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問题——和蔡美彪、孙祚民商榷

中国封建时期农民战争問题,是我国学术界近年热烈討論的問题之一。討論中出現了一些重要的分歧。最近,关鋒、林聿时在一篇文章中,从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其中的基本問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孙祚民写文反駁,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討論再度展开。这次討論的特点,是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同阶級观点、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結合起来。这样結合是有益的。就农民战争的討論来說,这次討論,着重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便于使分歧点表現在理論原則上,使討論更加深入。就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而言,結合农民战争,較易避免討論流于概念化;使某些看来是細致的、提法上的差别,在具体应用中,表現出它应有的区别,檢驗其孰是孰非。这次討論,对史学工     

广东省史学界讨论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

广东省《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报道了广东史学界关于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問题的討論,并刊載了李蔭农的《中国农民不是以封建思想来反抗封建統治的》一文,这里分别摘要如下: 广东历史学会于3月3日举行的历史主义和阶級观点問题讨論会,着重討論了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和农民起义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問题。关于起义农民有无自己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問题,許多人不同意蔡美彪关于历次农民起义只能以封建的網紀、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領袖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意見。他們认为,农民是有与封建地主阶級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理論,农民起义是以自己的思想和理論作为行动指南的。有的同志說,从黄巾起义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一文简介

《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发表張立文《論“治統”与“道統”的关系》的文章,对馮友兰去年发表的《关于孔子論仁的思想的一些补充論证》(《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再論关于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题》(《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关于孔子討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三篇文章中提出的“君师分开”的說法,提出批評。作者把馮友兰的观点归納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論的,有所謂治統和道統,君就是封建社会中政治统治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統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級制造幻想的思想家,是屬于道統这一方面的。孔子是为中国封建統治阶級     

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讨论

在孔子討論会上,也涉及到了道德的继承問题。有人在一篇题为《偉大的松柏精神》的文章中,极力颂揚孔子,說孔孟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哺育我们偉大民族和偉大人民”、“现在已被批判吸收,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級、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並說刘少奇同志的《論共产党員的修养》“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会上,李青田、赵一民对这种意見作了初步批評。但对于道德的继承問題沒有从原则上展开討論,会后一个时期也沒有討論。从1963年8月展开了这个     

論孔子关于“仁”的思想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轉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地主阶級有两个来源。一部分的地主阶級是从奴隶主貴族轉化来的;一部分是由商人、小生产者轉化来的;后者是真正的新兴地主阶級。孔子是从奴隶主貴族转化来的地主阶級的思想上的代表,也可以說是向地主阶級轉化的奴隶主貴族的思想上的代表。他的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思想是改良主义的。这些論点都不在本文內討論,只提出来作为本文的論点的前提。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迫切问题

苏联《哲学科学》杂志从1961年起組織了一次关于现代資产阶級哲学批判的方法論問題的討論,先后发表了六篇文章,它們是:A.波利卡罗夫(保加利亚)的《現代唯心主义的一般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針》(1961年第3期);斯克沃尔佐夫的《列宁的党性原則和現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問題》(1962年第6期);捷洛格拉馬吉克的《多元論的方法論与对現代資产阶級社会理論的批判》(1963年第2期);留布丁的《十九至二十世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則》(1963年第5期);阿謝耶夫的《現代唯心主义的若干特点和对它进行批判的方法論問題》(1963年第5期);別吉阿什维里的《是否需要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作內部的批判》(1963年第6期)。最后发表了这里譯出的这篇文章,作为这次討論的总結。在这次討論中,特別在对現代資产阶级哲学的所謂“內部批判”問題上发生了爭論。波利卡罗夫、別吉阿什维里等人提出要采用通过揭露有关观点的內在矛盾来使其自我駁斥的“內部批判”方法,幷认为这种方法是一个尖銳武器,因为現代資产阶级哲学中充满着內在的矛盾。阿謝耶夫則认为所謂內部批判不是馬克思主义理論所特有的,更不可能是同現代資产阶级作斗爭的主要方針。在納尔斯基等人的这篇总結文章中,对这次討論作了評价,幷着重对“內部批判”問題发表了他們的意見。他們认为首先应当拋棄“內部批判”这个不确切的术語,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对被批判的学說采取“內部批判”的方法,而是要揭露这些学說的內在的根据不足。而且,这种批判方法还要以社会經济分析、阶级分析、共产主义党性原則等等作为自己的前提、必要条件和基础。     

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和蔡美彪同志再商榷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中,我们曾就中国农民战争問题同蔡美彪同志商榷。在那篇文章里,我們批評了蔡美彪同志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四个論点:(一) 历次起义农民“只是以封建的綱紀、封建的理論来反抗封建統治”,起义农民只能以“封建的思想理論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二) 历次农民起义只是“反对个别王朝、个别皇帝和个别官吏”,“却不曾指向那个制度(按:指封建制度)那个阶級(按:指地主阶級)”;     

关于“心理形式和心理內容”的关系問題

(1)心理学資产阶級思想批判运动后,紧接着提出了許多学术問題在討論,其中也有关于“心理形式和心理內容”的問題,这个問題并不是什么新問題。因为当談到心理学对象时,首先就遇到这个問題:心理学是把心理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还是把心理內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个問題不明确起来,难以确定严正的科学体系和具体任务。 在这个問題的討論中,有人孰为形式和內容是一致的,所以心理內容有阶級性,心理形式也有阶級性。有人主张,尽管心理內容有阶級性,但不見得所有心理形式都有阶級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阶級矛盾性質的問題全国正在展开討論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民族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問題,自八月份起,“大公报”上开展了討論并召开了关于这个問題的座談会,接着“人民日报”也發表了几篇关于这个問題的討論文章。这个問題的討論,对于指导現实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据我們的了解,大体上有下列几种意見: 第一种意見,認为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級和工人阶級的矛盾始終是对抗性的.理由是,资产阶級和工人阶級的关系是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这就注定了矛盾性質的对抗性,在兩个阶級尚同时存在以前,亦即剝削关系尚未徹底消灭以前,对抗性的矛盾是不会消灭的。这个矛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就是主要矛盾,到了全行業公私合营及实行定息制以后,生产关系虽然發生了根本变化,但变化并     

关于我國过渡时期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级矛盾性質問題的討論

我国过渡时期資产阶级与工人阶級之間的矛盾性質問題,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爭論的重要問题之一。人民日报及大公报曾先后發表过不少討論的文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及本刊编輯部为了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推动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曾于十月二十二及二十三两日,邀請北京各研究机关、各高等學校及有关各机关团体的人士,举行了座談会,进一步討論了这个問題。出席会議的共一百三十余人,还有远自南京、济南、天津、石家庄赶来参加的同志。这是展开这一問題爭論以来的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討論会。     

苏联哲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几个問題的討論

苏联“哲学問題”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二期發表了斯捷潘年的“社会主义社会發展中的矛盾及其克服的途径”一文(譯文見“学習译丛”1955年第10期)。这篇文章發表后,苏联哲学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內部矛盾的問题展开了討論,这一討論至今仍在繼續进行。这是一次具有丰富內容和巨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討論,很值得我們重視。現将討論中的几个問题(不是全部問题)的主要論点(不是全部論点)簡要地介紹出来。以下分两部分介紹:第一部分是关于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發展的动力的問题;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問题的其他几点意見和看法。关于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發展的动力的問題,有四种意見:(一) 矛盾是發展的动力或泉     

西安地区心理学、哲学、生理学工作者集会討論阶級斗爭实践中的心理学理論问题

中国心理学会西安分会于4月下旬邀集西安地区心理学家和哲学、生理学工作者在西安师范学院举行了三次討論会。在討論心理活动的阶級性問題吋,对于在阶級斗爭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动型有无阶級性問題,有着不同意見的爭論。 部分同志认为,在阶級斗爭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动型是有阶級性的。理由大体如下: (1)巴甫洛夫所揭露的大脑生而具有的机能,即高級神經活动的基本規律(兴奋、抑制……),即     

关于心理学的对象問题

心理学是一門年青的科学,而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产阶級思想和資产阶級思想,发生尖銳斗爭的場地,所以,心理学中許多根本問題常常发生爭論。去年在我国心理学上发生一次大爭論,是兴无灭資两条道路的斗爭。去年的爭論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有些問題是更明确了,有些問題是尖銳地提出来了。去年的爭論中,許多人指出了在我国心     

从《红岩》谈无产阶级道德的几个问题

在道德問题的討論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見:(一) 无产阶級必须向历史上統治阶級的道德去继承优良的东西,如果不然,无产阶級将在空地上創造自己阶級的道德,那将是不可能的。(二) 在阶級社会里,統治阶級的道德論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一些道德观点灌输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变成了被统治阶級所信奉、維护、执行的道德,而被统治阶級的某些美德和道德因素,也曾影响了統治阶級,为統治阶級所吸收。这意思就是說,在阶級社会里,統治阶級的道德和被統治阶級的道德可以互相吸收对方优良的东西。     

封建道德不能批判继承——与江峯同志商榷

关于封建道德的問题,学术界已經进行了长时期的討論,目前争論的焦点之一,是封建道德可不可以批判继承的問题。江峰同志认为:“历史上统治阶級道德的基本原则、主要的道德规范,其根本观点,是不能够继承的,应当全盘否定。但是,除此而外,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統治阶級中某些思想家、历史人物所留下的个别思想材料中,有些东西,我们还可以借鉴,可以批判地吸取。”“对于历史上某些封建阶級的思想家、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个别道德思想,凡屬在当时起过进步作用、具有人民性,今天又仍有其积极意义的东西,我們也可以借鉴,批判地吸取。”江峰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判继承“个别”封建道德的观点,“对其他統治阶級的道德也是这样”。这就是說,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級的所謂“个别道德原則”,都可以批判地继承。     

湯一介等著文批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工论”

湯一介、庄印、金春峰在《論“道統”与“治統”》(《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2期)一文中,对于馮友兰提出的“君师分工論”、“治道对抗說”,进行了批評。作者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是指統治阶級在政治上的代表,即从事政治經济的人物;而“师”是指统治阶級思想家,即著书立說的人物。大体上从孔子时代起,“君”和“师”就作为封建統治阶級两种密切联系着的代表人物出現。一般地說,他們在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各种各样的幻想,为本阶級服务。像董仲舒和汉武帝共同为本阶級編造幻想的事,决不是个别的。汉宣帝的“石渠閣奏議”,汉章帝的“白虎观奏議”,梁武帝之与肖琛,魏太武帝之与寇謙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汉武帝的“問策”和董仲舒的“对策”說明他们所考虑的都是其整个阶級利益。像馮友兰所說     

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馮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兌之一

(一) 問题的提出近年来,有关历史問题、哲学史問题的爭論,都涉及到史学方法論的原则問题。究竟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也是爭論問题之一;这一争論又首先涉及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問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在近代史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老問题,在新形势下被重新提出来,則具有一定的新意义,頗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討論。問题是由馮友兰先生提出来的。馮先生从哲学及其他科学研究“一般”,历史学只研究“个体”,而“个体”非“类”等前提出发,得出了历史非科学的結論;并把这一問题作为“关于历史研究的一般性的問题”提了出来。     

无产阶级在其自发斗爭阶段是否反对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关于《共产党宣言》一处譯文的意見

在中国农民战争問题的討論中,有的同志从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引出了农民战爭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級的看法。关鋒、林聿时同志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評。他们认为,馬克思主义关于自发性斗争概念,并不包含进行自发斗争的被压迫群众,不反对奴役他們的生产关系的意思。他們在論述中,曾援引《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級在自发斗争阶段的一句話:“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而且是生产工具本身”。今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栏发表了郭作同志的短文,提出《共产党宣言》的这处中譯文有問题,“中譯文同英文版中的原文颇有出入,英文版的原文应譯作‘他們攻击的对象不是資产     

无产阶级思想也具有“普遍性形式”嗎?

讀了馮友兰先生最近发表的文章,觉得有一个問题必须提出来加以討論,这就是无产阶級是不是也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的問题。馮友兰先生认为: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乃是“历史发展中各个统治阶級的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旣然无产阶级也是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級”,旣然无产阶級在革命胜利后也要建立自己的“阶級的統治”,那末,无产阶級也要“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各阶级的普遍利益,把‘普遍的东西’說成是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說,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到了“阶級的統治”(包括无产阶級专政)完全消灭的时候,上述     

评馮定同志的“争取生存”的哲学

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一书,大肆宣揚資产阶級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它的突出的表现是:抹煞人的社会性,用生物学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取消阶級和阶级斗争。“争取生存”論就是这种錯誤思想的集中反映。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一) 首先,馮定同志提出的“争取生存”論,涉及到了关于人的本质問题。什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