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墨子行年问题试论

清华简《系年》中两处记载有助于墨子行年问题的探讨,其一,年代在三晋攻齐(公元前403年)之前"陈子牛之祸",可与《墨子·鲁问》的相关记载相联系,由此可推断墨子在公元前403年之前几年仍然存世;其二,《系年》记载有楚悼王时期的"鲁阳公",楚国鲁阳设县不晚于公元前401年,墨子南游楚国、见鲁阳君的年代应该在此之前。由此对学界已有关于墨子年代的探讨进行述评,并对墨子行年问题进行补论。     

从清华简《系年》说康叔的始封地问题

清华简《系年》第四章称周成王、周公"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有学者据此以为康叔的始封地在殷,是邶鄘卫之"卫"的一部分,不久又徙封于卫。然三监之乱平定后康叔得封于卫,殷与卫实相邻近,合则一城,分则两地,周公没有必要再慎重其事地对康叔进行徙封。推测简文"卫叔"之后应有脱文,可重新句读为:"乃先建卫叔,(卫封)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康丘迁于淇卫。"意即首先封建卫叔,卫叔始封于康丘,为了统治殷余民,此时由康丘迁往淇卫。如此理解方与史实相合。前贤以为康叔始封于康,其地在成周东南即今禹州与汝州之间、颖水之北,看来仍是最合理的推测。     

清华简《系年》第五章与楚顿关系新证

清华简《系年》第五章结尾几句话,反映先秦用字差异性,还具备很高历史价值。表示顿地的字中,"沦、"是早期金文写法,"邨"为战国楚简所用,"顿"见于秦系。春秋时期,顿国多睦邻附楚,后其君欲"事晋背楚绝陈",最终为楚所灭,客观上配合了楚国的"昭惠复兴"。     

清华简《系年》所见伍子胥职官考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其军事才能在著名的柏举之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有关于伍子胥的新史料,其与传世文献最大的区别在于:《系年》记伍子胥在吴国所担任职官为"太宰",而传世文献所载为"行人"。文章通过对春秋时期"行人"与"太宰"职责进行分析,并结合当时吴楚争霸的形势,认为:伍子胥在吴国所担任的职官应为"太宰",其担任"行人"则属临时差遣。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清华简《系年》基于其对于周礼内核的深刻理解,将周礼之崩溃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周天子与天之联系的断裂,导致了周王朝的灭亡。周亡之后,所谓周天子都只是自称为王的诸侯而已。历史进入力征争霸时期。争霸战争的实质是攘夷,夷夏之辨的核心即在于夷贪夏仁。以晋为核心的华夏以仁德结盟抵御以楚为首领的夷狄之贪暴。随着诸夏联盟的解体与晋自身的分裂,至武阳之战,战争双方仅仅只是利益争夺而无仁德支撑,三晋虽胜楚而华夏亡、周礼崩,历史的意义宣告终结。正是在这一历史的无意义之处,诸子开始了各自的思想建构,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崭新时代。     

古典君位观的哲学分析——以清华简《系年》第九章为中心

清华简《系年》第九章述晋灵公君位失而复得。诸大夫主立“强君”,是以称职为居于君位之必要条件。襄夫人却巧妙地将称职理解为君主的下位概念区别特征,亦即称职只是君主的一个类型而非所有君主的必要条件。进而分析君位传承诸要素并排列组合,可得出以称职为充要条件者为禅让制,以称职与血脉为必要条件者为族内尚贤,以血脉为充要条件者为传子制,传子制的极致为嫡长子继承制。在历史进程中,嫡长子继承制最终成为君位传承的标准制度。由于嫡长子继承制不以称职为居于君位的必要条件,而是凸显继位者乃是生而统御的天选之子,因此君权不必以君职所规定之君位与君主相结合,从而不仅构造出不受制约的君权,更培育出肆无忌惮的君主。     

德刑分途:春秋时期破解礼崩乐坏困局的不同路径——以清华简《子产》为中心的考察

据清华简《子产》可知,子产刑书主体分为令、刑两部分,内容又有国、野之别,令的地位高于刑,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认知。清华简《子产》的面世,重要的发现是证明律法意义上的"令"在春秋以前已经出现。三邦指的是夏、商、周,清华简《子产》说子产参照三邦之令,制作郑令、野令,与《周礼·春官》互证,则"令"的萌芽或可上溯至西周时期。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困局,早期法家认为法治是不得不采取的治国方式,他们铸刑书、刑鼎,开启了出礼入法的治国理路。孔子由礼至德,注重向内挖掘礼制合于人心的内容,强调用道德教化唤醒百姓遵守礼制的自觉。他们对治国重点的不同选择,揭开了此后两千年儒法之争的序幕。     

从用字及用词习惯看清华简《五纪》的训释——以“四冘”等字词为例

清华简《五纪》中某些用字习惯与用词习惯相对统一,这一现象可为认识《五纪》释文的疑义提供重要线索。“四冘”一语,目前多有异说。从“冘”的古音看,“冘”读作“仲”“戡”“堪”的说法并不可信。对“四冘”的解释需要兼顾全部相关辞例,将其理解为黄帝的辅臣则有局限性。《五纪》全篇的“聿”皆用作“律”,具体指数算。《五纪》全篇出现的4例从“■”之字,均可读作“从”。《五纪》的“参”,基本为参合之义。《五纪》中文义相对明确的3例“■”,以及2例“叀”,皆当读作“转”。《五纪》所见“象则”指法则,不宜拆解。除用作象牙,《五纪》的“象”均当理解作法则。整理者所释“刀[炎攵]/人更”,当以“人更”为是,或读作“人迒”,指人之足迹,系度量的依据。     

《弘一法师未刊书札》系年及校读札记

<学术集林>卷八所刊<弘一法师未刊书目>十四通,系年粗略,释读讹误颇多.本文据<弘一法师书信>及<弘一大师年谱>考订各书札系年,并作校读札记.     

神明易道略论——以王弼《周易略例》为例

易道不是对事物变化的一种规律性的理性把握,而是呈现为承载个体人事变易的神明状态,王弼的<周易略例>就并没有呈现出理性化的规律形态,而是充分赋予易道以承载人事复杂乃至乖戾变易的神明功用.     

罗尔斯政治美德观的义理疏解——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文本依据

罗尔斯对政治美德的关注是一贯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构造了一种独立于各种完备性学说的政治观,给出了政治美德的内在基础,即在一个自由宪政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并可以得到发挥和发展的两个基本道德能力:形成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设定了使政治美德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良序社会的环境条件,在严格限定了的政治范围中,考察了诸种政治美德及其塑造途径。他以一种理论上自洽的方式捍卫了自由主义关于美德的信念。     

《毛泽东集》的编辑局限——以第二版第一卷为例

竹内实主持编篡的《毛泽东集》因努力恢复1949年前毛泽东文献原貌,而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但比较该文集第二版第一卷录文与相应初刊本可知,其仍然存在标点、文字和历史语境三方面的编辑局限。标点和文字方面,或者出于编者自身主观判断,或者由于所选底本不精善,最终录文与初刊本有所出入,造成部分历史信息甚至文意的丢失。此外,《毛泽东集》还保留了底本在历史语境的作用下而对文献内容的删改,此即历史语境造成的编辑局限。造成上述局限的主要原因在于底本与初刊本关系的不统一,次要原因则是编辑标准的不一致。这种不统一和不一致最终造成《毛泽东集》录文与毛泽东文献原貌之间存在不统一性,使之未能完美达成竹内实恢复文献原真性的初衷。就此,学界在利用《毛泽东集》时,需要保持警惕和批判性态度。     

慧远的“法身”思想及意义——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

东晋时期,长安和庐山是我国两大佛教中心,鸠摩罗什和慧远分别是当时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佛教巨子。慧远和鸠摩罗什保持联系十多年,使南北两地佛教学术频繁交流,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佛教的流传,而且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形成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大乘大义章》正是鸠摩罗什和慧远这两位大师关于大乘要义的多次书面讨论的结集,而其中慧远和罗什关于"法身"问题讨论几乎占了全文的一半篇幅。     

“意义的有效”及其方法论考察——以胡瑗的《周易口义》为视角

胡瑗的《周易口义》对"人事"具有强烈关注,而其典范意义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周易口义》因为具备"意义的有效"而得到宋代理学家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与现代逻辑学"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修辞的有效"等有效性评判不同,"意义的有效"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也对以经典诠释为向度的当代儒学哲学化工作具有积极的启示。     

透过“家长问卷调查”提炼出四种有效的教师组合与搭档类型——以本园连续五年家长问卷调查为参考依据

笔者将本园2009年至2013年连续5年的家长问卷调查结果与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每年满意度排名前三名的班级具体情况作为参考依据,重点采用调查结果排名第一的班级进行深入研究,由此提炼归纳出以下四种有效的教师组合与搭档类型,并具体进行分析与阐述。     

《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一期公布了北京大学所藏汉简《老子》(以下简称北大汉简《老子》)三支简的照片,其中《老子》(一)可以和今本《老子》第一章相对应:道可道,非恒道殹①擅?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     

战国中晚期法道两家对“忠”德的反思——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核心

“忠”是“臣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战国中晚期的一段时期内,以《慎子》《韩非子》《庄子》为代表,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对于“忠”这一德目的反思现象。《慎子》一派从功利主义角度衡量作为“臣德”的“忠”所产生的政治效果,认为“忠”作为臣下的德行,不能必然地造成理想的政治效果,这种理想政治需要借助于某种制度而由君臣共同完成。《韩非子》从君主利益角度出发,在“趋利避害”的人性的基础上,通过“刑”“德”两种手段对臣加以操纵利用,以此根本取代“忠”德的作用。《庄子》对于“忠”德的论述基于个体论的视角,它批判对“忠”德的造作和利用,试图使“忠”德回归为人天然的情感。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发展——以对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批判为视角

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使其得到运用与发展。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社会规定性和物质规定性定义的批判,运用了唯物史观科学批判功能的历史辩证法引导出生产劳动的历史性生产关系线索,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之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唯物史观的价值批判功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非人道性质的批判。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对斯密生产劳动理论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劳动理论,丰富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问题的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