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的时代终止了——与A．赖夫的谈话

存在哲学的某种衰弱,对于那些拙劣的模仿者来说,哲学确实“终结了”。但是,作为对世界之谜的描述、对“为何”的追问,哲学本身从未终结,也不会终结。全部哲学依靠持续不断的惊异而生活,哲学思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希望。希望既不同于确信,更不同于绝望,希望不是处在中间,而是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并且不断地碰撞、寻找和发现新的角落和出口。哲学载有神话,而幻想能够保存幻想,在印度或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存在另一种哲学思维。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社会变革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为了变革世界,需要传播现实的看法,陈词滥调是反革命的行为。     

追求智慧

种种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出现,对伦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提供一方——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把即使是最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也导向“学术化”,而伦理学仍然被许多专家们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需要运用极端模糊的专业语言来探究的学科。为了理解对现实世界的严肃道德关怀与哲学所彩取与道德相分离的立场之间深刻的分歧,以及理解在哲学自身中所存在的,一方面要追求智慧,而另一方面又要满足表现伦理专业见解的愿望,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智慧及其与美德、合理性的关系的阐述,以及不同层次的智慧是如何真正被需要的。     

探寻破解不可能世界的哲学——对话《第二次启蒙》

<正>不可能世界是人的限度,也可以说是理性的限度。但是,这个限度是不断地被有限度的人类破解的。人类破解不可能世界的过程和行为,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来阐释,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可以认为是破解不可能世界的一种哲学探险。摆在笔者案头的这本厚厚的书——《第二次启蒙》( 王治河、樊美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出版。下引仅注页码) ,可以视为这一探险的征程。     

论民主困境中的治理变革——读卡蓝默《破碎的民主》

卡蓝默的《破碎的民主》是一本根据20世纪后期社会变迁而思考治理变革的书。阅读这本书,可以看到,管理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对近代以来的民主追求造成了冲击,而20世纪后期的机构改革也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治理要求。因而,必须探讨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在合作理念下展开的,而不是传统的民主追求的简单重建。     

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

随着基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传统治理格局已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就是适合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农村基层互动治理是在吸取西方治理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自身实践发展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建立一种衔接互动的治理关系,以达到协同共治基层农村事务的目的。     

论民主伦理的现代逻辑及其形态

民主作为一种伦理要求,是"后黑格尔"时代独特的道德哲学景象。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权利诉求、多元的文化价值,这些显见的民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现代世界秩序重建中得以体现。黑格尔指出自由主义权利的实现只有在普遍性的伦理生活才是现实的,但在美国民主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一种"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得以历史确立。在政治世界的生存论基础被揭示的前提下,一方面民主伦理成为现代人生存本真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强化公民德性的判断力与责任成为民主伦理的实践性要求。归根结底,在现代社会中,重构现代生活的民主伦理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构成了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从而化形式为实质,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新传统。     

基于宗教、哲学和传统的创造

文明之间的对话总是源于压力和挑战,但机遇也随之而来。机遇在于,能否在对其他文明的学习、理解和观照中重新找到自信。没有这种自信,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没有意义,也不可能真正发生。自信意味着在新的时空坐标中不断地对自己传统之宗教信仰、哲学理念和生命意识的重新反思、批判和再造。通过对话,重新理解、发现、再造并坚持自己,这是犹太哲学发展史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再造自己的传统和文明,不是回归,而是复兴,是基于新的时空可能性创造新的传统。     

天才的三种出台方式

天才是无时不在,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天才的存在。因为天才不是职称需要评定,天才也不是政府公务员需要政绩,天才还不是企业家需要创造利润,天才是发现者的快乐。要知道人是一种渴望发现的动物．在地球上所有的地方都被发现以后,就去发现宇宙,在发现宇宙需要资金而不能成为个人行为的时候,就去发现天才。当然,不是所有的．天才都能发现,不是所有被发现的都是天才．不是所有的发现对天才都是一种方式,下面就是每位天才在一生中通常会经历的三种“出台”方式：高度赞赏——排斥与打击——高度赞赏。     

康德眼中的公正世界秩序

据康德看来,与自然状态构成鲜明对比的法律状态有如下前提:存在着公认的、清楚的法律,政治权力通过这种法律、并在这种法律之下运行;存在着一种公认的途径来权威地解释法律;这种法律是完整的、连贯的并且被有效执行的。就全球公正秩序而言,康德设想了两种实现法律状态的办法:和平联盟和世界共和国。康德很可能更赞同作为策略性的改善办法的和平联盟而不是现状,前者使世界共和国更容易实现。然而,由于假定法律状态和自然状态的尖锐区别,康德的探讨是有瑕疵的。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半法律状态的可能性。一种法律状态的前提之满足,可以有大小程度的不同,因此只要前提是得到充分满足的状态,就可被看作是法律状态。再者,真正的纵向(联邦主义)分权与高度法律状态是相容的。根据这些考虑,在欧盟中出现的那种多层次政治结构——当它被全球化的话——就可能最有利于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     

莱布尼兹论“可能世界”——从其“共同可能”概念出发

莱布尼兹通常被视为现代可能世界理论的先驱.本文在西方哲学传统的背景下,特别是从莱布尼兹的关系理论和共同可能概念出发来理解他的可能世界理论.根据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理论,可能世界是可能个体的集合,而可能个体之间的“共同可能”关系则是构成一个可能世界的必要条件.由于莱布尼兹否认关系的实在性和必然性,这造成了理解莱布尼兹可能世界的困难.本文认为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理论需要关系,而共同可能既不是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事态之间的关系,正是事态之间的不可共存关系决定了不同的个体能否构成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