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有第三种方法吗?

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意在说明何为正确、何为错误行为的理论,那我们就无法赞成当代哲学界近年来普遍认同的伦理学理论的"三分"格局,即"效果论"、"义务论"和"德性论"的三分主张。事实上,伦理学理论是"效果论"和"义务论"的二分。"德性论"只是义务论的一种形式,即与"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相对的"不以原则为基础的义务论"。而如果我们把伦理学理解为说明德性的道德价值的理论,把焦点集中在德性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关注正确行为的概念,那么,德性伦理学作为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的某种人的理论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理论空间。     

后启蒙时代的普遍人权论证 ——从道德直觉论到建构论

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交往行为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基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之上。他将"理解"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展现了交往理性的生存论向度。而对于实践哲学、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反思与借鉴,能够阐明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哈贝马斯提到如果把第一人权转入实在法,要实现已经刻写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严格的道德要求,就会产生一种法律义务。作者认为要解读这一观点,需要借助康德哲学中的一个要素,即实行强制性法律秩序的道德义务。通过对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及康德理论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对人的尊严和天赋权利概念的比较研究,作者论证了哈贝马斯的人的尊严概念相当于康德的天赋权利概念,它们都构成了人权的基础。由于二者对人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性有着共同的认识,所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能再次形成康德的论证结构,即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利义务。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义务构成了现存的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基础,并进而提出了所有行为者都有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哈贝马斯论真理与证成

哈贝马斯早期提出了一种"共识论"或"话语理论"的真理观,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以"看"为中心的认识模式转变成了以"说"为中心的模式。然而这一理论完全缺乏实在论的维度,因此面临许多哲学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导致哈贝马斯后来提出了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借助于这种新的真理论,哈贝马斯力图将真理的"看""说""行"三个维度整合在一起。这一整合后的理论尽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极具启发意义。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工具化的理性”概念与解读——试论法兰克福学派论域转向的一个契机

"工具理性批判"来源于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误读,这段思想史公案对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实际上,霍克海默并不希望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工具,"理性被工具化"强调的是理性概念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活动而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而哈贝马斯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角度来理解工具理性,两者表面上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澄清,有助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从历史批判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蜕变,以及这种变化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验和教训。     

评哈贝马斯对全球化政治的思考

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 ,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倾向。然而 ,哈贝马斯最近十几年的政治哲学不再是要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 ,而是要论证它的正当性。简单说来 ,就是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共和主义 (法治国家 )和人权与民主的基本原则上 ,因而具有超历史、超民族、超地域的普遍性 ,这种先验的普遍性是它合法性的根本保证。哈贝马斯的全部理论 ,正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原则上。要证明他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 ,必须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这就使得民族国家消亡的思想成为他近年政治哲学思考的一个重点…     

论健康伦理学及其基本理论架构--"九大理论"视野中的健康伦理

当代医学道德发展的走向理应是健康道德,后医学伦理学时代理应是健康伦理学.建设健康伦理学需要搭成一个基本理论架构.其组成至少应该有"九大理论",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医学人本论、医学功利论、医学公正论,医者美德论、医者义务(患者权利)论、医患和谐论.其间,按顺序由每三论构成一个"统一论",将第一个"统一论"作为立论前提,将第二个"统一论"作为直接依据,将第三个"统一论"作为应用指南,如此,才能由三个"统一论"共同地更好地阐释全部健康伦理学问题.     

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及其超越?

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理论为探讨道德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框架。这个思想框架也可以扩展、运用到伦理问题领域。哈贝马斯在尊重个体自治和合理性论证的前提下,也为后形而上学的伦理问题指出了方向:批判性地吸收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真实内容,为探讨什么是好生活、好社会的问题提供帮助。但如同榜样人物对他人的示范和影响一样,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内容的被吸收、翻译或显现,也依赖于主观的、偶然的经验因素。这样,为了坚持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思想,我们可以放弃哈贝马斯的认知建构论的真理观。     

以"民族性"重构正统论--黄宗羲对方孝孺的正统论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的正统论主要有"连续性"、"持续性"、"普遍性"、"道德性"四种类型,方孝儒在明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后,以"道德性"和"民族性"对传统的正统论进行了修正;黄宗羲在满清入主"中国"之后,对方孝儒的正统论加以继承和发展,以"民族性"否定了"普遍性"、"连续性"和"持续性",对传统的正统论进行了重构.本文以传统的正统论为背景,对方孝孺和黄宗羲的正统论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行了尝试性论述,同时,对黄宗羲的正统论的内在困难及现代内涵进行了剖析.     

人类尊严、人权谱系学与普遍主义问题

把人类尊严确立为人权基础的思想为人权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罗曼援引"社会想象"为人权奠基,探讨了人类尊严宣称的施为特征以及1945年后人权和人类尊严宣言的历史哲学意义;哈贝马斯试图用人类尊严的动力学来补充权利概念的建筑术,并以此处理人权的文化间性;约阿斯基于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提出了立足于价值交往理论的肯定的人权谱系学,刷新了当代人权论述的理论格局,为人们思考后启蒙语境下的普遍主义论述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从“自然”到“人”:早期“气”论哲学之建立与两截修养工夫之统一——以张岱年“气的‘质'‘能'二象性”为方法

"气"是中国哲学解释自然世界流变与道德修养工夫的基础概念,而它在早期文献中表达出来的意义具有原发性与多样性。"气"如何从概念多样性中发展出一套具备一致性的哲学系统?这一哲学系统又如何完善、统一地解释"自然"与"人"?本文欲以张岱年所提出"气的‘质'‘能'二象性"为方法,探求早期"气"论哲学建立的内在理路,审视早期气论哲学对"自然世界"与"修养工夫"的解释方式与解释效力。     

人与自然的和解:“绿色发展”的价值观审视

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到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再到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和回归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对生态哲学的基础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在实践上收效甚少。"绿色发展"的"道"在哪里?按照笔者的看法,如果不打破资本价值观的统治,"绿色发展"就仍然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此,对"绿色发展"必须从价值观革命的角度加以审视;而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向自我之路:中德哲学对话会”综述

正2016年8月21~23日,来自中、德两国的十余位哲学学者在北京四海孔子书院,以"通向自我之路"为主题,对中西方的自我问题进行了哲学审视,以在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进行深入的讨论。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系克里斯坦·克里金(Christian Krijnen)教授从黑格尔论伦理生活的"确实性"概念入手,论述了康德与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由现实性"问题: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实践哲学,     

先秦儒家人道本源的价值哲学探微

在诸多先秦儒学理论中,人道具有不能为天道完全统摄的本源性意义。在此基础上,这些儒学理论敞开了不能彻底消融于存有论视域的价值论视域,并建构了一种以价值论统摄存有论的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将价值的本源归于人道之仁爱情感,而不再进一步将其上溯天道,进而通过人的价值世界开显一切事物的存在。由于这种"开显"只是人的需求或意愿的表达,因此人对万物不具有存有论意义上的决定性,即此种价值哲学没有极端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风险。随着"天道"地位在后世儒学中的提升,人道的本源性地位被遮蔽,儒家的价值哲学也转变为以存有论为价值论奠基的形态,这是后世儒学出现"崇天忘人"甚至"以理杀人"问题的重要理论根源。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论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批判

针对伽达默尔提出以"效果历史"理论为核心的解释学普遍适用的观点,哈贝马斯根据对语言、日常交往行为与认识过程关系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要求,科学理论的形成并不受哲学解释学所提出的认识困难处境的影响。即使在哲学解释擅长的日常交往领域,它也存在明显局限。哈贝马斯在哲学解释学异军突起时主动捍卫解释学方法论意义并完成解释学向批判解释学转型,这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哈贝马斯过分强调带有明显理想性的自由交往理论建构,也遭到了伽达默尔的有力反驳。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