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研究

明代成都地区稳定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所以明代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也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明末。在明代成都地区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楚山绍琦这样的高僧,同时寺院庵庙的发展也比较繁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成都大邑县雾中山佛教在这个时期达到极盛,成为成都地区佛教中心之一及蜀中佛教圣地。不过,明末战乱对成都地区佛教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破坏,成都地区佛教的复兴是进入清代且社会稳定后才开始的。     

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文献与寺院职事制度

明代汉传佛教的制度性文献有比较强的个体色彩,在文献数量上,也较宋元时期多,目前能找到的明代寺院制度文献有34部,且许多是收在寺志或某些语录中。这些文献是了解明代寺院制度及僧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文本,对当时寺院的组织和运行来说,有象征和规范意义。与宋元清规相比,明代制度性文献愈发的具体化、法律化,实际也体现出明代汉传佛教在寺院制度建设方面,正逐渐放弃"清规"所带有的道德教化属性,更倾向于它们能更直观的发挥其法律意义上的威慑和制度性功能。     

福建佛教与民间信仰

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是中国宗教文化史上日益引起兴趣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福建自古以来浓郁的宗教气氛一直是区域文化突出的特点。不论岁月的变幻还是时代的兴替,民间信仰与佛教两大宗教文化,都以其炽热的温度,烘托着社会变迁的轨迹。因此,研究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福建区域是较为典型的。如果说佛教曾经是外来文化,那么,它在福建等中国南方的传播及其一度达到炽点的温度,都与南方长久的民间信仰传统有关。福建自古以来即是一个“信巫好鬼”的区域,这是培植民间信仰最好的土壤。对古代的闽越人而言,世界万物都是具有神…     

明清民俗佛教现象探析——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

从"僧人的佛教"角度,以粤东潮汕地区为中心,说明明清以来佛教的寺院功能及其僧人角色、职志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以迎合、俯就民众的宗教意识、现实利益、愿望追求等为能事,从而使宋代以前尚维持的佛教寺院、僧团的独立性、超越性宗教品格最终丧失,而与中国民间思想观念、民间信仰、民间习俗混融合一,成其为名副其实的"民俗的"佛教。其典型的表现特征有三:一是寺祠不分家,兼祀三教诸神;二是僧人住持祠庙,模糊宗教角色;三是僧人兼做红白佛事等俗务。郑群辉,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明代后妃刊印佛经论略

明代后妃的宗教信仰,涉及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各类民间宗教。其中信仰佛教的后妃人数最多。她们会参与多种宗教活动,如捐助寺院、刊印佛经,甚至与高僧结缘等。参与刊印佛经活动者,主要有仁孝徐皇后、慈圣李太后、神宗王皇后和郑贵妃等。分别探讨这几位后妃刊印佛经的内容、经过及影响,认为因后妃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其刊印佛经也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民间佛教基本结构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民间佛教”具有相似含义的“民众佛教”、“民俗佛教”、“世俗佛教”、“庶民佛教”、“信仰型佛教”、“香火型佛教”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其论述的重点主要在于敦煌世俗佛教和明清的民间秘密宗教,研究方法局限于文献学和田野调查两种。因而,很难窥探民间佛教的基本体系。现在应用唐宋笔记小说、石刻碑文、方志、敦煌文献等资料的基础上,厘清唐宋民间佛教的基本结构,以此进一步认识民间佛教的基本特性及其在佛教史中的地位。     

佛教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印度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民族,因而造就了佛教的出世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佛教也必须解决俗谛、俗人、俗法的事,寺院经济问题出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且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佛教宗派的形成和佛教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但由于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威胁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出现了“灭佛”事件。“灭佛”使寺院经济遭到破坏,佛教举步唯艰,需要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禅林经济应运而生,它为佛教在中国遍地开花做出了极大贡献。     

法藏寺及其信仰建设──近代上海“人间佛教”实践管窥

一、导言 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是信仰理念展现和发挥的枢纽，是修行实践和社会教化的基地；是反映佛教面貌的一面镜子，是了解佛教精神的一个窗口，是佛教荣辱兴衰的一种象征。因此，寺院的社会价值不应仅仅在于其艺术形式的壮美，而主要在于其精神内涵的崇高，在于其价值取向的积极意义。所以，寺院不但是佛教活动的物质载体，而且更是佛教信仰的精神实体，其信仰建设才是根本。 寺院主要由出家僧众住持，因此，信仰建设首先应从出家僧众开始。更重要的，他们（她们）是在家信众的领路人，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和人格楷模。对一般信仰者来说…     

明清时期城隍信仰的官民分途

城隍神本为民间俗神,道教将之纳入神灵系统。城隍信仰起源很早,至少从汉代开始就有了,如班固两都赋序云:"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①经过历代的发展,城隍信仰从明代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朱元璋"于临御之初,与天     

新加坡佛教

19世纪新加坡城成为重要的贸易转口岸和商埠,大量移民进入城区定居。一些华人和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侨民在此谋生之际,同时带去了传统的佛教信仰,大乘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同时并举。早期的新加坡大乘僧人主要是中国广东、福建一带的禅宗和净土宗僧侣。1989年中国僧人贤慧、会辉和转道等人在新加坡建造了第一座寺院——莲山双林禅寺。稍晚,爱尔兰和尚达磨卢迦创立了第一个佛教组织——新加坡佛教传统教会。     

汉传佛教在新加坡面对的挑战

新加坡没有特定的法令专门管制宗教团体的注册。未成为独立国之前,佛教寺院林立,都不须向官方登记注册。社团法令是控制政治活动、社区活动及各类民间活动的机制。因为新加坡尚未另立宗教法,佛教寺院团体的成立,就由社团法令来包办。也有佛教寺院依公司法令注册,光明山普觉禅寺即是一例。后来,社团注册官认为宗教活动属于民间活动,应依社团法令注册,佛教团体未与力争,在默默中接受了这一安排。     

论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组织及其造像

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十分盛行.通过对遗存的造像记分析,当时以邑和邑义为名称的民闻佛教造像组织十分发达,其内部构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规模也与地域性基层村社有关.这些组织主要以造像为目的,兼顾修建寺院、建义井、栽树等.从造像题材看,北周民众的信奉对象以释迦最多,其次是观世音,与北齐民众信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二者文化和地域性的差异.     

明代佛教政策研究

明代佛教政策的制定,是明初"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佛教能够"阴诩王度",这是它得以在此以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帝国里合法化的前提。明初诸帝对佛教虽然不乏个人兴趣,但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立场,着眼于国家利益,对佛教虽有支持,更多则是限制。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成功程度不一。而其效果相互迭加、放大,严重削弱了佛教在制度、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自主性,最终对明代及此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晋南北朝佛教的民间化

与东汉三国时期相比,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向民间的传播及由此发生的民间化进程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其路径的宽泛性、信仰的多样性、仪式的复杂性、象征的神圣性,乃至对于儒、道的基本关系都成为佛教民间化的重要体现.随着佛教向民间的不断传播,佛教在民间这个特殊领域得到不断地推进和演变,成为异质文化本土化的一个典型范例.     

评何孝荣博士新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近读南开大学何孝荣博士新著<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获益匪浅,感慨良多.     

试论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特点

峨眉山早期是道教尊奉的名山,后来成为普贤道场,并逐渐发展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在峨眉山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明代是峨眉山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本文以明代峨眉山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四位著名高僧的事例为代表,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佛说安宅神咒经》所见安宅观念及其影响

《佛说安宅神咒经》是一部重要的汉传佛教早期文献,经文中的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均源于汉代本土信仰,该经当是后汉时期创制的一部伪经。《佛说安宅神咒经》在创制过程中,接纳、吸收、改造了本土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从而将普通民众的风水信仰纳入到其宗教仪式中,这是佛教融入民众生活、获得信众的重要途径。《佛说安宅神咒经》对道教的安宅科仪及风水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为我们考察佛教与道教、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佛教节日

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一些宗教仪式与传统的民间风俗相结合,逐渐形成名目繁多的宗教节日。每逢这些节日,寺院和民间通常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这些民族化的佛教节日,主要有佛诞节、盂兰盆节、佛成道节等。     

再谈后周世宗的佛教整顿

周世宗的佛教整顿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三武灭佛"不同,周世宗无意灭佛,其整顿主要受到唐五代打击民间寺院政策的影响,重在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就整顿措施的实施情况而言,有敕额寺院基本得以保留,无敕额寺院也并非一概废毁,如果"建置年深"并得到地方长官支持也可能存留。此次整顿沙汰僧尼达半数,废寺三万余所,但不少寺院当毁未毁。周世宗的佛教政策在宋初得到继承,并推广全国,由此确立了政府对境内佛教的完全控制。     

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依存——孟定傣族“摆维桑”仪式研究

"摆维桑"是耿马孟定地区傣族社会以村寨为单位举办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仪式.该仪式不仅是孟定地区傣族人获得佛教功德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傣族怀念祖先和祭拜寨神的仪式依托."摆维桑”是南传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依存的仪式性体现.本文通过再现"摆维桑”的仪式场景,分析仪式过程中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民间信仰的融合揭示了二者在傣族地区的共存模式及其对傣族社会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