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缘与俗缘的反复纠葛——金堡澹归逃禅考论

金堡澹归是明季清初逃禅遗民中备受非议之人,其逃禅经历充满着法缘与俗缘的反复纠葛。本文认为,对于他在佛门中诸多“逶蛇”晚节,不应以世俗观念而当以佛教出世法去衡量,这样或许对他更能作“同情之了解”。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明末遗民澹归出家原因考

明清更替之际,逃禅之风盛行,大量士人涌入佛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殊景观。对这一独特的图景,时人多有关注。邵廷采称:"明之季年,故臣庄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1])归庄亦说:"二十余年来,天下奇伟磊落之士,节义感慨之士,往往托于空门,亦有家居而宪细者,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     

早期佛教僧团管理的经济制度——利和同均

本文就饮食、衣物等日用资具,僧物与私人物之划分,说明早期佛教僧团经济之来源与实际分配之制度运作。指出早期佛教僧团管理的经济制度,是以利和同均之团体分配原则,辅以个人诫慎行持与戒法威德之助成,经济制度之完备,构筑了衣食无虞,互敬互利,和合无诤之僧团,令僧众能专心修行,趋向解脱大道。     

东晋南朝士人与佛教之关系浅析

佛教入华后至东晋才开始盛行,其重要原因即佛教至此始为士人普遍接受,从而逐步成为上流士大夫思潮之中心。本文主要讨论了东晋南朝时期士人接受佛教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分析了士人信仰转向佛教的主要原因,士人群体由个人化到集团化再到国家化的奉佛历程,以及士人对佛教的不同态度。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对陶渊明的影响

东晋末当时的时代背景、士人心态、陶渊明的生活环境及其交友情况等各方面而论，他难免要在自觉不自觉中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这从他的作品内容及风格中可以看出。     

论于慎行的佛、道思想

于慎行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其佛、道思想生动而集中地反映了晚明时代的思想风貌.于慎行参禅学佛,但对佛教现状多有批评.他探讨了佛经的翻译问题,援引佛经义理来诠释儒家经典.于慎行严格区分作为宗教组织的道教和作为学派的道家,除开晚年,他对道教基本上抱持相对疏离的态度.他服膺黄老之学,以无为政治为其施政理念,同时也深受老庄学说的影响.于慎行主张以儒家为主导,统摄佛、道,实现三教融合.     

天台智者的内外之判

天台智者非常重视佛教与外道的区别，在对三藏教的判释中阐述了佛教相对于外道的优越性。就产生而言，外道起于对因果的错误见解，而佛教则是由于佛正观因缘悟道而产生；就内容而言，三藏教戒定慧三学诠因缘生灭四谛之理，能引导人们出离生死流转之苦海，而外道戒定慧虽有邪正之分，但都不能出世离苦；就修行而言，三藏教有四门入理，佛依悉檀因缘善巧设教，而外道之四门皆无悉檀因缘；就次位而言，三藏教念对初心成就，既已远胜六师外道。智者认为，佛教与外道优劣虽属天悬地隔，但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佛教“四大”与维吾尔医学

维吾尔族古代医学发达，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写本对此多有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其医学深受印度医学与佛教医学的影响。维吾尔医学之基本理论奠基于古代回鹘人对寒、热、干、湿四种状态的理解与运用，显然是对佛教医学理论中地火水风四大物质运动不调而致病学说的借用。这种辨证、施治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成为今天维吾尔医学的基石。     

能海教育思想研究

生活在清末、民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能海法师,经历了中国佛教由衰微到复兴再到新生的整个历程。他的教育思想,曾在清末居士佛教兴起与民国庙产兴学之风的双重影响下犹豫徘徊。最终,他选择了“以丛林为学校,以僧众为学僧,以执事为教员,以清规为章程,以寺产为经费”的复古式僧伽教育,同时又吸收社会教育的一些先进理念。他的这一佛教教育模式,正在为现代佛教教育所广泛采用。     

庐山慧远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一、序论佛教传入中国,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其中有两点常谈论及的原因,特别能显出东晋时代中国佛教的处境与面对的问题:一、东汉末年至东晋的一百多年间,战乱迭起,民不聊生,有利佛教传播;二、儒学与名教在汉末衰落,思想界出现混乱,知识阶层另行摸索人生方向,而归于周易与老庄,玄风兴起,成为佛学生根的契机。以上两点适合佛教成长的因缘,却也相对地引起许多困难。由于乱世的原因,百姓不堪战火的困苦,纷纷奉佛出家,造成僧团芜杂,屡屡成为朝臣、士人攻击佛教的口实。其次,因西晋之亡,南下的贵族增多,抑制了原为江南土著的地方豪族势力,以致造成…     

庄存与的《尚书》研究 对《尚书既见》的新解读与新看法

庄存与的《尚书》研究专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为主,认为考据训诂之学并非研究经学的核心部分,这与其长期身为上书房师傅有密切关系,龚自珍于《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中称庄存与此时以学术开帝为己任;而伪古文《尚书》存废之争使当时的经学研究朝向以汉学为主,汉学多崇荀子,庄存与以孔孟为正道,对当时学术的趋向充满忧虑,故以学术自任,欲以其学开天下学术之先风,使士人治经回归至以探寻孔孟之义理为主,而非专注于汉学之考据,为此庄存与撰写《尚书既见》一书,以《书序》为依归,不分今古文之异同,直探孔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本意,并阐述《尚书》中所蕴含的《春秋》微言大义,开启常州学派以《春秋》之义贯五经的先风。     

坚持“四抓” 加强道风建设北大核心CSSCISSCI

道风是佛教徒内在信仰的外化,道风建设是佛教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佛教自身建设的根本,也是佛教能否永葆活力的关键。道风建设不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长期工作。道风建设是佛教事业的命脉,既与佛教的社会形象有关,又关系到佛教的积极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与佛教的健康发展紧密相连。加强道风建设,严格寺规,精细管理,注重学经守戒,重视僧才培养,意义重大。坚持“四抓”,对道风建设不无裨益。     

试论高丽义天大觉国的天台会通思想

义天是高丽时期著名的高僧，于宣宗二年四月（宋元丰未至元佑初）入华求法，遍访当时耆宿，受学各宗高僧，回国后担任高丽僧统，在中韩两国佛教的交流和推动韩国佛教发展贡献巨大。编撰藏要，整理典籍，堪为典范。在佛学思想方面，圆融无碍，形成了独有的会通思想，为之后解决因宗派之见而障碍佛教发展，开辟了一条光明之道，也是今天韩国盛行的通佛教基磐。     

坚持“四抓” 加强道风建设

正道风是佛教徒内在信仰的外化,道风建设是佛教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佛教自身建设的根本,也是佛教能否永葆活力的关键。道风建设不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的长期工作。道风建设是佛教事业的命脉,既与佛教的社会形象有关,又关系到佛教的积极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还与佛教的健康发展紧密相连。加强道风建设,严格寺规,精细管理,注重学经守戒,重视僧才培养,意义重大。坚持"四抓",对道风建设不无裨益。     

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

进入北宋后,面对佛教的挑战,宋儒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柳开、种放等士人继承韩愈的路线,欧阳修则从"礼义"上辟佛。与之不同,范仲淹继承了李翱的思路,通过发挥《中庸》的"内圣外王"思想对佛教加以批判。更进一步,范仲淹以此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儒学理论,并要求士人把此"道"内化为意识。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内圣外王"既是行为,更是理念,这就为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规范。在范仲淹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士人对《中庸》进行诠释,进而逐渐形成了《四书》学。     

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

隋唐时期，幽州佛教空前兴盛，而佛寺的发展是其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幽州城郊佛寺计有上百座。由于时隔久远，这些佛寺大多湮没无闻，遗留于世者又寥寥无几。因此，考证这些寺庙的建时、建置十分重要和必要：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幽州佛教的分布与发展情况，把握北京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脉络，同时对研究北京古都历史及其变迁亦大有裨益。     

于慎行、冯琦文学思想略论

作为万历年间山左诗坛的领袖人物,于慎行和冯琦在文学观念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一致性:在对复古派的批判方面,有破有立,以"神情"、"情真"、"化"等以矫七子之弊;而这些主张的提出,又对公安派具有先驱者的意义。     

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印顺导师与人菩萨行学术会议"在台湾召开

为缅怀佛教界与学术界共同尊敬的印顺法师圆寂周年,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于2006年5月20—21日在台湾玄奘大学慈云厅圆满举行。本次研讨会系由玄奘大学宗教学系、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慈济大爱电视台、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弘誓文教基金会联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