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礼学初探

本文以王肃《孔子家语注》和诸经注为基础 ,以王肃礼学思想为研究对象 ,阐释了郑玄、王肃之争的重点所在及王肃之学在礼学领域的地位。王肃之学具有较浓厚的义理性特征 ,王肃政治观有其礼学基础     

论礼学脉络与礼学史分期

从远古殷商以"致敬鬼神"为核心的宗教之礼,到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大关键;从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到东周以"礼缘情而作"为核心的观念之礼,孔子"克己复礼"是一大关键。西周"制礼作乐",实现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直接扭转中国文化走向;东周礼乐思想,实现"礼"的学术化,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礼学在先秦即已实现关键性变革,由秦汉迄于清代,皆循其轨而有所发展。秦汉至隋唐礼学之主体特征是体制礼学,宋明时期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心性礼学,清代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全面整合。     

宋代礼学的新发展——以二程的礼学思想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到宋代礼学时说：“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也认为宋代礼学“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若从传统经学的立场来看,皮锡瑞与刘师培一主今文,一主古文,二人对经学史的判断、评价有许多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论老子礼学思想

本文认为老子具有丰富的礼学知识,堪称礼学大师,但他又反对礼制,文章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了辨析,并探讨了老子反对礼制的原因.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的两种不同影响以及对今人的启示意义.     

经学与古典学

经学曾是儒学的主干,自晚清经学体系瓦解以来,现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叙事只是在做一些历史材料的清理工作。但这些碎片式的研究只是现代学术系统的些许补充。西方古典学在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之后,作为比较多地保留了古代学术的体系,具有相对成熟和独立的形态。经学的复兴能否借鉴古典学的经验乃至复制西方古典学的模式?从清末民初以来,这一直就是学界讨论的话题,并且在学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作了很多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经学的内容毕竟不同于西方古典学,其现代转化的境遇和路径也不能拿古典学来作简单的比附。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意欲激活传统的经学资源,只能走思想诠释的道路,而不能再次退居到文献整理的象牙塔里。     

“和”与礼学的本体论意义

儒家礼学以"和"为根本精神,"和"分别体现在礼学的本体与功用两个方面,两者应该一体一用,相互贯通,前者是后者的本体支撑,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呈现,因而"知和而和"。但是,"和"在以用显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往往将作为历史存在的礼仪规范绝对化而遗忘了礼学本体的根本指向性,故而倡导"和"的本体论意义,以此展现儒家礼学的内在批判性。     

慧远与东晋礼学

东晋高僧慧远学兼道、儒、释三教,对礼学、玄学颇有造诣。这样的学术背景,对慧远弘赞佛法,并取得士大夫阶层的理解与支持极为有利。其生活于东晋时期,正是佛教开始中国化的重要阶段。所谓中国化,就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向儒道理论靠拢。这里的靠拢,就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在不改变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调整,就成为一个关乎中国佛教存亡的大问题。慧远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六朝礼学与家族之关系再探

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的背景下,家族是学术的重镇与枢纽,六朝礼学主要存于家族,南朝与北朝的士族、郡姓也需要礼法来区别门第、整顿宗族乡里,这两者相辅相成。六朝国家礼典的修订无不由世家大族来承担,也无不受世家大族的把持,本来应该由国家掌控的朝仪之学成了士族世代相传的家学,这种情况到了隋唐才得以改变。另外,六朝的家礼也很兴盛,书仪类著作也于此时出现、增多,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当时的礼乐文明主要保留在家门之内。     

先秦儒家礼学思想解读

先秦时期,儒家重礼、尚礼、倡礼,孔子、孟子、苟子进一步发展、丰富了礼的内容,礼除了具有待人接物的意蕴外,还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文明制度。先秦儒家学者对礼的社会作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认为,礼是为人做事的尺度,执政行事的准则。在当代,礼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但是,礼的“规则”意蕴没有变。礼,于人、于事、于国仍起到了道德规则的引导作用,具有规范世人、促进和谐的作用。     

荀子礼学思想简论

在早期儒家哲学家中,荀子以礼学见长。荀氏之礼学,义精蕴奥,广博多方,引人注目。本文试从多个视角勾勒其理论内涵:荀子以礼为人类社会之根本,以天人同理主据天地自然而证礼,是为礼学之本体根源论;荀子言欲求天然,由养欲节求、欲物相长而论礼之缘起。将礼以人文之原则、文饰之技巧溶情感于理智、汇政治理性入民俗仪式,是为礼学之人本文化论;苟子由群论分,以礼明分使群,自异求同,从别索齐,隆礼至法,引法入礼,将制礼者、释礼者、执礼者归结于圣主君王,是为礼学之社会政治论。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及其经世理念

曾国藩在晚清的学界、政界均有很高的声誉。本文主要以他的礼学为重点,探讨他的学问与治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曾氏“无所不窥”的学问追求中,礼学一直是他关注的学术重心,并包括了礼经学、礼仪制度考订、礼学理论等各个方面。他的礼学所以体现出“兼综汉宋”的学术旨趣,其实均源于他以礼治人的经世理念。     

初论《老子》与礼学在思维谱系上的家族相似

本文从天地、三才相参、道的内涵、圣人无为等环节比较了老子和礼学家的有关 论述。对二者在多方面的相似性尝试提出了解释。这种解释是通过讨论先王之道即三代礼 文明的思维原理给出的。三才相参的思维原理来源和巩固于礼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 这个思维原理优先于中国先秦思想而决定性地成为中国早期思维的相当普遍的模式。老子 归根结蒂是受此模式影响,老子与儒家礼学及非儒家礼学是同一思维谱系中具有家族相似性 的不同思想形态。     

正以守序:何休礼学的秩序追求

何休礼学思想归旨于秩序的构建,而正的观念则是其秩序追求的立足点。他通过正天来正人,以图沟通天人,建立天人秩序,使人道获得天道的支撑;通过自正来正人,由己及人,构建人伦秩序,解决恩衰义缺的社会危机;通过正礼来显明礼义,为礼制教化的展开创造条件。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守正达成守成,获得稳定的社会秩序。     

近四十年来宋元明清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对宋元明清朱子《家礼》、乡约及民间家礼文献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对《家礼》的真伪基本达成共识,版本研究告一段落,其中的冠昏丧祭礼典研究正在展开。乡约的研究则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展开,具体内容集中在某些区域性乡约的贯彻对基层社会产生的治理效果,以及其加入国家制度,作为其末梢所产生的充填作用上,目前的研究处在积累个案的阶段。民间家礼文献在改革开放后作为一种新资料进入学者视野,对之的整理结合了社会调查进行,今后随着个案的积累和研究范式的多样化,这方面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论郑玄的"以礼注易"

本文探索了郑玄的易学渊源,并从礼学的角度,比照分析了郑玄运用象数易学中的互体、爻体以及礼学中的仪节等对<周易>卦爻所作的解释,说明他对<周易>作了古代制度化的理解.本文认为邬玄以礼注易的特点,虽然为当时研究<周易>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他对古礼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礼学与易学的紧张,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造成了郑玄"以礼注易"的局限.     

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

<正>经学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概念引入中国并随之成为中国的一门现代学科却是晚近的事情。1913 年 1 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新的《大学规程》,经学遭到废止。当时在一些学者中间,围绕学校是否应该保留经学学科的问题展开过争论。然而,经学因为失去了必要的生存空间,最终还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逐渐走向了衰落 ( 甚至是衰亡)。《哲学研究》2011 年第1 期和第2 期连载了     

宋儒以理释礼的思想历程及其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天理论的兴起,既代表了传统儒学理论创新的最新形态,也基于对礼制秩序和政治运行的宏大思考。理学家以理释礼的思想成果一方面凸显了天道、人性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为礼义的发挥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天理与传统礼仪、现实礼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礼理之间的沟通仍然困难重重。     

是“经学”、“法典”还是“礼典”?──关于《白虎通义》性质的辨析

文章针对学术界普遍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的主流观点,对经、礼关系和“法典”一词的古今含义进行辨析,认为把《白虎通义》视为“经学”和“法典”都是不够准确的。文章随后分析了汉礼的制作过程和汉章帝制礼的主观意图,认为《通义》是章帝为制作汉礼而预先对诸礼义理和礼制框架进行甄别与审定的产物,它直接派生了章帝命曹褒撰定的《汉礼》,因此把它定为"礼典"是比较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