（1738－1801）却说“浙东之学,阳明得之为事功。”以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心学转化为事功,这是因为“事”的是非要靠心的认识和判断。人的功利心,其出发点有公有私,这是义理中的义利之辨…     

经典解释与“学统”观念之建构

"学统"观念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宋代理学体系建立之后,在"道统"观的支配下,道、政、学三统构成了理学文化形态的基本叙事框架,思想义理的展开和问题脉络的呈现均与"三统"有关。而笼罩在道统之下的"学统",往往因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经典解释的差异而有所调整,甚至出现典范的转移,所以它的间架又处在不断的重构之中。近代以降,传统意义上的"学统"不复存在了,其内容大致转换成为知识谱系的问题,包括学科分类、研究论域、学问门径及方法等。面对新时代的学术格局,新儒家人物以经典解释为基本的方式,试图说明"学统"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并从哲学诠释的角度努力揭示其现代转化的可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