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天师道典籍中的“县官”

天师道是早期的道教流派,信徒多为下层民众,为便于传教,其典籍语言通俗,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日常生活用语。魏晋南北朝天师道典籍中"县官"常表"官司"之义,这个义项在传统典籍中不多见。     

《老子想尔注》的“神治”思想及其在天师道中的实现

长生信仰原属私人福享,本与政治性的公共善好无关,《老子想尔注》却将国家治理建立在每个人宗教性的长生信仰基础上。背后的原因在于,它的"道"是具有强烈伦理色彩的至上神"老上老君",老君及其神界职官通过气的同构共感对世人实施以生赏善,以死罚恶的"神治"管理,以确保好人长生无恙、恶人短命遭殃。世人想要长生,必须遵循神诫,多行善举。在这个过程中,长生带有伦理性,实现了其在宗教政治中的重新定位。这解释了早期天师道以宗教治病为主要救赎内容,以组织管理道民的"命籍""命信"来安排教区活动的原因。疾病、"命籍"(生死簿)、"命信"(与神相盟的信物)皆是涉及人的生死之具,是神管理人的重要途径。这就是道教借助长生信仰进行"神治",以安排公共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师道教团以政教合一的"神治"方式,同样实现了世俗政府"治理民物"的目的。     

试论希伯来“耶和华”与道教“天”的概念异同——“一神论”和“无神论”对比

中国的上古文献中渗透着"天有意志"的思想,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经存在类似希伯来式的上帝信仰,并希望由此能把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但笔者把轴心时期《希伯来圣经》的"耶和华"形象和道家原初经典《老子》中的"天"的概念相对比,并从汉代道教正式形成时的经典《太平经》入手解读"皇天"的概念,发现《老子》中的"天"和《太平经》中的"皇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道教时期"天"有表现出相对明显的人格化属性,但它依然无法违背自然之道来创世或影响"道本体"。这与《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介入历史创世、创造奇迹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的"道"与"天"及相关的概念不是希伯来式的信仰对象,其本身是非人格化的,具有无神论特质。     

刘宋天师道的“六天”说

道教里“六天”一词最早见于东晋时期的上清、葛氏道诸派经典,真正赋予其含义的却是刘宋时期的天师道。刘宋天师道视“六天”为恶鬼,提出以善神“三天”代替。天师道对“六天”的这种解释,是在道教受到上层阶级的压制而儒家礼教祭祀制度受到重视,以及佛教传入中国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六天”一词的出现与“三天”以及道教成立前的古代文献中的“九天”观念也有一定的联系。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试图对刘宋时期天师道“六天”说的含义,以及“六天”一词出现的缘由作一个分析。一、刘宋天师道“六天”的含义刘宋天师道经典《三天…     

试论道教积极的人生观——“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初探

以先秦道家学说为核心教义的道教在许多人的眼里都是以一种消极的形象出现的。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庄子的逍遥游,以及道教在某些方面的戒律更使人觉得道教是以一种避世的方式来对待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认为道教的思想主张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但是只要我们对道教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道教对人生采取的是一种有别于先秦老庄的避世的态度,从汉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道教对人生采取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从“师道”与“君道”关系看晚明清初社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三种路向——以王艮、管志道、黄宗羲为中心

师道运动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宋代,士大夫的师道意识高涨,提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主张。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师道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中晚明,经过王阳明的重新提倡,到王艮提出“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口号,师道运动重新达到了顶峰。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初,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都有所体现。余英时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的阳明学师道运动主要是一条“下行路线”。本文则注意到,明代晚期曾出现了管志道、杨起元等学者以及张居正等政治家,他们共同反对泰州学派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师道运动,企图重新恢复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教秩序,揭示了一条“上行路线”;另外,代表了地方士绅、商人、富农等“中产阶级”利益的东林学派和黄宗羲,则试图限制君权并进而与君主分权,这一路线可以视为“中间路线”。从这些方面看,晚明清初的社会改革路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     

论《管子》哲学之“人与天调”的自然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认为;国家及个人的行为都要与天,也就是大自然保持一致,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管子》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认为天地自然是按照阴阳规律而运动变化的,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协调,并提出了“人与天调”的哲学自然观。     

从“大邑”到“天室”——殷周之交宗教哲学的深度转换

武王灭商、周公制礼作乐,由是开启了中华文化近三千年的基本格局。本文依据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从史料的再解读入手,分析商纣所依大邑与周武王所依天室之不同,深入探讨殷周之际两个族群政权在哲学认知层面对信仰抉择的不同路径,由此揭示这一历史巨变中由殷商泛神论的巫教之哲学到西周超神论的宗教之哲学二者间内在的深度转换,进而揭示周初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以及其与礼乐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     

六朝“浑天说”思想与葛洪神学宇宙论的构建

六朝时期,江南地区"浑天说"理论十分流行,这一学说对久居江南的道徒葛洪深有影响。葛洪在《枕中书》中对"浑天说"思想以及与浑天思想密切相关的"盘古神话"进行改造塑形,构建出以"元始天王"作为主神的神学宇宙论,以区别于传统天师道的"太上老君"主神,这一融合改造过程在扩大葛氏道派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凸显了地域、家学、师承在宗派整合过程中的特殊影响。     

旧邦新命:周人的“上帝”与“天”之信仰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天”以“利人”，“修身”以“为义”——墨家天人关系视域下的伦理思考

墨家的伦理学常被概括为功效主义,但其背后的哲学谱系非常多维与丰富。墨家如儒家、道家一样是在天人关系论中展开其伦理思考的,不过墨家的天人论是一种天对人监察与赏罚而人只能效法天的比较“强硬”的天人观。在这样一种天人观影响下,墨家一方面与儒家一样认为人禽之间有根本性差异,但墨家所认可的人禽之别在于人有“力”（勉力而为）;另一方面墨家不像儒家那样重视人性论、心性论,而认为以“所染”来理解人性即可。这样一种对人的理解虽然更强调人应“被动”地效法天,但仍旧需要言行合一、学以成智、明义以成德等个人修养来既实现对天志、鬼神之真理智慧的认知,又将这些真理智慧——墨家的“十大主张”——实践于现实。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的形制与功能

《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     

“绝地天通”的层累建构与历史素地——兼评学界的三种诠释进路

“绝地天通”的传说和记载,虽包含有历史的素地,但也经过了后人的层累建构。陈来教授利用宗教学、人类学的成果指出,《国语·楚语下》“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阶论不可信,古代宗教实际经历了“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两个阶段,对“绝地天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徐旭生的宗教改革说、张光直的权力垄断说揭示了“绝地天通”的思想意义,但也存在深化和完善的必要。“绝地天通”发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家族阶段,“民神杂糅”并不是指人人都为巫,家家都为巫,而是指每个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与神沟通。“绝地天通”也不是指完全断绝人与天的沟通,而是垄断祭天的权力,将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颛顼也不是指某一具体人物,而是对各地宗教改革活动和宗教人物的概括。     

“日本的道教”抑或“道教在日本”——百年来有关道教在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时,中国道教随着移民的脚步开始向日本传播,在唐宋时达到了高潮。但与儒学、佛教在日本的传播相比,道教在日本历史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一方面道教因曾被日本朝廷明确禁止,故在史籍文献中很难找到有组织的教团道教进入古代日本的记录,也找不到可确证的道士和道观;但另一方面,日本历史和社会文化中却留存有许多道教因素,成为日本在道教存在的鲜活证据。本文通过回顾近百年来日本学者有关道教在日本的研究成果,反思他们有关日本的道教的争议,并提出用道教在日本来概括道教在日本的传播现象。     

空海与中国唐密向日本东密的转化——兼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年轻时入唐,向唐密大师惠果受学胎藏、金刚二界密法,回国后开创日本真言宗,又称东密.空海依据《大日经》、《金刚顶经》思想,著《即身成佛义》,将“六大”作为法界之体性,以六大之“体大”,四曼之“相大”,再加上因佛的三密加持“速疾显现”之“用大”,作为东密的“即身成佛”之理论依据,并对唐密的三种成佛论——“理具成佛”、“加持成佛”和“显得成佛”作了发挥.本文将空海思想置于中国唐密与日本东密的关系中,说明空海依据日本人的信仰方式和精神需要,对“即身成佛”进行的阐发,是推动唐密向东密转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遮蔽了道教“即身不死”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法”与宋元道教的变革——评《道教天心正法研究》

宋元时期的道派比较复杂,各派互相交融,如何梳理派系问题一直是横亘在学者面前的一块巨石。就道教本身的结构而言,教理、教义、仪式、组织、经典等构成道教的整个体系,学界对组织、经典、教义等研究较多,但对涉及道法这部分内容却往往语焉不详。道法是道教研究中很细微的方面,内容庞杂,对研究者而言往往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较难反映道教研究的整体意义,因此研究者也不多。从经典的角度看,现存明《道藏》中有数量不小的一批宋元道经,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法"来     

崇尚简单生活——“治人事天莫若啬”的现代解读

"治人事天莫若啬"这一命题是老子《道德经》第59章提出的。所谓"啬",即是简朴、节约、珍惜之意。老子认为,只有以"啬"这一理念去修身治人和敬畏自然,才能符合"长生久视之道",从而达到天人和谐的人生境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缺陷、片面强调高消费和倡导提前消费的生活理念,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发展=经济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