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神与物”

在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非神学的"神"始终在场,并在"神与物"的不同关联中展现"人与物"的本质区分。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神以隐而不显的方式,于其宗教神学的经验性背景及"时间"视域中在场;在其思想转折阶段,其作品直接出现"诸神""神圣者"等名称及关涉神的直接论述,它们以"非神"的方式在与"非物"的关联中在场;当"此是"在其思想晚期返回到"终有一死者"之名时,"人"与"物"在"最后之神"的经过中同归于"是者",这为思想的另一种开端做好了准备。     

拜物教之“物”的分析

拜物教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范畴。物、物化和物象化概念是一组与拜物教密切相关的概念群。拜物教之"物"有两重意蕴:一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人在观念和行为方面认同物的逻辑;二是物与物的关系隐藏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泛泛之论,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拜物教之"物"的社会表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人役于物;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算计和效率;流动性。物之解读的意义在于,既看到当今物之时代强调规则、秩序、能力、形式的必然性和进步性,避免简单化的道德批判,又看到它的局限性和现实超越的长期性。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论物——以对康德“物自身”的批评为线索

胡塞尔起初将物作为意向性的构造对象和意识发生的构成物,然而在此必须以身体的特殊性作为基础和前提方才可能。因而在彻底探求事物的构成和发生之中,通过将空间和物的构造奠基于身体空间和活动空间构造之上,胡塞尔最终将身体和大地作为原初构造的双重维度。而海德格尔基于此在存在论分析所揭示的物之为物,一开始以用具性为物之原初性,但在对康德先验原理的探问中,他围绕设置空间的原初活动,最终海德格尔在艺术等的制作活动中给出物的原初显现,而设置空间也即成了天地人神四个要素的相互开启,构成活动空间。比勘二者,最终揭示两条不同的超越论道路,也可以说是两条不同的通达大地之路：大地的诗学之路还是大地的考古学之路,成为二者区别的根本所在,而这根本上又体现于身体缺位与否。     

思辨唯物论、思辨实在论与“以物观物”的三种可能

“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或许是21世纪初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种哲学思潮。它的鲜明特征体现于如下这个宣言或者檄文式的口号之中:重返“思辨(speculation)”的基本方法与“实在论”的根本立场。无论艾耶尔在《二十世纪哲学》中所说的“叛离黑格尔”这个断语是否言过其实,但至少就20世纪哲...     

《中庸》中“物”之于“诚”的意义分析

《中庸》中“诚”与“物”的关系,体现了人的德性与天道的关系.通过“天道之诚是人道之客观化”这一新视角,来重新审视诚与物的关系,并肯定了物对诚的意义以及它在人之成德中的关键作用.     

财富观从“物本”向“人本”嬗变的伦理审视

财富观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向和演进,实现了现代人类财富的价值观倒转和道德内涵的提升,从伦理角度追寻"物本"到"人本"嬗变的轨迹,探索嬗变的伦理起源,解读嬗变的伦理内容,提出"物本"到"人本"的转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     

马克思关于人与物的学说及其当代意义

对马克思关于人与物的学说可以从存在论和价值论两个维度来把握。从存在论角度马克思对物的客观性以充分的尊重,从价值论角度则重人轻物,因为人是主体,应以人为本。从此理论出发马克思对物支配人现象如异化、拜物教和物的依赖等作了充分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在今天仍有巨大现实意义。     

当代欧陆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物活力”想象及其评析

当代欧陆哲学“新唯物主义”研究起始于对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问题的回应,尤其是主体话语侵占物质空间的问题。对此,“新唯物主义”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卢克莱修-德勒兹的“物质流”理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方法,重新激活了“物活力”的想象,将物本体论推向了理论前台,起到了强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作用。但是,由于刻意忽略了主体的实践和具体的历史,“新唯物主义”过多地接受了物活论中的“存在巨链”“生命冲力”等理论预设,用假想的神圣秩序为“物活力”做担保,因而更接近于诗意的或神秘的“物-力”体悟。“新唯物主义”实是用“非人类物质”的新角度掩饰了物活论传统的旧假设,其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有着理论取向上的根本区别。     

康德-图林佯谬及其消除——兼论“图林测试”的道德哲学意义

将具有自由意志的"图林机"看作康德式"理性存在"的一种理想模型,可以提供道德哲学讨论的替代性方法论基础。但是,这里首先会遇到一个佯谬:通过图林测试的图林机要以"说谎"来证明自己是"理性存在",从而违背了(道德的)理性法则。这就是所谓的"康德-图林佯谬"。我们的论证将表明,图林机不会说谎,从而康德-图林佯谬并不存在。     

“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的文化内涵——以中西绘画对比为例

“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美学与绘画艺术的内在品质,而“物我两分”代表了以理性、思辨为特点的西方美学与绘画艺术,由此可见,中西方在认识论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分。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的绘画理念不是绝对对立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通过分析“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的文化内涵,对中西方绘画理念的异同进行辨别,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两种思想的现代价值,以期为现代绘画实践贡献绵薄之力。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自在之物”概念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不再仅仅是解决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难题或者重构形而上学的努力,而且是物化现象的理论表达。在卢卡奇看来,《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可视为对"自在之物"问题的不同解答,并且为后康德哲学解决物化问题开辟了道路。以"自在之物"概念为核心,卢卡奇在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之间架起了桥梁,为理解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开辟了新路径。     

王阳明理论中“物”的含义分析

王阳明心学理论中的"物"有四个含义。他首先从实践论的角度把"物"一般规定和总括为实践客体,即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实践客体的具体内容由实践对象、实践基础、实践条件组成:实践对象是"孝"、"友"、"仁"等价值观念,实践基础是爱亲、恻隐、好恶等感受所感受的价值事物,实践条件是山川草木等客观事物。"物"的四个含义分属存在和价值两个类型,即存在世界和价值世界。王阳明将价值从对存在的依附关系转变为并存关系是其心学理论建立的重要标志。     

憨山德清的“齐物”思想略述

憨山德清认为,自我与他人之间本无差别,但世俗之人执著于自我的"形骸",由此而产生了自我与他人的对立;修持佛家的天乘止观,人们就能够破除对"形骸"的执著,而达到初禅天天人的境界,这也就是庄子"齐物"的境界了。憨山德清如此判定"齐物",难免有故意扬佛抑庄之嫌。憨山德清的扬佛抑庄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他将《庄子》中的"真宰"等概念诠释为阿赖耶识,从而认定庄子执著阿赖耶识,然而这种诠释缺乏文本依据。憨山德清之所以故意扬佛抑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当时过度推崇《庄子》的时代风气的抵制。     

从“不诚无物”看儒家的物观

与西方哲学人、物二元对立的架构不同,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对物的探讨始终强调人的在场性和人、物的一体性。《中庸》以诚观物代表了儒家的观物之法,此种视域下的物既有本体论根基,又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价值关联。《中庸》这一端绪为朱熹和王阳明所继承、发展,但二人的理论旨趣又各有侧重。以"不诚无物"为切入点,联系宋明理学来讨论儒家物观,可揭示儒家世界观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线索,同时为解决现代人、物矛盾提供一种有益的视角。     

徘徊在“物”与“人格”之间——《民法典》视角下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之法理辨析

《民法典》将人体脱离物的部分问题划入人格权范畴,但是没有明确人体脱离物何时属于人格这一关键问题。当前有关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的各种观点也都不能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方案。人体脱离物在现代医学上具有生理功能可维持、脱离人体的原因多样化、存在状态易变等特殊性,传统的将人体脱离物归入单一民事权利的做法难以全面涵盖现代医学背景下人体脱离物所蕴含的法益。人体脱离物在物的属性之外,同时具有人格属性。基于物与人格之间共存与对立的关系,人体脱离物实际处于可人可物的待定状态。人体脱离物最终是成为物还是被纳入人格,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人体脱离物本身性质等因素的限制。人体脱离物法律属性的判断规则应从人体脱离物的生理功能、当事人主观意志以及医学管理规范等层面展开建构,而进一步的应用性分析表明,基于人体脱离物可人可物属性建立的判断规则,对于现实案件争议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     

王玄策与唐代佛教美术中的“佛足迹图”

王玄策是著名的唐王朝使节,他一生中曾数度奉敕出使印度,并率使团亲履唐初新辟出的通往印度的道路——吐蕃泥婆罗道,对于中印文化交流诸多方面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同时还是一位热衷于弘扬佛教艺术的大师,对于唐代佛教美术中外域题材的引进、推广与传播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尤其是佛足迹图和瑞像图等新的题材在唐和东亚地区的流行,都与之有密切关系。近年来我国唐代佛足迹遗迹的考古发现,和在日本药师寺遗存下来的佛足迹石,可能分别是由唐玄奘和王玄策拓回,成为珍贵的佛教遗珍。通过对王玄策与佛足迹图关系的考察,还揭示出王玄策使团在人员组成、宗教信仰、崇佛活动等方面的若干新线索。     

关于小学低年级写话教学的探讨

“写话时期”是学生作文的起步阶段.但由于低年级学生缺乏观察能力,不会观察;有些学生很想把自己观察到的、美的画面说出来,但苦于不知该怎么讲,或肚中没有好的词汇来形容和表达.如何教会小学低年级学生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写身边的事物,为小学中、高年级的习作训练打好基础？基于新课标在小学第一学段（1～2年级）“写话”教学目标中强调的要求：“对写话有兴趣”,能乐于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鼓励引导写自己的话,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能完成口头语向书面语的转换即可.在写话教学实践过程中,我认真摸索,总结出一些粗浅的教学策略和方法,现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从“物”、“实”之别看公孙龙名学的价值-以荀况为参照北大核心CSSCISSCI

先秦诸子论名,旨在匡正名实相怨的时弊,公孙龙也不例外。但是其以实正名的学说宗旨,却并不为同时代诸子赞同,以致荀况斥之为"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究其原因,乃公孙龙所论之名,与此时代之一般理解旨趣殊异。概言之,公孙龙看到了"名"的两种用法,即名既可命物(个体物),是为"物名",亦可命实(个体物的性质),是为"实名"。公孙龙特别强调的是为当时人所忽略的后者的意义,其价值与其说是逻辑的,还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不管是与公孙龙的同时代诸子相比,还是从其后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取向来看,这一发现和阐述都是独特且别具价值的。     

从“卦变法”到“加一倍法”——论先天图诠释的演变

先天图作为卦变图系统的一支,其早期诠释以"卦变法"为主。其中,六十四卦卦变从郑夬开始,经邵伯温、张浚、张行成等人之手不断演进发展。另有陈瓘、王湜等学者对八卦卦变加以思考。此后,来源隐晦的"一阴一阳图"之阴阳相间生卦的方法流入先天图的诠释,即是日后闻名的"加一倍法"。此种诠释始于程迥,蔡元定、朱子、林至、项安世等人加以展开,最终使先天图成为了易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