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重构·转换:新子学视域下诸子研究的三条路径——以《荀子》为例

《荀子》是先秦重要子书,然"抑荀"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荀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抑荀"现象,主要包含因学术流变、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主观臆断而造成的对《荀子》的过度诋毁和强制阐释两个方面。在"新子学"框架下,必须重新审视"抑荀"现象,迫切需要通过文本细读和客观评价重构《荀子》的地位。《荀子》文本的作用辐射至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其间必有永恒的普遍价值。《荀子》在"新子学"体系下主要有理论指导、道德滋养和困境突破三种作用。新时期子学研究者应顺应时代需求,重新审视诸子元典,并重新构建元典价值。以"重审"与"重构"为前提,子学研究者应将诸子元典的价值进行现代化转换,进而以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子学精神"展望未来。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认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演(2019年9月18日)

正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大家好!今天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之邀来做这次讲演,我感到很高兴。这次我想讨论一下诸子学、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历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思考"新子学"在其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新子学"是以中华文化的发展为旨趣的,之前学界一直关注"新子学"与中华文化重构的问题,而近期我认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认同的问题也应该得到讨论。在座的各位学者都是在中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可能对华人心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有更多深刻独到的理解,所以我想借此机会交流一下我的相关想法,请各位多提意见。     

何以为新:“新子学”的界域及成立

"新子学"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学界热烈讨论。子学与经学属于同源异流,是独立且相互影响的关系。新子学是建立在旧子学基础之上,传统的子学未冠以"新",但其概念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子学冠以"新",意在凸显子学在新时期、新文化、新材料、新视角背景下的新发展,"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现代性、传承性和民族性三个方面。     

“新子学”的兴起及其当代价值

"新子学"是对传统文化传承什么,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哪的思考与回答,是当下中国建立一个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新经典"。"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虽然社会日新月异,不断向前发展,但现代社会文化是传统社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现代社会有可能和有必要继承、弘扬和发展传统社会文化。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汲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的继承和发展。"新子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根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涵养作用,体现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繁衍不息,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在跨文化对话中重释传统——“传统与当代世界:走向多元文化、思想与价值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代以来,传统成为许多人极力批判的对象,但全球化为人们重新理解传统提供了全新的语境,使其在当代倍受关注与热捧。在全球化时代,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是重构当代中国价值秩序的内在要求。我们对待传统应该保持批判与建构之间的张力,从"解构性批判"转换为"建构性批判",通过跨文化对话来重新阐释传统并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使中国传统摆脱狭隘的地方性而走向世界。     

政治主体的危机与生成——基于“教化问题”对青年卢卡奇主题的重构

在学界惯常的认识中,卢卡奇建立了现今对马克思理论最为经典的解释范式,即以能动主体的实践作为阐释的基础,而以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作为超越物化的先决条件,并且主体的创造性的行动构成革命过程的终极目标。此种阐释在面向卢卡奇文本中的具体问题,特别是"组织问题"时丧失了解释力度。本文试图通过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新阅读来重构其可能的双重主题,特别是"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并在此前提下探寻其革命理论的核心环节,也就是所谓的"教化"问题。通过对于教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回答,主体的生产在之前理论哲学语境下未曾涉及的方式来予以思考。同时,教化问题与无产阶级问题的关联表述了联结"旧教化"传统与创制"新教化"的可能。     

荀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序方达《“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荀子提出了"圣"与"王"在新秩序结构中的不同分工。同时,先秦诸子的这种理论创构也推动了"经""史""子"的这种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生成。方达的新著同样是在上述背景下,围绕着荀子"务于治"的问题意识,经由"经"与"子"、"圣"与"王"、"礼"与"治"、"教"与"政"等多重视域,对荀子思想展开了系统阐释,解决了现有研究中的部分难点,对推动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李存山先生论儒家文化的“常道”和“新命”

李存山先生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相和综合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使得这一具有重要的文化理论重光于世,并对其内涵进行丰富发展以适应当代需要,使之超越传统的天下文化观而成为一种现代文化观。他以这种文化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儒家思想史中一些重大问题,解析儒家文化常道之内涵,展望儒家文化的当代新命,并就三纲五常、民本与民主以及体用之争等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新观点。本书既有理论的思辨,历史的回溯,又有现实的观照与未来的展望,由史及论,史论结合,尤其是书中提出了一种知常达变、兼融中西、中道理性的文化观,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对于华夏文明的现代转型兼具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大数据时代下经典绘画作品的重构转向

随着信息化与数字化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社会已然步入大数据时代,艺术与科技开始高度结合,这对具体的艺术学科发展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基于"作品"的意义重新回归至美术史研究的前沿,大数据时代也为经典绘画作品的重构带来了诸多可能性。具体而言,大数据时代下对经典绘画作品的重构包括由现场观看转向图像转译,由二维图式转向三维动画,由虚拟模仿转向真实再现,由经典拜读转向名作戏仿四种主要方式与途径。     

钱穆、缪钺战国秦汉间“新儒”说述论

20世纪40年代,钱穆与缪钺就战国秦汉之际的"新儒"展开讨论商榷。钱穆揭橥"新儒"之说,并从宇宙论方面揭示其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缪钺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强调阴阳家对"新儒"及秦汉思想的作用。钱穆和缪钺"新儒"说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存在着方法论的差异,彼此又有吸收借鉴,对现代儒学研究和当代语境中的"说儒"具有重要意义。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犹太人的“回归圣经”——19世纪圣经学术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

旧约圣经是古代犹太人创造的经典,也是其信仰之源与生活之道。但在犹太人流亡欧洲时期,《塔木德》逐渐取代了圣经,成为犹太人信仰的基础,与圣经原典发生偏离。直到18世纪下半叶,以门德尔松为代表的德国犹太启蒙主义者为更好地融入西方社会,乃复兴民族文化遗产,试图唤起犹太人对圣经的兴趣,开始重译圣经。19世纪,一些欧洲犹太学者在欧洲现代圣经批评日新月异而犹太人对圣经知之甚少的语境下,倡导"回归圣经"。其意义既包括"回归圣典",即研读与阐释圣经文本;也包括"回归圣经时代",即复兴或重建圣经时代的某种历史与精神特质。     

岭南“新全真道”的历史衍变与当代境遇

全真道以"新道教"的身份自元代以后即跻身于道教正统,而自清初传入岭南地区的全真道,随着教团自身的衍化并与岭南地方宗教信仰的融合涵化,形成了"新全真道"这一当代宗教形态。对岭南"新全真道"现象的深入辨析,折射出中国道教的历史衍变与当代境遇,亦是对中国道教思想传统进行的深刻反思。     

朱子学的返本开新——“朱子经学与四书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朱子经学与四书学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朱子学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主要就理学建构与经典诠释、朱子四书学与朱子经学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本次会议的成果代表了当前国内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出当代视域下朱子学返本开新的发展脉络。     

以《论语》为例,谈“离经还子”

作为先秦学派之一的儒家,曾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历了逐渐神化、至尊化的转型。而其学术著作如《论语》等作品,也随之历经"升子为经"的转变。时至今日,同样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学术争鸣的需要,又必须对儒学进行一些必要的切割、分离。这就需要去追本溯源,需要去探析儒学内部的子学因素及内在的诸子精神,使其及其学派典籍再次脱胎,恢复其原有面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纯地使其"离经还子",而是从更为科学而理性的角度,去把握经、子关系。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外在必然,更是学术本身生存的内在要求。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掩蔽性管窥

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既有"共相",也有"异相"。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其特征是全面扩张的市场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间的互相嵌入,表现出泛市场化、非政治化和权贵化的倾向。新自由主义思潮存在着以自由贬低民主,以经济自由化约个人自由,以"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观念谬误。     

话语的生产:西方学界关于“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多重面向

西方学界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成就,有必要以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审视下其学术研究地图。首先,量化勾勒西方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总貌,全面把握其话语倾向;进而详细阐释其在抗争政治语境中的社交媒体,以"烈士叙事"与新媒体的话语化合,新媒体重构了集体行动的框架与逻辑等;当然,西方学界对颜色革命的研究也存在显著的不足,最明显的体现在技术决定论与权力主导下的知识话语生产两方面。     

经典解释与“学统”观念之建构

"学统"观念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宋代理学体系建立之后,在"道统"观的支配下,道、政、学三统构成了理学文化形态的基本叙事框架,思想义理的展开和问题脉络的呈现均与"三统"有关。而笼罩在道统之下的"学统",往往因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经典解释的差异而有所调整,甚至出现典范的转移,所以它的间架又处在不断的重构之中。近代以降,传统意义上的"学统"不复存在了,其内容大致转换成为知识谱系的问题,包括学科分类、研究论域、学问门径及方法等。面对新时代的学术格局,新儒家人物以经典解释为基本的方式,试图说明"学统"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并从哲学诠释的角度努力揭示其现代转化的可能意义。     

论新水墨在当代语境下的发展与方向

文章首先对新水墨及其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表现做了基本介绍,然后分析了西方文化对新水墨的影响,最后探究了当代语境下新水墨的发展方向。     

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出现了本土化的"脱域"与"重构"两大特征。所谓本土的"脱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正处在一种"时空倒错"的格局中,原本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于中国共时出场或错序出场;所谓"重构",即与全球一系列后现代特征对接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也不是西欧"新现代"或"反思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新现代性",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的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以中国立场、全球视域来观察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