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从茶山经学看其心性论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留下了丰富的经学资料。他的经学诠释体制脱离了以往朱子理学形而上的层面,注重现实和实践,同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他的心性论从具体的现实和个体的自律性上来重新认识人,从而确立了其哲学思想的实学依据。他认为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心之嗜好。人心虽然有这种嗜好的倾向,但现实中的善恶取决于心的自主之权,心具有自律性。他反对性理学中本然和气质之性的分类,认为在本然上人物性是不同的,在气质上人物性又是相同的。在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中,与性理学者的“德内端外”不同,茶山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然是先天内在的,而仁义礼智四德则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后天性的存在。     

浅谈栗谷的四端七情论

关于“四端七情”的问题在中国儒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心性论方面占有核心的位置 ,但并没有被朱熹以后的性理学者们继续关注 ,却得到韩国朝鲜王朝 ( 1 392— 1 91 0年 )的性理学者们的吸收及发挥。退溪与栗谷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 ,虽然他们都受到朱熹哲学的影响 ,不过在朱熹哲学的基础之上两位学者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栗谷的“四端七情说”在理气之妙、理通气局、气发理乘等理气论的基础上发挥了朱子学 ,他反对退溪理气互发的观点 ,对朱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心性圆融——马一浮心性论体系的建构与展开北大核心CSSCISSCI

马一浮的心性论体系在现代新儒学中颇具特色。他不仅视心性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出了"心兼理气、统性情"的逻辑架构,而且标举作为心性本具之理的六艺,通过对宋明心性论的整合与扬弃,体现了新儒学的心性义理精神。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

朱熹在对性之内涵及其与心、情、欲之关系的理解上与荀子相异。朱熹最为指责荀子人性论的一点在于其不能接受荀子将人性设定为恶,他坚持性理本体的善的绝对性,而只承认恶是由后起的气质所引起。在修养论和工夫论方面,朱熹与荀子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学习、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朱熹认可荀子提出的对"偷则自行"之心的拟制和对"使之则谋"之心的塑造。     

性体的回归与近代心本论的逻辑发展

在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论中,心性关系是一个要害问题。无论程朱抑或陆王,均以追求心性本体体验的一致为理论建构的目标,故而他们都认为心与性是不同层次、不同功能而又具本体论意义上合一的概念。程朱侧重于性的本源意义,故以性诠心;陆王则建立了心的本体论哲学,以心诠性,实现了哲学本体论视阈的根本转变,故为近代心学一系所津津乐道。在儒学史上,陆王心学一扫因"空疏之气"而     

重提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

从先秦思孟学派到宋明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一直占据着核心和枢纽的地位。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参照下,清楚地揭示了儒家心性论中所蕴含的道德主体性观念,但他同时也难免将康德的那种先验思维和话语移植到儒家心性论中来。然而,心性论诠释中的先验话语应当受到经验话语的限制,理解儒学心性论应当是理解其形上学及宇宙论的基础,而不应该反过来,首先根据某种形上学或宇宙论立场来定位儒学所论之心性,赋予后者以先验的或超越的性质,忽视它们在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来源和运作方式。自然主义在当今世界哲坛风头正劲,儒家心性论研究也有必要采纳自然主义进路,破除人—动物、社会属性—自然属性、生物性—道德性等二元论,重视人之心性的发展性与复杂性。将儒家心性论自然化,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罗钦顺哲学理气论与心性论关系再探讨

罗钦顺心性论对于心有两个向度的强调：一方面，虚灵、知觉、神识描述了一种作为认识功能的心；另一方面，心性体用这个思路描述了一种作为性体之现象的心。心如上两个层次的意义必然引发出两种不同的心性关系。其中，心性体用的关系和理气论中的理气一物较为融贯，而心性能所的关系则与此不太融贯。罗钦顺肯定没有像批评他的刘宗周、黄宗羲那样直接主张心与气的平行对应关系。不过，以朱子学作为衡量标准，罗钦顺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之间没有明显的不统一。只能说罗钦顺哲学在心性论内部因为对心的定义有多层，心性关系并非形式上只有一层，这里会产生形式上的不一致。     

“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心学的肇始——张九成的哲学逻辑结构

张九成以心为逻辑起点,通过以心释天将主体心上升至宇宙本体的地位,并将万物看作我心外化的结果。在处理心、理关系上,虽然有心、理二分之嫌,但旋即通过"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观点表达了物理、心理实为一理的思想。最后通过正心和涵养未发的工夫论实现了从形而下之物理向形而上之本体心的回归,实现了下学上达、物我内外、本体工夫的圆融一致,从而建构了一个"心—气—物—心"的心学思想体系。张九成第一次明确将主体心提升至本体的高度,以之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围绕"心"对心与物、心与理、心与性的关系做了详细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之创立应始于张九成。     

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朱熹“中和新说”与关学关系探微

朱熹心分体用的"中和新说"直接受到程颐的启发。而程颐先是力主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后在与关学学者吕大临论"中"的讨论中,了悟到心也有未发、已发的不同;前者为心体,后者为心用。朱熹受此影响,遂有"己丑之悟",实现了从"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的转变。朱熹后在解释张载"心统性情"说时,以"中和新说"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使这一观点更为鲜明。     

朱子的心性论与工夫进路之关系

朱子心性论的基础是超越经验意识的本然之心,是统摄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的枢纽。就精神活动的实存状态与功能属性而言,心性有别;就心识的生成与流行结构而言,心性一体,心居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对于性而言,心并非一个被动的中介或无价值的载体,而是具有独立意义和主体性地位。朱子论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保留了心与性的间隔,这与其渐进的工夫进路具有一致性。其中和新说与主敬穷理之工夫论,立足于经验意识之心做工夫,体现了以心合性、心与理一的渐进统合。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易传》心性论抉隐

在目前学界关于简、帛<易>出土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讨论<易传>心性论思想,认为<易传>总体性质是仁德已尽之后的智德,思想实质合于孔子之道,以尽性至命的穷神知化为思想核心.<易传>心性论比较隐微,经常与本体论结合在一起论述,不主要从人性生成的角度论心性,更主要是以"神"概念表达心体觉性,其思想实质是基于心性之体同于大化之体的本体阖辟论,而不是生成论.<易传>以"寂感之体-神-几"模式表述心与意识的结构,"圆而神"与"方以智"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心的两种认知方式.<易传>心性论的重点在圣智觉性,于本体与现象之际抉择人之心性作为天地之中,又以圣智觉性作为心性之中,由此阐发"穷神知化,由通礼乐"的内外一贯之道,这是<易传>心性论思想的根本特征.又对<中庸>与<易传>作了许多义理比较.     

游酢《论语杂解》的理学特色

诠释《论语》时,游酢在承袭和发挥程门之学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在本体论上,他既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和人间的秩序和原则,又将理看做天地万物的规律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在心性论上,他一方面将"心之未发"视为心之本体,另一方面又将性、善与道联系起来。在修养工夫论上,他提出了正心、安仁、主敬、主忠信和日省的进德路径。其观点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范浚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儒范浚的理学思想涉及心性论、工夫论和宇宙论。其心性论提出"性命心仁无二"、"止而觉"谓仁、"天下一性"等观点,近陆王而与程朱一派有所分别;其工夫论提出诚与不欺、思与敬、慎独与自牧、知耻有悔、学与养等存心、尽心、尽性的观点,又使他与程朱一派有所联系;其以"太一"论宇宙生成,以"皇极(大中)"论本体,有别于朱熹对"理"形而上的单向度认识。范浚的理学思想,善于直面问题本身,独立思考和判断,堪称两宋之交一位独特的儒者和思想家。范浚以及与之类似的基层思想者,是催生南宋儒学思想高峰到来的文化潜流。范浚应该被思想史和哲学史重新认知。     

李二曲“心体”论诸说——从对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摄说起

"心体"系宋明理学一重要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直接肯定道德主体与道德法则之同一性。在李二曲哲学中,对"心体"问题的辨析是其建立道德形而上和道德主体论的拱心石,也是二曲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切入点。其"心体"之意大致指心的本然性质、面貌、状态;心之"体"即性之理。二曲"心体"论即像朱子那样重视其认知之义涵,强调心体之"虚明",又继承王阳明重视"心体"作为道德本体之传统,强调心体之"至善"。李二曲"心体"论体系所涉及概念较多,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蕴含着主体意识、道德本体、修养工夫等内容。其"心体"论逻辑终点为"人心",它有可善、可恶之可能性,当人心与世运发生冲突之时,李二曲主张"明心"与"体理",使"心体"能明善复初,葆有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