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生平行实考察

明末清初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张中的生平,缺乏记载。根据其著译三书《克里默解》、《归真总义》、《四篇要道》的序跋文字,以及苏州丁家巷瑞凝礼拜寺的一种碑刻文字(张中译,原石已佚)和张中表弟周士骐撰《〈修真蒙引〉弁言》等文字,可知他名中,字君时,或又字时中、志中,号隐斋,别号寒山樵叟(寒樵、寒山叟),苏州府吴县阊门外丁家巷瑞符里人。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崇祯间至南京,从临潼经师张少山、印度经师阿世格学,笔录阿世格所讲成《归真总义》。明末清初回到苏州,不久往扬州,在清真寺授徒,由学生笔录成《四篇要道》。约顺治十五年(1658年)后,回到苏州,整理并刊刻《归真总义》,刊刻《四篇要道》。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在世。在张中一生中,授徒教学一直是主要的内容,三种著译大约都是教学时的教材。     

伊儒会通思想的继承与转化——以《天方典礼》的教学实践为例

<正>2017年夏，笔者受邀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专题授课，授课教材为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张嘉宾、都永浩两先生整理的刘智《天方典礼》，以此探索对伊儒会通思想的继承与转化。一、择先贤194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在商务印书馆为之出版的单行本《中国回教小史》中这样写道：“汉文译述的发表，始于明末。真正能自成体系，立论正确的译述，从王岱舆开始。岱舆后，张中、伍遵契、马注、刘智都是很重要的译述者。”¹此处的“汉文译述”是指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翻译与著述。     

当代阿訇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学者阐发的伊斯兰教,属于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学者基于中国文化并根据伊斯兰教义而阐发了诸如认主独一、知主公道、相信圣人、信仰唯一、命人行善、止人做恶、远奸、近贤等八项伊斯兰教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时代涌现出一大批对中国伊斯兰教影响巨大的经师、学者,如胡登洲、王岱舆、张中、常志美、马注、刘智等。     

王岱舆著作与同时代伊斯兰汉文译著关系分析——以《省迷真原》和《归真总义》为参考CSSCISSCI

将《正教真诠》与《省迷真原》和《归真总义》比较,可以发现真一、数一、知认、见认等概念先于王岱舆使用,这反映出王岱舆的著作与同时代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紧密联系。     

王岱舆的“天命有三品”论与儒家的天命观

王岱舆作为明末清初四教（儒、释、道、回）皆通的伊斯兰著名学者,他提出的“天命有三品”论,既适应了当时以儒家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也保持了其独特的伊斯兰性,在巧妙地处理与儒家天命观分歧的同时,又开放地拿儒家文化为己所用,从而为两种文明都赢得了宽松的环境,使得两种文明能够共存、共荣、共同发展。本文从王岱舆天命观与儒家天命观的介绍入手,分析其与儒家天命观的契合与分歧。     

汉晋《论语》注的援《易》解经特色

在《论语》注释史上,援引《易》之经传以注解《论语》,是汉晋时期《论语》注释的突出特色。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援《易》注经的必要性、可能性、分类及其各自特征,并通过考察援《易》解《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进一步加以补证。深人探讨汉晋《论语》注中的援《易》注经及其所彰显的时代风貌,并从中管窥孔子形象及其流变,既能显微出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的学术传承及其转向,更可对后者的中心问题——圣人观及其玄学家所发挥之玄学新义有新的认识。     

对当今经堂教育的若干思考

对当今经堂教育的若干思考马文选经堂教育，是开学阿訇在清真寺内收徒讲经，培养伊斯兰教教务人员的传统宗教教育形式，它对继承发扬伊斯兰教义精神，传播伊斯兰经学知识和穆斯林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历代经学家如王岱舆、张中、马注、马复初、刘介廉、马联元等都对经...     

王岱舆伊斯兰认主思想探析

王岱舆的伊斯兰认主思想是其经学教育思想的一部分,包括"真一"论、"数一"论、"体一"论。本文分别论述了这三方面的思想,并对其关系进行了评析。总之,王岱舆的伊斯兰认主思想为明清时期的回族穆斯林恪守伊斯兰教信仰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清代的回族学者构建回族经学教育思想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克里默”解启蒙浅说》

写在前边的话 张中是我国明朝末年著名的伊斯兰经师和学者之一,迄今人们知道他有过三部译著,就是《“克理默”解启蒙浅说》(又名《“克理默解》)、《“以麻呢·穆直默勒”启蒙浅说》(又名《“以麻呢”解》、《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补注便蒙浅说》(又名《四篇要道译解》)。其第一部即《“克理默”解》,流传甚少,有人认为早已失传。 现在,这部一度湮没的重要译著,终于被再发现了,是最近青海省西宁市的一位     

王岱舆所引用佛教资料考述

《圆觉经》是唐宋以来比较流行的一部佛教经典。明清时期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其著作《正教真诠》中对《圆觉经》中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苏非主义对"神智"的论述与《圆觉经》对"圆觉清净心"的论述有一定的相似性,都认为人本来先天具有正确的认识,只是在后天的生活中为各种欲望所遮蔽。王岱舆批判《圆觉经》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在伊斯兰教中出现的苏非"神智论"思想。当时中国出现的"神智论"思想在汉语语境中表述其思想时所用的术语与《圆觉经》中的有关内容相似。王岱舆还阅读了《五灯会元》和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讽佛排佛的著作。文中通过对王岱舆著作中所引用的一些佛教资料,目的是为了梳理、勾勒王岱舆的具体阅读范围。     

金宜久：积极构建伊斯兰教研究的“三大体系”

正金宜久,1933年10月生,安徽寿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得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证书。金宜久先生著述宏富,专著与主编著作近20部,论文近百篇,著述涵盖伊斯兰教诸多分支学科,重点研究领域为伊斯兰教历史、伊斯兰教与政治、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等。主要代表性著作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史》《当代伊斯兰问题》《中国伊斯兰探秘》《王岱舆思想研究》等。金宜久先生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研究伊斯兰教的开拓者之一,     

塔夫塔扎尼及其《教典诠释》对经堂教育的深刻影响

塔夫塔扎尼是14世纪中亚伊斯兰著名学者,于阿拉伯伊斯兰多学科研究中成果颇丰,特别是他诠释的马图里迪教义学家纳萨菲的《纳萨菲信仰》(《教典诠释》)一书,自传入中国以来受到历代穆斯林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经堂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力。本文分三部分论述了塔夫塔扎尼的生平、著述、学术经历、学术贡献和《教典诠释》与经堂教育的密切关系,以及塔夫塔扎尼的教义学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影响。笔者认为,《教典诠释》能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在于它所阐发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始终没有发生任何矛盾,这无疑说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对域外文本及其阐发思想的选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方面。     

全球视野里的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金宜久研究员访谈

<正>学者档案金宜久JIN YIJIU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阿拉伯哲学、伊斯兰教研究。代表著作《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当代伊斯兰问题》《王岱舆思想研究》《中国伊斯兰先贤——马注思想研究》《苏菲主义在中国》,主编《伊斯兰教史》《伊斯兰教概论》《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辞典》《十叶派伊斯兰教》等。     

蜚声伊斯兰世界的伟大经注──泰伯里及其《经注大全》

蜚声伊斯兰世界的伟大经注──泰伯里及其《经注大全》穆萨·马斌《古兰经注释大会》（，又译作《古兰经解总汇》和《古兰经注集成》），是一部蜚声伊斯兰世界的完备之经注，共３０巨册，为中世纪伊斯兰教逊尼派著名经注之一，被公认为传述经注学的典范。注者是早期经注学...     

阳明龙场之悟新探

关于龙场之悟,学界大多以阳明弟子钱德洪主撰的《王阳明年谱》为依据,但是德洪有自身的立场,这一立场值得反省。本文立足于这一反省,主要从与龙场之悟紧密相关的端居澄默、格物致知之旨以及《五经臆说》三个方面对龙场之悟进行还原式探讨,揭示龙场之悟可能涉及的多层面内涵与意义,从而为阳明龙场之悟的当下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探讨。     

对朱子、阳明、牟宗三解“尽心知性”章之批判

朱子、阳明、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章都有详尽的论述。朱子是知行相须的《大学》解,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其失在从认知角度解尽心不合孟子的义理框架。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中庸》解,将此章比配为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其失在如此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实践中的普遍意义。牟宗三则是修身立命的《孟子》解,在道德实践中证知本心真性,在存心养性中事天无违,从而挺立正命、超越气命,其失一在以心、性、天为本体上是一,不知通过工夫也可实现是一,二在以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对应于积极工夫与消极工夫,不解其有创业工夫与守成工夫之别。     

清代吴派《尚书》学疑辨成就管窥——以《古文尚书考》为中心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在清初的《古文尚书》辨伪活动中影响力颇大。尤其是《古文尚书考》的成书,使得"伪《古文》案"彻底定谳。《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关系密切。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上卷中选录《疏证》内容十二条,惠栋借此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倾向、治学态度,明晰了伪《书》的形成方式与传播脉络。在《古文尚书考》下卷中,惠栋援引《疏证》之材料与梅鷟的《尚书考异》内容虽大量雷同,但不足以佐证阎若璩抄袭《考异》。惠栋以《疏证》为依托创作《古文尚书考》,补正了《疏证》的疏漏之处,将《古文尚书》彻底拉下神坛,促成了汉学取代宋学趋势的定型。     

从《大学古本说》看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

清初庙堂理学的典范李光地与朱子学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又至关重要的学术议题。以李光地逝前二年(75岁)所倾心撰写的《大学古本说》为考察对象，可为这一问题的判释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大学》版本上，他尊奉古本而反对朱子改本；在“格物”诠解上，他驳斥朱子格物补传，收缩格物指向；在“诚意”释义上，他以“意”为“心之主”来反驳朱子的“意”为“心之所发”,并以“诚意”取代“格物”作为《大学》一篇之要；在学术特质上，其《大学》诠释表征出“融通汉宋”和“兼采朱、王”的面向，融入和强化是时学术思潮。由此可见，李光地对朱子学的态度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羽翼不二，更非是游移不定，而是秉持“发明道理，不为人也”的释经原则，对朱子学当批则批、当补则补，显豁出其尊朱而不述朱的学术态度。     

《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章歧解辨析及教学策略

《论语》体大思精,历代注疏琳琅满目,然因版本、家法、师承、诠释视野、时代发展等因素,导致不同著家对《论语》有关章句之理解存在分歧。《论语·学而》第十二章歧解源于"礼""和"关系认知及"小大由之"之句读。皇侃、邢昺"礼乐相须""乐主和同"与朱熹、刘宝楠"礼体和用""由礼致和"的不同诠释视域,决定了此章的经文大义理解及"小大由之"的句读归属。经典的歧解亦是思想史学术史发展的动力,其驱使历代大儒自强不息,奋力攀登,努力突破时代之局限,超越前贤之先见,不断在新的世界中"重建问题",敞开文本新的意义。     

《性自命出》性情论辨析——兼论其学派归属问题

《性自命出》作为儒学文献虽为诸多学者认同,然而亦有将之归结为与道家或法家思想更有相通之处者。依笔者之浅见,否认《性自命出》的儒家学派性质多出于对其中性、情两个重要范畴的误解。本文拟从深入辨析《性自命出》的性情论为基点,一方面纵向探索《性自命出》与孔子的学术关联,另一方面横向剖析它与道家、法家的思想分歧,旨在说明,就《性自命出》不离孔门之宗而又异于道、法之旨而言,它当属于儒家文献而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