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轩易学发微——写于《十三经恒解·周易恒解》刊后

刘沅,乾嘉蜀学大儒,尤擅易学,著有《周易恒解》。刘沅认为,《易》之旨在使人明理,并非教人卜筮以趋利避害。刘沅解《易》以孔子为宗,兼重佛老,力图建立一个三教通贯的解《易》体系,将天道、人事相结合,提出"一"贯三才、"人本"、"静存"、"先天""后天"论、"阴阳共济"论等观点,构筑了一个以"中""正"为核心的宇宙命运共同体。     

刘沅与道家关系探究

刘沅是清中后期蜀中著名的思想家,《槐轩全书》体现着他的总体思想。通常认为刘沅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学者,但考察刘沅之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以及他的著作,独特的经历使他与道结缘且发生观念改变,后又写作和注释了许多道学著述。老子授道、道者性也、道者天理、道在伦常等均是刘沅对老子及道家之"道"的认识。就具体实践而言,刘沅以"道"为核心创立了刘门科仪、丹法及槐轩医道。这充分体现了刘沅与道家、道教深刻的渊源。     

司马光理学思想特征及其意义探析

司马光的史学家和政治家身份向为人所熟知,但其作为理学家的一面却一直被人忽视。通过对宋代文献的考察,可以确认司马光是北宋理学发生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位重要思想家。虽然司马光的思想仍然带有汉唐儒学天命观、宇宙生成论的某些特征,但他已经基本建立起理学体用思维模式,初步讨论了涉及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的理学基本范畴和命题。对司马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理学发生及其初期发展过程的实际状况。     

冯友兰“新理学”若干问题刍议

冯友兰"新理学"的建构,受到了一些同行的质疑与批评,这些质疑与批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新理学"方法与宋明理学不适应;二是"新理学"的本体空虚不实。不过,客观而深入地理解"新理学"之后的判断应该是:"新理学"方法并不必然地伤害宋明理学,而"新理学"的本体更非"空"所能涵盖。事实是,"新理学"的建构不仅显示了冯友兰缜密的思辩力,也说明其对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精准把握,更透显出开辟中国哲学新方向的期许与努力。而"新理学"学术层面的价值尤为值得学界珍视:它既是中国哲学在形态上的有益尝试,也有经典诠释方法上的独特示范,更是哲学回应现实课题与表达生命关怀的独特路径。     

诚斋理学思想新论

学界对诚斋思想存在唯物论、反理学论、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等不同看法,折射出其思想的复杂性。诚斋以觉、爱、恻隐论仁,持性体心用之心性论,工夫论以察识、致知为先,慎独、主敬为本,体现出湖湘学特色,并对道学诸家思想有所吸收整合,呈现出南宋理学所具有的立足一家、综合各派的特征。     

范浚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儒范浚的理学思想涉及心性论、工夫论和宇宙论。其心性论提出"性命心仁无二"、"止而觉"谓仁、"天下一性"等观点,近陆王而与程朱一派有所分别;其工夫论提出诚与不欺、思与敬、慎独与自牧、知耻有悔、学与养等存心、尽心、尽性的观点,又使他与程朱一派有所联系;其以"太一"论宇宙生成,以"皇极(大中)"论本体,有别于朱熹对"理"形而上的单向度认识。范浚的理学思想,善于直面问题本身,独立思考和判断,堪称两宋之交一位独特的儒者和思想家。范浚以及与之类似的基层思想者,是催生南宋儒学思想高峰到来的文化潜流。范浚应该被思想史和哲学史重新认知。     

试析康乾时期清廷对待程朱理学的矛盾心态

康乾时期,清廷一方面利用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为其合法性作论证,凸显程朱理学"正人心"思想;另一方面又打击道统论中所蕴涵的与治统相对抗的精神,难以容忍程朱理学的"正君心"思想。在对待程朱理学的问题上,清廷始终在道统与治统之间处于矛盾心态。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弊端",清廷又开始提倡汉学。所有这些策略最终加速了理学走向僵化的历程。     

曹端易学视野下的理学建构

在明代理学史上,曹端因"倡明绝学"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对于理学问题,他能够从自身真实的生命与智慧出发,以易学为依据,提出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曹端的理学体系是在易学的视野下建构起来的。他从太极即理而为万有终极根基的总体天人观、"立基于敬"的心性工夫论与"参天地而赞化育"的人生价值理想三个方面,具体完成了其理学建构。     

佛性论与程朱人性论重建

程朱理学吸收和借鉴佛性论的思维方式和修行途径,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程朱借鉴佛教的真如佛性本体论,将仁义礼智等人伦之善预设为人性本体;借鉴佛性论关于人生在世为生死流转的思想,将人生现实的善恶差异归之于气质之性;依照佛教"一心二门"的理论模式,提出"心统性情"的学说;吸收佛性论转迷开悟的修行理论与实践,宣扬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理学修养论。程朱援佛入儒重建人性论,既使儒学获得了重大发展,也为儒家人性论带来了一些问题。     

论宋代理学与新学的关系——以二者的沟通和相近为主

过去学术界的研究对宋代理学与新学之间存在的对立和差异较为重视,尤其对与党争和政治上的分歧相关的学术上的差别看得较重,而对理学与新学在同属宋代义理之学而批评汉学流弊和在义利、王霸观上的融合渗透等相近之处则重视不够。我们既要看到理学与新学对立相争的一面,同时也应关注二者之间相互影响、融合沟通而促进宋学乃至理学发展的一面。理学与新学的消长、辩难互动亦给人们带来启示而值得重视和借鉴。     

宋代理学心性论及其特征

心性关系问题是宋代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理学之所以被称为心性之学,是因为心性论在宋代理学范畴和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充分体现了宋代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宋代理学心性论,集先秦儒家孔孟荀心性伦理与唐代佛教心性哲理于一体,并给予批判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发展,完成了世俗化的伦理与哲学的结合,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易学视域下周敦颐的理学建构

周敦颐对《易》进行了心性论的创造性解读,将它由“《五经》之源”进一步实质性定位为“性命之源”,实现了易学天人之学的心性论转向.借实现了此一转向的易学之视域,他成功进行了其理学体系的建构,有力引领、促成了儒学的整体心性论转向,正式拉开了理学思潮的序幕.     

理学"理气"论与后期中医学

理学理气论对后期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理学的启导,后期中医学强调对医理的研究.但是由于中医学与理学属于不同的两门学科,二者在深层上对理气的理解是不同的.医学所探讨的理是医理、人体生命科学之理,而理学所探讨的理主要是道德之理、社会之理.由于理学的价值立场,在理气观上存在着褒理贬气的倾向;而中医学恰好相反,是重理宝气.在理气关系上,中医学继承了朱子的理气不分先后论,主理气合一之学.朱子的理本论在认识论上发展为中医学对理的重视.在学理上中医学重理宝气,理气并重,而理学的褒理贬气导出的伦理学上的理欲之辨对中医的养生、发病与治疗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养生与养德的必然联系.     

曹南冥对宋儒"心统性情"说之图式诠解

"心统性情"是张载提出的命题,朱熹对之做了系统的理学解释,成为其心性论的重要命题.性理学北渐韩国,16世纪的韩国硕儒曹南冥,以图解的形式对其概念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其图<心统性情>即是对张载、朱熹等人关于心、性、情关系的图式诠解,其解释不仅体现着理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天人一体理路,而且有着自己独到的了悟.本文还对相关图式的真实性做了必要的考证,并对学界公认的"十七图"为南冥自制之图的说法提出质疑.     

进化:真实抑或迷妄?——重审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批判与困境

被誉为辛亥革命理论旗手的章太炎较早提出了"俱分进化论",对当时俨然成为第一大潮的进化论提出了深刻的批评。然而,章氏对进化论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俱分进化论";他借助其独创的真如哲学体系,对进化论所预设的目的论、必然性、人性向善论等维度展开了细致而系统的批判。然而,由于真如哲学体系内涵的矛盾,他对进化论的批评既充满洞见,又是饱含紧张,充满了自我瓦解的可能。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

如何克服只有高明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朱子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朱子语类>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的诠释,正是通过经学诠释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来响应此一问题.朱子对他之前宋代理学各家之说的辨析、取舍之细微处是最不能轻易滑过去的,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则是关键所在,理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实,学问的愈精处就是愈切实可循处."以理易礼"说一方面是只讲理而不讲礼,但更复杂的一方面是以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的礼的危险性更为隐蔽,在这一关节点上析理必须更精、更切实,不然就会出现后来的阳明后学取消下学与礼文而实为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朱子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以后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凸显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宋元易学对墨梅艺术的影响

宋元易学对墨梅艺术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易学的理学化实现的,主要体现在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方面。影响到创作论上,一是在创作技法上宋元墨梅艺术创作讲求由象数阴阳推究作梅神理,二是在创作主旨上借《梅花太极图》批判佛教的世界观。影响到批评论上,一是借气化原理来解释墨梅"清美"和"生意"的风格,二是借"周子太极图"来比附扬无咎所创空圈之法。宋元墨梅艺术所受易学之影响本于《易》而超越了《易》,具有借易学发扬儒学的鲜明特点。     

本体与工夫——理学主旨新探

<正>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迭起,思想史研究向人们展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理论体系,总有其中心思想或中心议题。宋明理学的主旨是什么?历来有不同说法,或谓“义理”,或谓“本体”,或谓“心性”,或谓“性命与天道”。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根据的。理学与汉唐以来学术不同的是,它既不是章句之学,也不是词章之学,更不是时文科举之学,而是寻求义理之学。理学家讲学的目的在于穷理求道,因此称理学主旨为“义理”是不足为怪的。理学家大都讲本体,谈心性、论天道,而且这些范畴都是理学家非常重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都是理学根本的、首要的问题。但把这些归结为理学的中心议题,似乎还不太完满。我经过研究,觉得把理学的主旨概括为“本体与工夫”,也许会更符合实际些。如果这样确立理学主旨,既可体现理学的宇宙论、存在论、心性论、境界说,也可以包含理学的认识论、修养论,乃至审美和心理建设,使理学研究更贴近其本来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