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功能

英国的济贫法制度是一项具有综合性功能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救济、惩罚和社会控制构成济贫法制庹的主要社会功能,而其中的救济则是其基本社会功能.旧济贫法制度具有稳定就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经济功能,为英国工业化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济贫法制度确立了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的合法性,逐步扩大了英国公民享有社会救济的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英国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些则构成其主要的政治功能.     

19世纪英国民间慈善活动探析

19世纪,英国民间慈善事业得到飞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规模和范围均达到相当大的规模。19世纪中期,慈善组织收到的善款甚至超过了国家在济贫方面总的费用,从而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发挥不了的积极作用。在英国逐渐形成的以私人慈善、工人的自助互助和政府救济为主要形式的多元救助体系,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种体系作为英国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英国福利国家形成前的巨大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     

19世纪末期英国贫困观念的变化

19世纪末期,由于英国发展相对放缓,社会贫困状况恶化。中产阶级的社会调查使得人们对英国贫困问题深感震惊,他们认识到贫困的成因不单是因为个人的懒惰,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由此英国人的贫困观念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新自由主义、社会伦理学和有机体理论以及费边社思想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也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国家和社会干预贫困问题的必要性。相应政府的济贫政策也发生变化,即由惩戒到政府救助,对20世纪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意义重大。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济贫政策与人口迁移运动

英国工业化时期人口迁移运动与济贫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认为,英国旧济贫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的流动,降低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但是这种阻碍作用是有限度的,其中上层人士的流动、人口短距离的流动以及季节性流动不在限制之列.济贫法及修正案的地方性原则对人口迁移的限制并不严格,而且济贫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也突破对人口迁移的限制作用.     

关于托克维尔悖论的历史解读

本文从政治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托克维尔悖论。18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完善和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之间出现巨大的张力。传统政治体系无力创造出一种政治话语来吸纳第三等级中新兴社会阶层,这不仅无法赋予中央政府改革的合法性,也给新社会阶层带来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政治语言与实际操作的背离大大削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结果平等自由的新思想大行其道。本文指出尽管在政体研究上托克维尔极富洞见,但是他对于新生的社会阶层如无产阶级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所以会出现他强调自由,却担忧平等的现象。     

19世纪英国的济贫院制度初探

从17世纪开始,济贫院在英国逐步发展起来;1834年后,院内救济成为新济贫法体系的核心。济贫法委员会希望通过济贫院的威慑作用,促使贫民自力更生,减少济贫开支。济贫院遵循“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两个原则,院内的生活比较悲惨,被大众冠以穷人的“巴士底狱”,到19世纪70年代后才逐步得到改善。济贫院制度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反讽要素

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美国当代历史理论家海登·怀特揭示了托克维尔历史思想中的反讽要素。本文力图在怀特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并梳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作中的自我定位、对历史连续性的建构与反讽要素之间的关系,并还尝试将现实情境的要素纳入考察范围,指出托克维尔的个人遭遇同反讽之间的可能性关联。     

贵州宗教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

宗教主张修行积德，抑恶扬善，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恤老怜幼，施舍济贫，建桥修路，保护环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就，为社会所公认和称颂。本文拟以贵州为例，试述如下。     

近代英国医疗行业中利益追求与人道追求的并存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医疗行业中,商业利益与医疗行业救死扶伤的人道追求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一方面,处于特权地位的医生通过各自的协会限制行医人数以增加自己的收入,药剂师卖药赚钱.另一方面,英国由于基督教的影响,有较好的济贫与慈善传统,再加上后来政府的干预,还有医生护士的自发行为,构成了医疗行业中制约商业利益的人道主义因素.本文探讨了这种天使与魔鬼并存的现象,以期对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些许启迪.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