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语说》钩沉

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不只是文学大家,而且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刻研究。苏洵参与编撰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苏轼撰《易传》九卷、《书传》二十卷、《论语说》五卷,苏辙撰《诗集传》十九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明代焦竑很重视苏氏解经的成就,竭力搜求,编成《两苏经解》。有万历二十五年毕三才刻本和万历三十九年顾慥刻本,其间独缺苏轼《论语说》一种,甚感遗憾。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也未见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说:“今未见传本”,“其说亦不可复考”(《论语拾遗》条)。可见明清以来,书已失传。我发现宋、金以来的某些书里,尚保存有此书的佚文和有关论述,可见一斑。朱熹说:“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苏轼也“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东坡续集·与滕达道书》)。不舍杯土,泰山得以成其高;不辞细流,黄河得以成其大。值此深入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之际,谨将苏轼有关《论语》的论述,钩稽排比,按《论语》篇次辑为一编,冀使苏轼《论语说》得以重见天日。虽不为完璧,而于百家争鸣中亦可窥见苏氏对孔子学说的研究心得。不当之处,识者指正。     

《逸论语》暨《齐论语·问玉》辑证及相关学术史考述

汉唐典籍如《说文》《初学记》等征引《逸论语》五则,自王应麟、朱彝尊以来,皆以其为《齐论语》之《问玉》篇,"问王"为"问玉"之误,已成定论。因其内容、体制与二十篇不同,为张禹所删。《齐论》自班固之后未见典籍称引;现有文献皆无其进入东汉以后传承情况之记录;郑玄校定《张侯论》,参考《古文论语》,并未参考《齐论》,学术史上"考之《齐》《古》"之说有误。考虑到著录《齐论》的《汉书·艺文志》实出于刘歆《七略》,而许慎引《齐论·问玉》时已称之为《逸论语》,可以判断《齐论》的亡佚时间当在刘歆之后、许慎之前。许慎编纂《说文》,采用《逸论语》,并未全部注明出处,这有助于我们对《说文》编纂与内容来源的认识。     

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根据定县竹简《论语》,崔述等人依据文体、称谓所作关于《论语》成书的种种判断难以成立。《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统一组织,集体编纂。《论语》的编纂经历从孔子弟子到再传弟子的较长时间。     

《论语》的义理旨归、篇章结构及与“六经”的关系——我之《论语》观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并未留下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著述,但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数十年如一日,所言多有传诵于弟子或时人者。这些言论或被辑纂成册,如《论语》一书,或被援引于后儒之论著,如《易传》、《礼记》、《孝经》、《孟子》等文字中的若干子曰。《论     

近年来英语世界有关孔子与《论语》的研究(上)

一《论语》新近英译本的问题及其评论孔子(Confucius)与《论语》(The Analects)的思想及相关问题,一直是英美汉学界思想研究的重心之一。随着儒学(Confucianism)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对于亚太圈的经济增长提供意识形态基础之可能性的日益呈现,远在美国等西方汉学界的学者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变得更为关切,《论语》众多新英译本的产生就是一件值得尤为关注的事情。就这些《论语》新英译本及其相关问题,郑文君(A liceW.Cheang)专门写了一篇《大师的声音:论孔子〈论语〉的阅读、翻译和解释》的论文,[1]为我们提供了西方汉学界有关《论语》的翻译…     

《论语》名义和简称问题

语言是最为原始和基本的文明记录及承传形式,先秦时期所见种种以流行性为核心限定的旧"谚"新"语"正是其后世的见证和延续。《论语》即条理化的孔门"语"。同作为言体与文体的"语"相比,"论"字更能体现《论语》的编纂过程及内容特点,因而在汉代即被采为《论语》的简称用字。以"《语》"相称属于后起,较之于"《论》"亦欠合适。     

《论语·公冶长》篇“雍也仁而不佞”章发微

《论语》一书中有不少章节因缺失语境,导致理解困难。新出的清华简《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之言,似可作为《论语·公冶长》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语境背景,"或曰"者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应当是以管仲此语为前提的。语境的恢复,对于深入理解《论语》此章的含义很有帮助。     

捕风捉影的《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与《〈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一文商榷

杨义《〈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一文在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偏差,全文的观点几乎全部建立在主观臆测和个人想像之上,严重地违背了科学实证精神。杨文提出的仲弓、有若、曾参弟子三次编纂《论语》,大都没有文献证据。该文往往是第一个论点还没有站住脚,就由此急急忙忙地推出第二、第三个观点。杨文虚构的通过文化权力操作的《论语》篇章政治学,其实质是今人精明算计、追名逐利心理的反映。编纂《论语》这一神圣事业,在杨文中成为一个名利的搏斗场。杨文《论语》篇章政治学的要害,是遮蔽了《论语》和煦的道德阳光,使《论语》变成一座阴森恐怖、鬼影幢幢的迷宫。     

《论语》多种称谓与书名问题

《论语》一名定于何时,历史上有两种主要争论:一种源自《汉志》,以为《论语》成书时所名;一种源自《论衡》,以为汉代始定。有两现象似与《论衡》之说相合:其一,除《论语》一名外,《论语》汉代还有"传""语""记"等多种称谓;与此同时,其二,先秦及汉代早期文献中鲜见《论语》一名。然《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宋书》等史籍中《论语》的称引情况表明,以上两现象其实并非缘于《论语》书名未定之故,而是与《论语》的称引方式有关。鲜见《论语》一名乃是由于鲜以"《论语》曰"方式称引《论语》的称引习惯所致,这一称引习惯广泛存在于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     

《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当作“议”解。许慎《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相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言论及其与弟子的辩论。     

《论语》中的诚信思想探微

《论语》一书中的诚信思想,主要以“信”的形式展现.《论语》中明确提到“信”的语句不下二十处.在《论语》中诚信思想被赋予了极度重要性甚至是首要性的地位.其诚信思想具有社会普遍性、统治阶级表率性及社会实践性等特点.     

牟子《理惑论》略析

牟子《理惑论》载僧祐《弘明集》卷一,撰者题作汉牟融,附注“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两卷,题汉太尉牟融撰。《旧唐书》、《新唐书》因袭而列入艺文志内(上述三部正史中的《牟子》是不是《弘明集》中的《理惑论》,尚不能肯定,容后讨论》。《理惑论》三十七篇,借问答的方式宣场佛法。篇首冠以一段文字,盖作者自述其身世及作书之由,篇末又著一段文字,可视为《序》和《跋》。南朝萧齐时,陆澄将     

《论语》书名之谜

<正> 《论语》一书几乎尽人皆知,但有趣的是,它为什么叫“论语”?书名由何而来?千百年来却一直是个谜。历代许多研究者都想解开这一谜团,说法不一。迄今为止,以下四种解释影响最大: 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研究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为浙东学者刘宗周与黄式三研究《论语》的力作。在《论语后案》中,黄式三采用了刘宗周、万斯大、全祖望的学术观点,展现了对浙东学派的继承和反思。比较《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在诠释经义方面,展示了从意义的理解到文本的还原之异趣。在学术思想方面,从《论语学案》的重心演变为《论语后案》之崇礼。在文学气象方面,则由《论语学案》的崇气象嬗变为《论语后案》的重考据。从《论语学案》到《论语后案》,一方面展现了《论语》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则为研究浙东学派思想的变迁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

<正> 《孔子研究》创刊号,载有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一文,考察了《论语》从结集到定型的历史过程,对《论语》内容的可靠性提出了一定程度的疑向。今本《论语》的可靠性问题如果不解决,孔子研究终觉缺少牢固的基础。兹就《论语》的结集时代、汉代齐、鲁、古三《论》与今本《论语》的关系发表一点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从《论语集解》到《论语义疏》

汉魏之际,经学开始酝酿一场变革。《论语集解》把汉代四家大儒的《论语》注汇集到一起,又采入魏初三家注释,并加上编者自己的注解,以此来改革汉代经学,缔创魏晋新学。此后,晋代李充、江熙等人相继仿效何晏《集解》体制,不断集结当代各家《论语》注释,使《论语》融入到玄学的大潮中。南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则充分利用前人集解成果,集六朝《论语》注疏之大成,书中的主体思想反映了魏晋六朝儒道会通的主题,是玄学背景下《论语》研究的经典之作。     

《论语》注解中的“公羊学”取向——刘逢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论语注》比较

刘逢禄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的《论语注》是清代以"公羊学"注解《论语》的首末。虽然同以"公羊学"注解《论语》,但两人在解释起点、策略和内容上都有差别:刘氏认为《春秋》与《论语》的关系是"表里"关系,强调两者间的互证互补,守"公羊"家法;康氏则认为两者是"辅助"关系,以《春秋》贯《论语》,运用糅合了《礼运》"大同"的"三统三世"说"别择而发明"《论语》的微言大义。两人的解释从注经的角度看均属于过度诠释,但在其背后隐含着时代背景的转变。     

苏轼《论语说》辑佚补正

《论语说》是苏轼一部重要的经学著作,惜已失传。今人卿三祥、马德富、舒大刚诸先生为之辑佚补苴,搜罗甚富,力求还原此书原貌,足以嘉惠学林。然其中辑自《四书朱子本义汇参》数条之可靠性存疑,有待商榷。本文一一加以辨析,并据此发现《历代名贤确论》一书可以为《论语说》辑佚提供新材料数则,均辑出并列于文后,以资补遗。     

从《论语》的“界限”看孔子遗说的分类编纂——兼及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史证价值

传世的、可信的孔子遗说,并不限于《论语》一书。相反,《论语》只是孔门后学纂集孔子言论学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该书只是为了收罗弟子所记的日常生活中孔子的言论而编成的,它排除了孔子的典籍讲授课堂的内容。在《论语》之外,存在着记录孔子专门的经典说解文本。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的孔子论《诗》,就是孔子诗学课堂和遗说存在的明证。那种以为孔子学说以《论语》最可信据的主张,恰好受了该书"编纂界限"的误导。     

关于《论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论语》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历史文献。《论语》内部的逻辑主线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原编《论语》从编纂形式来说,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主线,因此,《论语》有重新编纂的必要。对《论语》首篇首章应该予以重视并正确诠释。根据《论语》的内在逻辑来看,"学而时习之"之"学",就是指"修己"阶段的"学",即少年时期的"发蒙之学",而不能诠释为"学说"之"学"。《论语》中蕴含着若干现代思维与哲学的萌芽,值得认真发掘。当然《论语》作为历史文献,也表现了孔子思想的若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