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研究从自尊结构出发,探讨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男性SWB显著高于女性;(2)在高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在低外显自尊个体中,内隐自尊没有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亲子关系对自尊的影响：一项基于贫困大学生的研究

为了探索亲子关系在经济压力影响下的差异以及亲子关系对贫困大学生内隐与外显自尊的影响,本研究抽取67名贫困大学生和65名非贫困大学生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贫困大学生对父母持积极的内隐态度和显著的高内隐自尊;（2）非贫困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比贫困大学生的更积极,但贫困大学生比非贫困大学生对父母的内隐态度更积极;（3）贫困大学生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对外显、内隐自尊以及自尊的分离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非贫困大学生的内隐父母态度对三个因变量预测作用较好。因此,亲子关系中相对薄弱的方面对自尊有重要影响。     

青少年内隐与外显自尊的比较研究

运用两种程序分别测量了青少年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内隐自尊由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外显自尊由三项自尊量表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年龄阶段与不同性别的青少年中内隐自尊普遍存在;无论是内隐自尊还是外显自尊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内隐自尊无显著的年龄差异;外显自尊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其中高中生比初中生和大学生有更低的外显自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无显著相关。     

个体攻击性结构与自尊关系研究

本研究采用内隐联结测验,对个体攻击性结构和自尊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个体在外显攻击性、内隐攻击性在自尊上没有差异;(2)在高外显攻击性个体中,其自尊随着内隐攻击性增高而降低,在低外显攻击性个体中,自尊和内隐攻击性关系不紧密。     

未成年犯自尊特点的研究

该研究对北京市男性未成年犯与一般青少年的自尊特点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内隐自尊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外显自尊方面,除身体自尊外,未成年犯在整体自尊、学业自尊、人际自尊、家庭自尊以及品德自尊均显著低于一般青少年;未成年犯在元自尊各个因子,即自尊调节、目标意识、自我检查、监控策略、现状意识上均非常显著低于一般青少年;未成年犯的外显自尊和元自尊有显著相关,和正常少年相比,少年犯的内隐自尊、外显自尊和元自尊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且存在显著的分离现象,即外显自尊和元自尊低于正常少年,而内隐自尊和正常少年无显著差异。     

内隐自尊效应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

研究运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内隐自尊进行了研究和测量,同时还运用结构方程建模对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东方文化下内隐自尊是存在的,个体无意识中对自我持有一种积极的评价,但强度不如西方个体。(2)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结构,二者间仅存在低的正相关。     

青少年内隐自尊与自我防卫关系研究

对84名被试的内隐自尊、外显自荨与自我防卫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1)外显自尊与显性自恋存在显著正相关,与隐性自恋存在显著负相关.内隐自尊与隐性自恋存在显著正相关,两种自尊对自我防卫预测作用不同.(2)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分离指标与隐性自恋存在显著正相关,提示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差距越大,自我防卫水平越高.(3)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分离指标与显性自恋存在显著负相关.     

自尊内隐改变的初步实验研究

本研究以EAST为内隐自尊测量工具,以阈下评价性条件反射(EC)为基础对自尊的内隐改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EC处理可以有效增强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态度,继而提升个体的内隐自尊.自尊可以加以内隐改变;(2)EC处理没有增强个体的外显自尊,可能足自我展示等作用的干扰所致;(3)EC处理可以成功地用于自尊的内隐改变,是内隐自尊的形成和改变研究中一种值得深入探讨的方法与策略.     

外显与内隐自尊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预测

本研究通过运用内隐联想测验和量表法对111名大学生进行测试,在确认自尊结构的基础上,考察外显和内隐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结果发现:(1)大学生自尊结构是双重的,存在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两种成分;(2)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都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自尊结构的压力调节作用研究

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自尊的两种不同元素,自尊结构指的是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在个体身上的不同结合形式。本研究探讨了自尊结构对个体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个体的高内隐自尊/外显自尊结构表现出对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高外显自尊/低内隐自尊、低外显自尊/高内隐自尊、低外显/内隐自尊个体没有表现出压力的调节效应。研究最后探讨了自尊结构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     

Heidegger on Luther on Paul

Abstract : When it comes to how Heidegger understands theology, Martin Luther was instrumental in his early formulations.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Luther leads him to descry theology as a discipline best left unfettered by metaphysics and this attitude is carried right through Heidegger's career. By explicating Luther's influence upon Heidegger's early Freiburg lectures from 1919‐1923, we can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nuanced way Heidegger construes Luther's theology in the hopes of inspiring key insights for Luther's appropriation in current post‐Heideggerian th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