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与“生生”:程颢仁学的自然之维

“自然”是理解与阐释程颢仁学的重要观念。程颢仁学的理论基础是“生之谓性”与“天理自然”。性与天理皆为自然之存在,程颢以性之自然与天理之自然阐发仁之自然,将仁视为合人道与天道为一的自然本体,同时也将“识仁”作为体仁的自然工夫。基于自然的视域,程颢的仁学展开为二重面向:一是“明觉”,即通过仁心的自然呈现来沟通物我,实现生命的贯通和一体之境;二是“生生”,即通过仁体的自然流行以创生万物,实现天地生生之德。以“明觉”与“生生”为导向,仁的自然品格得到了具体的展现,而万物一体的价值取向亦因此得到确立。     

杨时的仁学思想及其理论问题

仁学问题的思考是早期道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以二程高足杨时的仁学思想为核心,分析杨时提出的"求仁之方"的工夫论思想,及其背后蕴含的仁之体用的理论问题。杨时对仁之体用的思考,引发了其与程颐论《西铭》,程颐以"理一分殊"诠释体用关系。另外,杨时"求仁之方"的思想与程颢"识仁"工夫之间的紧张,南宋时期以朱熹、张栻等人察识、涵养的仁说之辨再次提出,成为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朱子哲学中“心之德”的思想

朱子继承了程颐偏言仁与专言仁的思想,认为一方面仁是与义礼智并列的德性,另一方面仁又包含了义礼智在内,在前一种情况下,仁是爱之理,在后一种情况下,仁是心之德。朱子所说的心之德首先包含了得之于心的涵义;其次,心之德是兼性情而言的;再次,心之德包含了生意流行的意思在其中。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疏会发现,在仁学问题上,朱子对程颐的继承主要是形式上的,而对程颢的继承往往是内容上的,从哲学气质上来看,朱子的仁学更接近程颢的理论。     

民国时期对朱子仁学的阐释

民国时期,朱子仁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持续深入的发展过程。有不少学者作了阐释,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相关著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朱子《仁说》的形成及其与程颢仁学的关系;(2)朱子对"仁"的阐释;(3)朱子仁学思想的发生、发展。民国时期对朱子仁学的研究,不仅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

王阳明逝世前两三年开始竭力强调"万物一体"论,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该命题的全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仁"字。其实,"一体之仁"是阳明学重构万物一体论的核心观念、本体依据。以"一体之仁"为根本旨趣的万物一体论既不同于先秦以来传统的万物一体论,也有别于程颢的由"识仁"而进至"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说,而是新形态的以仁为本的"仁学一体论"。阳明学万物一体论既是一项本体论论述,也是工夫论命题,更反映了"天下主义"的人文精神。阳明认为,由"一体之仁"的信念出发,有望实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的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     

孔子仁学思想对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仁"乃孔子思想之核心,后世通常称之为"仁学"。仁学的建构与成熟,可以视为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孔子的仁学思想源远流长,分析孔子仁学思想精髓,探讨仁学思想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抛砖引玉,以期能为施教者革新教学提供方法指引,为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求知践行提供理论支撑。     

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

儒家仁学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理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孔孟奠定了儒家仁学之基础,却未封闭仁学之体系。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

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所以又称之为仁学。仁学的建构与形成,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仁学思想的价值导向,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社会倾向性。本文拟对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作一分析,以说明孔子仁学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调整现代人际关系,以及促进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和整饬等,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张栻早期仁学思想考

张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仁学 ,以《仁说》为代表。从胡宏问学以来 ,他一直关注、探索仁的问题。张仁学的发展和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 :其一是从裒集旧编《希颜录》、编纂《洙泗言仁录》到修订《希颜录》为一段 ;其二是从争论观过知仁、以觉训仁、朱熹《仁说》到自作《仁说》为另一段。从《希颜录》起开始 ,至撰写《仁说》为止长达十四年之久 ,张一直开拓这个儒学核心观念 ,终于形成其独特的仁学思想。而且这一段时间是在张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前一时期 ,他广泛搜集儒家典籍当中有关仁的孔子言说和颜子言行 ,然后取舍选择 ,确定次第 ,加点北宋理学家和他自己的见解而成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学者先了解“求仁之方” ,然后“自进于圣人之门墙”。后一时期 ,以讨论与论辩形式来检讨湖湘诸儒和朱熹有关仁的言说与观点 ,然后提出自己的仁学观点 ,以树立自己的仁学思想。本文集中讨论前一时期 ,即张早期仁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之历史过程及其意义。     

董仲舒的“仁学”刍议

“仁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仁学,是上承先秦儒家仁学、下启宋明儒家仁学的中心环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值得作一认真深入的研究。 一 “仁”这个概念。早在儒家学说创立几百年前,就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使用了。当时,它主要是被用作一种对有善良品德的人们的赞美之词。孔子最早把它系统化,并发展为“仁学”,使之成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家,却赋予“仁”     

《诗经》在孔子仁学建构中的作用

《诗经》在孔子仁学建构中的作用李蹊本文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佐证，论定《诗经》中出现的两处“仁”字的初义为男女之爱、夫妇之亲，进而论证孔子以《诗经》为建构仁学体系的基础，并把《诗经》作为传播仁的精神的载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提炼、升...     

扩展与收敛：现代新儒学中的仁学——以冯友兰、牟宗三和杜维明为中心

现代仁学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是在现代生活世界中重建一个以道德为统摄(仁体统摄)的文化人生系统，还是只将道德作为文化人生的某个特殊的部分或领域。因此，现代仁学的开展中关于道德“本体性”强弱的思想线索有二：一是仁之本体性的“扩展”方向，二是仁之本体性的“收敛”方向。冯友兰明确否定在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上讲道德，甚至肯定一个“非道德”的生活领域。牟宗三致力于道德形上学的建构，认为仁体既是道德(狭义)的根据，也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此乃“一本仁学”之极致。杜维明所建立的“精神人文主义”虽主张存有连续中的精神性，但其仁学收敛于“修身的人学”。现代仁学的“扩展”与“收敛”形成了多元化的儒学开展。     

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仁学”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渊源及其演变的两种趋向

在孔子开创的“仁学”中始终贯串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既是以理论形式概括了氏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本质,又是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的损益和继承。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本含义。“仁学”的这种思想渊源也决定了儒学的特征只能是“仁”与“礼”的矛盾统一。以“亲亲”为出发点、强调“推恩”与“泛爱”的“仁”,和以“尊尊”为首要、崇尚“贵贱有别”的“礼”之间的矛盾,只有靠道德理想主义中所强调的人本身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改善来统一。孟子以“心”释“仁”,使人、仁相通,促进道德主体化,主体道德化。荀子以“礼”释“仁”,使群体关系的调整有统一的规范标准,都是要解决“仁”与“礼”的矛盾统一问题。孟、荀的不同侧重也分别代表了“仁学”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向。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

置身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程颢的易学,首先开示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生意的有机整体宇宙图景,继之揭示了此一生机、生意之所自来的终极宇宙根基、根据,即天理,并指出天理是一终极的令物生生之理,即是一最高的绝对之善本身,由此天理即仁体。天理与仁通而为一,可名之日天理—仁体。此一天理—仁体令天地万物涵具并彰显出盎然生机、生意,且一体无隔。人禀受它而具备了存在的所以然的终极宇宙根基和充足的价值根据与资源,应据之一则珍视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令其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再则珍视并善待他人他物的内在价值,视天地人物一体无隔的有机宇宙整体中的一切皆为我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期其亦皆能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自我,从而成就起一宇宙式大我,达到成为天理—仁体自觉圆融化身的最高的生命境界,即天地境界。为此,尚需作识仁与定性的工夫。     

孔子思想的“五大智慧”

正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学总体上蕴含着文化、伦理、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们仍可为今所用,甚至可以为全人类共享。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中庸》对孔门仁学的新诠释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工夫和最为核心的诠释原则。《中庸》本忠恕之道将孔子仁学做了新的诠释。其中,"中庸"含两义,即对中和之情的运用和中和之情的效用。就前者说,中庸就是忠恕;就后者说,中庸就是由忠恕而达到的仁境。中和之情乃是人情本然之规律,但必须以慎独工夫来维持。由慎独而至中和的工夫,即同于由忠而恕的方法。"诚"是子思从慎独工夫中自然转出来的观念。诚强调成己成物的统一,即体现了忠恕一体而仁的精神。《中庸》的主旨与孔门仁学一脉相承。     

仁学本体论的建构——北宋诸儒仁论特质阐释

仁是孔子儒学的核心观念,汉唐时期的儒家学者基本上是从情感之爱的层面理解仁。北宋诸儒借鉴佛、道二教超越的思维方式,通过对仁与爱、仁与道德关系的探讨,把仁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又继承儒学传统的一贯之道,强调仁之体与爱之用的统一,并且从体用两个层面肯定仁的差异一体特征,建构起体用一源的仁学本体论,从而与佛、道二教的空无本体论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