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从儒学现代转向的维度看,两宋儒学不仅是传统儒学的完备形态,而且也是儒学现代转向的发端,兼具守成与开新之两面性。两宋儒学内部的紧张正是其两面性的集中反映:在形上层面,体现为以"理"驭"心"与以"心"融"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前者强调"理"的至上权威而日趋"守成",后者突显"心"的自主性而导向"开新";在形下层面,既存在"人极"与"皇极"的政治博弈,也存在理欲、义利的伦理对峙。这在加强维护帝制纲常的同时,也高扬了个人价值,由是在客观上开启着一种现代转向的可能。当前,我们有必要认清两宋儒学的两面性及其时代效用,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文化资源论

如何对当代海外新儒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 ,应当根据他们自己的如是说。海外新儒学力图融合中西方精神并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其观点、方法和目的都很有特色 ,突出地表现为所谓“文化资源论”的深刻理念 ,而且与“新传统主义”有所区别。     

为什么是物象美学

物象美学是20世纪美学逻辑进程的必然结果。19世纪末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宣谕,标志着神本主义美学的最后消亡,并预示着绝对主体主义或人本主义将成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重要话题。20世纪中期,福柯进一步提出了“人之死”的哲学命题,既意味着人本主义因其强烈的人类自我中心倾向而走向了尽头,也为重建人与自然的新型审美关系提供了契机。物象美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试图在对传统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双重还原中为当代美学确立新的根基。     

宗教对话: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核心课题

所谓“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涵义需要进行再诠释:就当下以及将来的发展而言,儒学第三期开展是指儒学从东亚到全球的地域性扩展,在此过程中,与西方宗教传统的对话将构成其核心课题之一。其次,儒学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传统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儒学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再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话性一直构成儒学传统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最后,儒学传统对于宗教对话至少应有三方面的贡献,即“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以及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在本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梁漱溟为复兴儒学,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入儒学,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他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不为特定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这构成了20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初始环节。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危机,试图以人文关切扫除理智的冷酷,让伦理情谊温暖人心。同时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给现代化事业筑立一个精神根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     

灵知主义与18世纪思想的反启蒙品格

灵知主义构成了西方经典体系的隐秘传统。经由几条途径,灵知主义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进入德国。灵知主义的复兴强有力地塑造了18世纪德意志精神。到黑格尔创建其综合的辩证思想体系时代,灵知主义汇入复杂的思想网络,形成了后宗教改革、后启蒙时代一股精神动力。莱辛设定了对立于基督教的理解历史的架构,进而将"教育"定义为"灵知"的开启,意在唤醒和发挥寓涵在学徒心灵之中的属灵潜能。在哈曼的美学叙事中,狄奥尼索斯与耶稣基督构成了重影。狄奥尼索斯与基督的合体,构成了德国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新神话的核心意象。启蒙主义、虔诚派传统、柏拉图主义,在赫尔德的宏大思辨之中完成了一次灵知主义的综合。将神圣的救恩历史化为人性的历史,赫尔德为约阿西莫的千禧年主义缔造了世俗形式。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现代性及文化悖论维度下的赫勒美学思想研究

现代美学是现代性与现代文化悖论的表征:一方面,以工具、目的及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现代精神极大地侵占着人文价值的存在空间;另一方面,以启蒙与自由为典型的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总是试图重新寻求并阐释人之意义与价值。后者可视为现代美学的化身,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及文化悖论的钟摆平衡运动。赫勒从审美自律等方面,论证了现代美学存在的合法性和矛盾性;继而认为,作为现代美学的表意方式和内在运行结构,“历史哲学”与“艺术批评”相互对立制衡,有着不可改革的内部矛盾且构成了现代美学的悖论。针对当代审美趣味价值与艺术品个体化、多元化及动态化的存在事实,赫勒主张用“艺术品的尊严”取代“艺术自律”,认为只有与人发生本质关联时,艺术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艺术价值才可能彰显,艺术是人对意义的追寻。以上论调充分体现了赫勒美学思想的强烈人道主义色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根基就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学是一种“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中华美学精神集中表现在它的“美善相乐”,“天人合一”,“和合之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产物,它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源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论体系,它将以美和艺术来塑造人民的灵魂,鼓励人民向上向善,以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家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思想酝酿与定位阶段。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作为“五四”东方文化思潮的主将,同时也是为现代新儒家思想定位的先驱。东方文化思潮出于对中国近代所走过的西化道路模式的痛切反省,主张中国道路特殊论,并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在学术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文化会通,以达致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东方文化思潮的这一文化思想和学术方向为现代新儒家所延承和发展。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他们在根本上固执于传统儒学的立场,因而未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开新的目的。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试论王国维"古雅说"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发展中的价值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中把"古雅"提出来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使之成为中国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折性概念。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的各种思潮,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美学理论探讨和艺术实践后的今天,特别是经过开放后近20年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回到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重新审视"古雅"的基本性质,对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与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研究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心理学探究走的是“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故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现代新儒学研究背景及思路的展开,呈现出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独特个性与自信。这是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二十一世纪的儒学

自 ７０年代迄今,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儒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视儒学为一种宗教性、精神性传统的新趋向,该趋向固然与西方晚近兴起的宗教多元论和宗教对话理论有关,但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儒学的发展,是传统儒学被全面解构过程中对儒学的重建,这种重建使得儒学所蕴涵的各个层面得以厘清,尤其使儒学益发将自身界划为一种具有超越品格的宗教性传统。而儒学若要作为一种价值信仰系统融入生活世界,恰恰需要以确立其宗教性或超越的品格为前提。在２１世纪,儒学会有多方面的开展,但将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性传统发挥作用;并且由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尤其是“波士顿儒学”的现象可见,虽然在西方仍非显学,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如今已开始进入全球意识。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

在近代儒学阐释史上，蒙文通的学术遗产十分值得重视。他从“儒史相资”的方法论出发，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呈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学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中的批判性格，将其视为形塑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重要根基，从而阐释了一种并未自外于20世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政治运动的革命儒学。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思考现代中国儒学话语的重构极具启发性。     

淡谈黄宾虹与张大千的山水画写生

黄宾虹在“内美静中参”的美学思想指导下,创造性发展了传统“遗貌取神”的写生法,即在山川造化中寻找发现契合于笔墨变化的“内美”,并藉此来夺造化之“神韵”。而张大千继承了传统的“形神兼备”的写生观,并参照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从泼彩、泼墨方面对中国山水画进行了创造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