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研究史上的新突破──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增订本

早在１９８５年之初，承蒙张师岱年先生不弃，指定我为陈来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同行评议人之一，因此我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了陈来先生《朱熹哲学研究》的论文打印稿。时隔三、四年，陈来先生又以京、沪两地出版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二书见赠。其治学方法之严谨，考据之精审及其所提出的确实有据的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我深为钦佩。亦诚如国际朱子学界的老前辈陈荣捷先生所评论的“如是水平之高的博士论文，中国外国不多见也”（页４２３）。该博士论文是作者的成名作，使他成为近二十年来朱子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     

弘扬传统文化 精华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朱子学与和谐社会"高峰论坛综述

为纪念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诞辰875周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福建省南平市政府等八家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武夷山)朱子文化节于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在朱子学的发源地武夷山隆重举行。作为朱子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由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创办的(中国)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举行了挂牌仪式,并召开了首届专题论坛。论坛由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武夷学院承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朱子学与和谐社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筠泉研究员主持…     

对朱熹《阴符经考异》的再考察

清代初年开始以朱熹的名义行世的《阴符经考异》实际上是一个被逐渐改造成的本子。它的注解文字出于蔡元定之手。其他文字则是黄瑞节从朱熹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汇编成的,而且是作为附录。能够揭开历史真面目的是元代黄瑞节编辑的《朱子成书》。但是,在《朱子成书》以前就出现了朱熹注解《阴符经》的说法。《朱子成书》本也在明代被作为"崆峒道士邹诉注"的名义进入了《正统道藏》,抹杀了蔡元定的著作权。本文描述了《朱子成书》本被改编改名的过程,指出被四库全书收录的《阴符经考异》文本来自吕留良刻印的《朱子遗书》。朱熹撰写《阴符经考异》的说法定型于清初甚至更早。这个著作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一段朱熹神话。     

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周敦颐与道教

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 ,所以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他排在首位 ,认为他继承儒家绝学 ,孔孟之道。朱熹说 :“濂溪周公先生 ,奋乎百世之下 ,乃深探圣贤之奥 ,疏观造化之原 ,而独心得之。”① 朱熹说圣人之道从周代开始就衰落 ,孟子以后就没有人传播了 ,到了宋代 ,周子出来 ,无师自通 ,继承孔孟之道 ,发扬了道学。这在史学上也是有记载的 ,《宋史·道学传》中说 :“至宋中叶 ,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明阴阳之理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 ,了若指掌。”② 但他是否真的像朱子说的那样 ,他的思想是“独得于心…     

黄榦的《朱子行状》

<正>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年),汪仲鲁撰《文公先生年谱序》有云,“当时《年谱》与《行状》二文并传,故《年谱》所载,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蒞政,前后次第,悉详年月书之。而《行状》则惟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旨,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有在也。”此《年谱》与《行状》之大别也。《年谱》指朱子门人李方子所撰之最初《年谱》,久已失传。王懋(?)《朱子年谱》沿之。《行状》则指黄榦之《朱子行状》。《行状》、《年谱》     

朱熹杂考一则

<正> 朱子庆元未与祠《宋史·宁宗本纪》载,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官观,窜处士蔡元定于道州。”沈继祖受韩代胄所使,奏劾朱子,要求“将朱熹褫职罢祠”、“将储用(时建阳令)镌官”,并把蔡元定“送别州编管”(《道命录》卷七),据《道命录》沈继祖劾疏附载:“敕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储用特降两官,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中日朱子学“理”范畴比较

朱子学精深博大,古人和今人对之研究者甚多。全面分析朱子学者有之;探求朱子学逻辑结构者有之;研究朱子学分化演变者有之。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着重分析朱子学“理”范畴及中日朱子学“理”范畴的异同。“理”是朱子学的核心范畴。剖析朱熹“理”范畴的建构,可以看到它具有三重意义:一是     

儒家“中”的概念之检讨

<正> 绍熙五年(1194)朱熹(1130—1200)罢免待制侍讲后,十一月归途至江西玉山县,邑宰请至县庠讲学。因学者所讲问而发明要道。程珙起而问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著便是‘仁’,何也?”朱子答曰:“说‘中’说‘极’,令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以下从“仁”字发挥(《玉山讲义》《朱子文集》卷七十四)。可借朱子未详言“中”与“极”,然依程珙之问,可知三代以前“中”字为思想热烈讨论之点。《中说》序曰,“‘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     

朱熹高足黄士毅考论

朱熹门人黄士毅生于1167年,卒于1224年,1196年从学朱熹.其学术主旨以贴近日用之功夫论为主,重在内心体验和切己践行.朱熹去世不久,即率先从事乃师著述编纂,《晦庵书说》填补了朱熹《尚书》专题论述的空白,类注《仪礼》亦为先师未完心愿,创作理学组诗《训蒙绝句》,对后世影响巨大.朱子三大代表作文集、语录、《四书集注》中...     

再论退溪易学

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0月19日,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的人文与价值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宣布中国朱子学会正式成立。来自中、美、德、法、日等国家和地区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     

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刍议

胡方平是宋末元初传承朱熹易学的重要人物,所著《易学启蒙通释》是对朱子《易学启蒙》诠释之作,又是一部阐述象数的义理著作,其中阐发了阳尊阴卑、阴阳交易变易和理之所必同的思想,体现了胡方平以朱子易学为宗、突出象数中义理思想的易学特点。胡方平易学对朱子易学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推动了中国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发展环节,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

本文聚焦于从《朱子语类》文本演变的过程分析"朱子诋吕"这一南宋理学公案如何为朱子后学所塑造和强化。朱熹(1130-1200)和吕祖谦(1137-1181)皆为南宋理学大家,二人交游、论辩甚多,亦多被视为淳熙年间理学家共同体之代表人物。但自吕祖谦过世之后,朱熹对吕氏学问进行了深入批评,并最终造成了吕祖谦未能进入《宋史·道学门》。本文通过对这一公案最重要的文献,即朱熹过世后六十年由黎靖德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一书的结构性分析,并将之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对比,描绘出黎靖德在此书尤其是第122卷《吕伯恭》中有意为之的增删取舍之处,从而呈现出黎靖德是如何将多元的淳熙年间理学群体纳入到朱子学道统谱系的视域之中。由此揭示出宋代理学中一以贯之的道统意识是如何经由朱子后学之手,更深入地渗透于朱熹过世后的南宋思想史之中。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