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道德：固守与突围》一书简评

“不是我不想爱,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这句话也许最能概括21世纪之初中国人婚恋道德心理的矛盾与无奈。伴随着我国经济上第二次革命的是思想观念的大振动、大嬗变,而其中婚恋道德观念的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冲击与震撼更为显见而强烈。婚恋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影视反映的主题。专门研究婚恋观念变迁的理论著述也如雨后春笋,黄明理博士的《婚恋道德:固守与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诗术》的伦理—政治哲学意涵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又译“诗学”)在古代晚期失传,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学界重新发现《诗术》,自此一直视之为文艺理论或美学经典.晚近戴维斯提出,《诗术》是以“作诗”方式书写的哲学之书,直接挑战把《诗术》视为文艺理论的主流观点.通过探究《诗术》与《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系,本文表明,《诗术》传授的与其说是哲学的面相,不如说传授的是哲学的城邦治“术”.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托起爱情之舟的安全气垫——幽默

婚恋,向来是与月色、诗、永恒与惨淡、“杨柳轻絮”等形象或意念紧密相连的,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与血肉依依相溶的。婚恋中即使不无悲剧,也依然是整个人类生活与情感世界中最激越、最有强度和活力的辉煌篇章或段落。它牵涉、涵盖和影响着我们作为人的几乎一切细微之处,展示世态万象,且古今中外绵延不断、源     

《诗经·郑风》编连结构与孔子思想深意之阐释

孔子编选《诗经·郑风》作为教本传授弟子,不会是随意杂录。首先他对诗的内容是认同的,其次在题材选择与编排顺序上也是煞费苦心的,其中倾注了孔子对妇女、婚恋、家庭、社会教化的深刻思考,目的是借助诗的思想内容实现自己的修身(君子淑女)、齐家(妻贤母良)、治国(纳俗于礼、由俗观德)、平天下(实现礼仪教化、道德教化、政治教化从而实现其社会教化)的思想。通过研究《诗经·郑风》选编的内容及编连结构,并结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孔子对《诗经·郑风》二十一首的选编、排序以及所蕴藏的思想深意。     

谁是智慧的引路人?——柏拉图《吕西斯》引荷马史诗考辨

柏拉图的对话写作经常会引用荷马史诗中的诗句,然而这种引用经过柏拉图的有意加工,往往使得引诗与原诗的意思大相径庭,相去甚远.考究引诗在诗人与哲人笔下所呈现出的意义差异,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与哲学之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本文从分析柏拉图的短篇对话《吕西斯》引《奥德赛》的诗句人手,通过还原、比较引诗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和作用,试图揭示引诗背后的哲学意图.     

四诗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诗》学古有四诗之说,又有风、雅、颂三体之论。三体或谓三类①。然三体四诗如何匹对,三体名义为何,皆有争议。宋王质《诗总闻》、程大昌《诗论》倡《周南》、《召南》之“南”自为一体②,后顾炎武、梁启超从其说③。如此则以《诗》有南、风、雅、颂四体。此说虽巧为牵合,实颇违古义。今就四诗本义、四诗与三体之关系以及风、雅、颂之名义详为考述,以还《诗》教之原。     

《甘棠》与孔门《诗》传

新发现的《孔子诗论》使我们对孔子《诗》说有了远超前人的认识。孔子《诗》说全面深刻把握《诗》旨,以《甘棠》为例,孔子以“报”一字总括,并层层解说其义。本文还就《甘棠》诗,梳理了自孔子《诗》说一直到汉代尤其关系本事的“传”的传承谱系。     

《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兼评陈澧《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

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考释过《孟子》引论《诗》《书》,其考辨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依据全书原则、实名原则、分别原则,《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为:引《诗》凡35条,引《书》凡19条,论《诗》《书》凡5章,总计有33章引、论《诗》《书》,章数占全书260章的12·7%。司马迁说孟子"序《诗》《书》",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绝非虚言。《东塾读书记》虽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精辟地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北大核心CSSCI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晏子引《诗》述论

《左传》、《晏子春秋》都记载了春秋时期齐国贤相晏子的引《诗》事迹.晏子熟谙于诗,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他常常引《诗》劝谏统治者重德修礼,表达了对齐国政治生活中的德、礼期待.齐人、鲁人的用《诗》有着较大的差异,鲁人用《诗》多表现出对礼乐仪式的追求,而齐入用《诗》多重于政治劝谏,显现了极强的现实性与功利性.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孔颖达的《诗序》观

《诗序》观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诗序》的作者和价值两个方面。他在《毛诗正义》中有8处说《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又有2处言及毛公和他人,这种矛盾不是《毛诗正义》作者的群体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疏郑笺时自觉遵从郑玄"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之说。从全局来看,他按照"举重可以包轻"等原则,将《诗序》的作者最终归于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建构《诗》学的理论体系,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     

从汉代四家《诗》的异同看《毛诗序》的成型时间

《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说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