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超越观念的轴心转向

余英时把“轴心突破”归于“内向超越”,肯定“轴心时代”带来了个人精神的觉醒,但他忽视了神圣超凡存在者“天”或“帝”失落所造成的理性的僭妄。在超越观念上,“轴心时代”表现为“外在超越”逐渐转向“内在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的“轴心转向”。“轴心转向”在中国早期《周易》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易经》中的形上神圣超凡存在者是作为至上人格神的“帝”或“天”,天人通过祭祀、帝享、天祐的方式沟通,此时“外在超越”仍占主导地位。经过了春秋时期易学的伦理化演进,《易传》中作为人格神的“帝”或“天”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形上外在超凡观念层面,《易传》建构了一套以“天地”“乾坤”“阴阳”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在内在超验观念层面,《易传》在继承重“德”传统的同时,通过心性关系的建构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     

儒家成德精神动力的心理学分析

儒家是要成德的。儒家为什么要成德 ?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动力问题 ,从心理学看则是动机问题。儒家成德的精神动力源于孔子“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一方面为成德找到了外在本原依据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面对天不应德的现实 ,孔子虽然以盲目命来化解 ,但儒家的成德内在合理性毕竟受到怀疑。先秦儒家通过“时”来化解这种质疑。后儒则逐步从外在预设向个体内在、本然性方面转换 ,逐步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人的内在本原成德观。虽然如此 ,面对成德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外在的盲目命思想一直保留下来。这样内在本然成德动力和外在“际命”化解的思想从内外方面使儒家成德动力得以维系和作用     

“务虚”与“求真”:陆王心学与伊本·阿拉比修心学说比较

<正>中国的心性之学,肇始于孔孟,发展于庄禅,完备于陆九渊,集大成于王阳明。孟子以心为宗,建立起心性论的基本框架,堪称心学始祖。南宋陆九渊直承孟子,提出“心即理”的心性观,其心性修养论与庄禅哲学存在密切联系,明儒王阳明全面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心性思想,提出“致良知”的思想命题,直指本心。至此,具有完备体系和丰富内涵的心学学派正式形成,这就是学术思想界所称的“陆王心学”。     

《易经》“天”“帝”超越意义的诠释

上古“鬼”“神”的分别是：“鬼”指人鬼,其他为“神”。《易经》有“鬼”字无“神”字,并非没有神的观念,而是没有“神”的概念。《易经》的“天”“帝”即神。“天”是至上神,即超凡存在者;“帝”与“天”同义,同位同格。“天”“帝”不仅是至上神,而且是唯一神。蓍筮不是超凡的,而是超验的,即人的一种超越经验世界而通达超凡者的努力。《易经》的超越观念存在矛盾：一方面肯定帝王的超验性、神圣性,另一方面又解构帝王的超验性,否定帝王的神圣性。     

正义何以保证?——从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谈起

作为"义"在甲骨文、《尚书》中已不鲜见。孔子以后"义"沿两个方向发展:墨子以超越而外在的"天志"作为"义"的根据与保证的"贵义"论,使义向客观化、外在化拓展;孟子内在心性作为义的保证和根据,义由孔子、墨子的人的"应然"回归人的"当然"。墨家义的保证潜存着工具化危险,而孟子义的保证也潜存着滑向道德相对主义的危机。荀子沿孔子的路向,整合并超越了墨子、孟子的两种对立倾向,实现了义的"天数"与人性即外在与内在,超越与实现的双向保证。他的"分义"即差异正义的原则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论孔子的中道超越

儒家超越精神是华夏轴心突破的主要思想成果,关于其内涵与特征,港台新儒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但儒家的超越既非港台新儒家所说的内在超越,也非基督教式的外在超越,而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道超越。中道超越的上下、内外、左右三重向度分别指向天人之际、身心之际和人人之际,在工夫实践中融合为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达成即凡而圣的修养目标,成为各大轴心文明中独具特色的超越形态,对培育士大夫人格与信仰具有关键作用。     

孔子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

在周初"以德配天"、"保民而王"的观念下,天对"德"的鉴察重点指向王者的功业而非个体的德性,这使当时的天命观呈现为一种政治化的贵族式天人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将周初的天命问题由外在的承领转作内在的证悟,提出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的思考。他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使得儒家之天实现了从纯粹主宰之天向形上的价值本体之天的超越。孔子对天作为价值本体的认识,与春秋时期天从意志之天(礼法道义的晓告、赐予者)向价值本源之天(天道)的转变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可能受到了齐国政治家晏子的天道观的影响。     

从墨家“内在超越”看中华文化的反思基因

与西方社会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论基础上的罪感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更具积极的反思基因。儒家倡导内省精神,现代新儒学谓之"内在超越";墨子提出天志与明鬼,是与儒家同归殊途的另一种"内在超越",是中华文化反思基因的重要呈现。墨家在继承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基础上,借天谴鬼罚的震慑示警与艰苦环境的意志锤炼,自警、自省、自律、自砺、自强,以身体力行辐射和引领整个社会,为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益的现实需要,维系人与人不分彼此、平等友爱、共赢互利关系,确立一种有序有效的永续规则,建构以兼爱为普遍伦理追求的太平天下。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论荀子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

“天人之辨”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将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论文从“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参”四个层面分析了荀子的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呈现出逻辑发展的内在轨迹，从而揭示出荀子天人之辨中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内涵。     

爱因斯坦为什么反对量子力学

关于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爱因斯坦明确指出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外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对作为内部标准的“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认为它“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页)所以爱因斯坦虽赋予内部标准以前提(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作为基础的关系)的“逻辑简单性”的含义,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儒家生生伦理学何以为“生生”

儒家生生伦理学以“生生”为核心，理由有三：一是它对道德本体进行了新的诠释，将时间和空间因素加入其中，打破了道德本体一成不变的传统观点，此为“道德本体之生生”。二是它以三分法为基础，将通常所说的道德本体析分为仁性和智性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互动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始终在路上，此为“道德过程之生生”。三是它重新考察了天人关系，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再讲天给人以道德，而是讲人给天以道德，天与人的交互关系有了全新的面貌，此为“天人关系之生生”。这些变化意义深远，预示着儒学思想范式很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自力与他力: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道德超越观念的检审

道德超越性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特质。在如何理解超越的根据、途径和目标上,儒家主张源于天赋良知的自力成圣论,基督教坚持源于他力救赎的因信称义论。关于先验善性与天命之谓性的设定是自力超越的可能性根据,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反省内求之路是自力超越的途径,内圣外王的天人合一之境是道德超越的最高目标。这一过程是回返原善开显良知与恭顺上天契合天命的统一,即内在而超越,取向知行不二,应该与能够合一。关于悖神的罪性论及其无能为善的设定是他力救赎的神学根据,打开信仰之门走上悔罪之路是接受神圣救恩的路径,因信而称义是道德超越的目标。这是在神人之间展开的启示—信仰—救恩的过程,即外在而超越,凸显知和行、应该和能够之间的距离。基督教关于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与神圣之维的彰显,可以提醒儒家对于人的有限性存在处境保持警惕。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教仙传”和“神魔小说”中的“去欲就善”思想

“道教仙传”和“神魔小说”中的“去欲就善”思想苟波道教认为，凡人要成仙，除了依据一定的方法进行身体锻炼外，还需在精神上合“道”，超越凡境凡念，即在心性和行为中符合道教的伦理要求，这也是道教神仙观念的重要内容。道教伦理从“道”以“静”为本，道“常无欲，...     

古典儒学宗教性的不同解读

杜维明与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分别强调儒学中的超越性和共同创造性 ,代表了诉诸超越和非超越话语两种诠释方向。成中英从比较神学的角度对古代中国神性观念的讨论则突显了儒学中的神性问题。本文选取杜维明、安乐哲与成中英三者为研究个案 ,来看他们对儒学宗教性的理解以及在他们的理解中儒学的宗教思想有何特质。论文第一部分以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的研究为主 ,阐述分析“内在超越”理论 ;第二部分介绍分析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重点阐述“共同创造”观念和“礼”的宗教维度 ;第三部分介绍成中英“无神学的神性”观念 ,展开古典儒家对神性的理解。这些研究表明 ,在扩展了的宗教观念的基础上来认识儒学时 ,可以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有争议的仍然是儒学的“超越性” ,而这对一部分学者来说 ,仍是儒学宗教性的问题。     

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

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秩序问题从此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儒家而言，天赐的秩序一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围绕着人和秩序的关系，人体、人情、人性、人心、人伦和人道占据了思想世界的中心。合乎人的秩序凸显了“人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意义，并奠定了秩序哲学的基础。同时，合秩序的人的思考也从形体、情感深入到人心、人性的层面，与合乎人的秩序一起确立起秩序的合理性。儒家形上学以寻求秩序根据为枢纽，发展出内在的心性和超越的天道两个贯通的维度，统一在“道”的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秩序形上学。     

德行内外——以简帛《五行》篇为中心

本文主要针对简帛《五行》篇中的论述,探讨德的内外之分及内外的关联。《五行》开篇即区分了"德之行"与"行",以此强调了德的内在向度的重要性。该篇还同时指出,"德之行"呈现于内的正是以情感为代表的各种内心活动。而《五行》经、说有关慎独思想的讨论,进一步阐发了德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内心的情感因素被规定为外在行为所以然的依据。《五行》篇强调不能一味地追求德行或仪式的外在形式,同时也并没有排斥或贬低外在的形式,而只是强调不应过度关注外在仪节。     

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内在超越

中国儒学非常重视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也不乏超越性的宗教感情。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它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而且不断吸收佛、道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都显示出鲜明的宗教特征,发挥了相当的宗教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国儒学的宗教性特征表现出具有不同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特点,西方宗教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宗教信仰关系,追求灵魂不朽的外在超越;中国儒学则以其特有的内在道德的超越形式,以宇宙本体为本原,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反映了一种力求在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意义上超越现世的宗教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