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本文对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位儒生关于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所提出的商榷文章作出了逐个回应,指出四位先生由于忽视了理性和逻辑,而在苏格拉底是否赞同子告父罪、"亲亲相隐"是义务还是权利,以及如何理解儒家的"私亲"和"推思"的关系、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儒家和专制的关系以及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提出在当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而不是努力恢复旧道德中导致腐败的"亲亲相隐"义务.     

辩误者再误——析《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邓晓芒先生《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一文之"答胡治洪教授"部分,非但没有澄清笔者在《指"误"者之误》中对他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中存在的理论矛盾、概念滥用、文本误读、常识缺失诸问题的质疑,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逻辑悖谬和理性迷失,由此反映了邓先生缺乏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化问题的资质.与他所谓"由于我而把这一场半生不熟的讨论引向深入"的"宏愿"相反,当前这场关于"亲亲互隐"的讨论已经无可救药地被他导向了"浅出".     

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

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亲亲相隐”的人性魅力解读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并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所贯彻。亲亲相隐之所以会成为中西法文化的共同特征和共同选择,是因为这一制度符合人性的需求,体现了"仁爱"的人性自然亲情,是"孝道"这一基本人性在法律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在继承、改造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当代中国的亲属拒证权。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私权抗御公权——“亲亲相隐”新论

"亲亲相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近30多年的研究经历四个不断深化的阶段,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古代"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与法律的国家形态中,"亲亲相隐"具有家庭私权利抗御国家公权力的功能和价值。作为法律确认的"隐",包括对犯罪人通风报信以抗御侦查权和缉捕权、"相容隐"之人可免于作证和拷讯取证以抗御刑讯权和审判权。这些正面价值值得认真发掘和研讨。     

方以智"密衍"思想发微

方以智易学中的"密衍"思想,主要体现在"<河图>变<洛书>"的过程中,认为<河图>强调五行相生,而<洛书>强调五行相克,二者展示了儒家所推崇的生生之德.由"金火易位"出发,方以智等人深化了对"五行尊火为宗"与"金生水"等命题的认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全新观念.     

“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

<正>最近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如何认识、评价儒家伦理的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血缘亲情,以及孔孟等儒者是如何处理血缘亲情与仁义普遍原则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参见郭齐勇主编,2004年;2011年)对此,学者已发表了不少高见,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看,该次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其实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     

尚秉和之"阴阳相须"易理思想辨析

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解易有返归汉学的倾向,着重于象数的阐发,其阴阳相须的"易理"思想,有别于易学史中义理派之"义理".尚先生认为"易理"是存在于<周易>自身的本然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乃"易理"的具体的内涵,进而指出在<周易>经传文中屡次出现的"敌"、"类"、"朋"等概念,正是针对"易理"之中的"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关系而产生的.其中,阳与阳或阴与阴同性相遇为"敌",阴与阳异性相遇则为"类"、为"朋(友)".对比帛书<周易>中的"敌"、"类"、"朋"的相关论述,发现尚氏所谓的反映阴阳关系的"敌"、"类"、"朋"并没有在帛书<周易>中展现出"<周易>根本定例"的特征.尚先生的"易理"虽然讲求阴阳之理,但落实到经文的注解,却成为一种反映<周易>六十四卦阴阳爻位关系的体例,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象数的内涵.而帛书<易传>对于经文的阐释更注重人文思想的挖掘,即对"义理"的阐发,展现出与尚氏易不同的诠释风格与路数.尚秉和先生提出"易理"的概念虽成一家之言,但考之帛书<易传>,我们仍可发现其"易理"思想中存在的偏颇.     

亲亲相隐法律原则的历史变迁

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条重要法律原则。亲亲相隐成为一种孝的观念,春秋时期就已产生,汉代时礼入于法,为法律所确认。随着历史的发展,至唐,这一法律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并沿用至清,以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通过对亲亲相隐这一     

论亲亲相隐与刑事法治

如何协调亲情与法律的关系,减少二者的冲突,使它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和谐,这是不同的制度文明一直在探寻的问题。亲亲相隐特有的情法结合功能在化解情法冲突方面提供了合理的可资借鉴内容,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在论述亲亲相隐的涵义及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评价了亲亲相隐的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提出应当批判的继承亲亲相隐的观点,并对完善我国刑事法治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言以蔽之"与经典解释--孔子论诗考(一)

孔子从思想家的角度,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对诗的意义阐幽发微,而不仅仅是删定"诗三百".随着上博简<诗论>等战国佚籍的公布,这一现象更加引起了学界瞩目.本文认为孔子及其弟子重视诗之中的"思",他对诗的总体把握和对于具体诗篇评论,都采取"一言以蔽之"的手法,简练而精当.孔子对于诗的理解、解释、评论是"诗三百"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同时,论诗和教诗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源头.文中还对孔子"思无邪"、"诗无隐志"、"<关雎>之改"、"<燕燕>以其独"、"<鸤鸠>吾信之"等论断作了新的分析,进而强调"述而不作"的重要性.     

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     

巴哈伊教神秘主义源流

巴哈欧拉1863年离开巴格达,公开巴哈伊教前的早期作品,神秘主义色彩浓厚.重要的有巴哈欧拉称之为"最神秘的作品"--<七谷书简>、 "天启神秘中的宝藏"--<隐言经>、还包括<四谷书>、 <确信之道>和<神圣奥妙之精华>等.     

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

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     

指"误"者之误——《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谬误举隅

作为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章,本文对邓晓芒先生《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中存在的诸如承认“‘历史主义’原则”而在实际上却违背这一原则、沿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这一概念而对当前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加了解、对于批评对象的批评与批评对象的思想实际毫不相干、引用的材料与企图言论证的观点没有直接联系、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莫衷一是、曲解古典文本以至与自己的论断发生抵牾、将自己的独断心态强加于人等谬误进行了分析。从而认为,由于存在这些谬误,邓先生文章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的正确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今、帛本《易传》"刚柔"解《易》的诠释学考察

在任何一个解释活动中,概念范畴都作为重要的前提限定着意义的生成,"刚柔"在今帛本<易传>中就作为基本的范畴性前提而存在.<易传>形成时,人们对"刚柔"的涵义及内在关系即有着一定的基本理解..刚柔"被用以解<易>时,这些涵义及内在关系便被赋予<周易>文本,从而使<周易>生成了丰富的意义;同时,在此过程中作为前提性范畴的"刚柔"也实现了意义增值.今帛本<易传>对"刚柔"的把握既有同又有异,故而对<周易>的解释也有所差别.今本<易传>中,"刚柔"观念的"人文义"、"秩序义"、"变动相推义"作为"前理解"构成解<易>的前提,限定着今本<易传>的意义生成;而在帛书<易传>中,除此诸"义"之外,更突出了"刚柔"范畴的"相济义",从而使其易学解释、意义生成展现出自己的特点.     

亲亲相隐：检验道德认知的差序效应

“亲亲相隐”是一桩饱受争议的道德公案,实证考察其中的道德认知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结构。研究1直接验证了道德决策中“亲亲相隐”现象的存在,研究2进一步考察了道德判断与决策的差序效应及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研究3探究了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整个研究表明,“亲亲相隐”根植于中国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道德认知中,不同社会关系下所感知到的人际道德义务差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管子》中的"德"及其现代价值

"德"是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管子>中的"德"因循"天德"、"帝德"观念,认为"德"与"道"相通,与自然秩序节律及其生态机制相切合;"德"由上而下,始于君王,教化百姓,是仁、义、礼、法乃至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富国安民"、"经世致用"中具有统领性的意义.现代社会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以及国家区域与人类共同体等诸多冲突和不协调,中国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管子>中的"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