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源正本：解析晁错《论贵粟疏》对《管子》的接受与承袭

晁错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论贵粟疏》是晁错在公元前168年向汉文帝上奏的一封书信,反映了他重农贵粟的政治主张。通过笺释解析发现,此文中的许多思想与观点均来自《管子》一书,体现了晁错对管子的接受与承袭,也可以看出法家学派的一脉相承以及管子在汉代产生的巨大影响。     

法家正义论初探

正义秉性,可成为判断中国正义论的标准。法家正义论由正义秉性与战国时期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正义理论两个部分构成。法家对正义秉性的讨论包括:正义的主观条件蕴涵"怨""愤"等情感,正义的客观条件在于物质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冲突。法家最早发现了正义秉性的脆弱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正义局面的蔓延。法家竭力维护法的公正与权威,主张将正义品格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法家的正义秉性,在形式上是一种"应得"正义观。法家追求一个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各阶层都各尽其力,获得其应得的利益。先秦时期的法家正义观,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念:尊君、重公利、极端功利、臣民工具化、轻罪重罚且极端苛刻,具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先秦法家正义论实质主张"守法就是正义",此法代表"公利",也代表君主利益,代表国家利益,正义就是遵守君主之法。     

道家“名实”思想研究

道家名实论在先秦"名实之辩"的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名实思想的第三种来源。道家的老子、庄子开创了先秦名实思想的另一理路,而黄老道家既吸收了法家政治之"刑名",又受到老庄开创的名实论的影响。道家既创立了作为根本之实的道作为政治与形名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弥补了儒家名实论的理论缺陷,影响了名家与法家,又站在道的高度反思、批判了"名"的作用,对名家的名实论进行驳难,从而在先秦名实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王弼注《老子》之思想资源——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来看

学术界探讨王弼哲学的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子》文本、家学渊源、荆州学风与汉魏时期的社会思潮。而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这一视角来探讨王弼的哲学思想资源,则被忽视。《吕氏春秋》、《淮南子》、《老子指归》等著作的"道"论思想展现了由宇宙本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思想脉络,王弼的"以无为本"承接了这一思想资源;先秦以来的崇道重儒传统是王弼提出"崇本举末"主张的思想基础;王弼的圣人观体现了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论法家“法治”学说的定性问题

<正>近代以来,法家"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类似说法亦见于《管子·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法治"思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西学源于诸子说"的盛行,使得薛福成、黄遵宪皆认为先秦法家之"法治"与西方法治殊途同归。不料这种观点引起了沈家本、严复等人的强烈批评,他们明确主张法家"法治"乃"专     

先秦纵横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纵横家有自己的"学术",这种"学术"就是合纵、连横二派对对方思想行为的批评,和他们对其他诸子学派思想的继承与扬弃。纵横家对儒家仁、义、忠、信、孝、廉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对道家老子及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家杨朱学派及其杨朱后学的思想,对墨家"非攻"的思想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与否定。纵横家与法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对法家申、韩之学的肯定和赞扬,与一般史书上所谓申、商法家"刻暴寡恩"的评价尤其不同。先秦纵横家的思想理论,最终由《鬼谷子》一书进行总结与批评。《鬼谷子》从纵横权说的角度对儒、墨、名、法、阴阳诸家的思想学说进行全面的批评和扬弃,而对道家和阴阳家之阴阳对立转换的思想观点,则有更多的吸收和借鉴。     

试论先秦法家社会整合思想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陷入了严重失范状态,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法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三晋法家,就如何重建社会秩序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整合思想。他们崇尚法制,一切依靠法来整合。但如何使得社会积极协调,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在法家内部主张也有不同。齐法家主张顺民性立法,满足民的需求,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而三晋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他们主张利用赏罚两手,以严刑相威,以重赏相诱。在先秦诸子各种社会整合思想中,法家最务实、最法制化。     

《管子》德治思想论析

《管子》书是齐法家的代表作品,与三晋法家鼓吹严刑酷法不同的是,它除了主张法治之外,对道德教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认同。对《管子》中的德治思想的内容及相应的德治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将有利于对《管子》作出全面的评价。     

道教义理与《韩非子》

《韩非子》,古题韩非撰。韩非是战国末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现存古籍中,记载有韩非生平事迹的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战国策·秦策》、《论衡·祸虚篇》、《论衡·案书篇》。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谓:“韩非者,韩(战国时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东南部)之诸公子也。喜刑(通形)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善蒋书,“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有人传其书到秦国,秦始皇很欣赏韩非的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与韩非都曾是荀子的学生,李斯     

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论证结构由主张与理由组成,"对理由的确认"及"如何从理由到主张"为论证结构的规则,这是本文关于广义逻辑的观念。由此出发,庄子提出的"寓言"、"重言"、"卮言"三种论证类型亦属此学科的内容,其中"寓言"论式与譬喻论证、"重言"论式与引用论证、"卮言"论式与事实论证有相通之处。此三种论式凸显出先秦逻辑的"正名"与"用名"功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所讨论的词项理论。《庄子》中的多篇内容都应用这些论式来论证其思想。     

《管子》法家两派说

现存《管子》一书部分篇章被认为属于法家系统著作。一些学者认为《管子》是齐法家的代表,甚至认为《管子》以齐法家政治思想为主导,其特点是"法教并重",强调《管子》法家与商、申、韩等为代表的三晋法家思想有别。而另一些学者则将《管子》中的一些篇章与三晋法家同等看待。事实上,《管子》中的法家作品应分属不同的两派,一派体现出"法教并重"的特点,可用"齐法家"概念概括;而《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明法解》《正世》等7篇则并不体现"法教并重"观念,应属于三晋法家一派。     

《韩诗外传》对荀子的批评

宋人批评荀子主要集中批判荀子的性恶论、杀《诗》《书》、法后王、非毁子思和孟子、思想近法家,以及韩非、李斯师承荀子等六个方面。除最后两个问题外,《韩诗外传》都对荀子表示不满,实已开宋人批评荀子之先河。     

主持人语

正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先秦诸子的思想,皆关心政治问题,此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皆务为治者也"。儒家、道家、墨家等,基本都在政治之外指点政治的"应然"面相,唯独法家,真正进入政治,揭示政治的本质,并试图从政治的视角来规范与引导政治。秦朝二世而亡,汉儒认定原因在于暴政,"惨刻无恩"的法家学说应对此承担历史责任。千载之下,批判之声不绝于耳。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法家被儒者批判得那么不堪,却又异常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执拗低音"。原因何在?恐怕还与法家最为透彻了解政治的理论特征密切相关。     

《管子》之学与秦汉制度及后世借鉴

认为《管子》一书与管仲之人无关和认为《管子》一书是管仲所著,同样不可取,《管子》一书应该是包括管仲及其后学在内的管子学派长期积累的思想和著述成果。《管子》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囊括了战国诸子各家特色的思想内容,但其中大量和主流的似乎更应该属于法家学派,如重君权、重法治、重制度、重农耕、重富国强兵等,但作为东方法家代表的《管子》与西方法家《商君书》《韩非子》等又有明显差异,如果非要定其学派归属,可将之归于杂家。《管子》应作为一门独立学问来研究,即"管子学"。《管子》有关国家体制及具体行政制度的思想和设计对秦汉行政制度有直接影响,如皇帝制、官僚制、郡县制等。《管子》思想对汉代有重大影响,而富国安民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更是影响长远。     

论儒法秩序模式差异及其现实意义——以“俗”思想为例

哈耶克在梳理自由主义秩序理论时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两种模式,分别反映秩序的自主性与强制性。此差异亦蕴含于先秦思想之中,以"俗"思想为例,儒法态度与方式迥异:儒家持肯定态度,主张"美俗";法家持否定态度,主张"易俗"。首先,这体现了儒法历史意识的差异,儒家主"法古",对以"俗"为代表的传统持遵守与继承的态度;法家主"不法古",主张对传统进行变易与改革。其次,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的秩序模式,儒家因"俗"而治,重视"民"和"俗"的自发性,是由下而上的模式;法家则通过改易"俗",以实现命令的强制性和有效性,是由上至下的模式。     

先秦法家论“怨”——以《管子》《商君书》《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以"法"观"怨",从知、行、言三个维度切入论题,为中华传统"怨"论框架的奠定做出了独特贡献。从情感发生学入手,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旗帜鲜明地标举"私怨不入公门"的理念,既通观上下内外,又不限于一时一事。由知入行,先秦法家还通过情感调控一面严明赏罚,以绘制"不怨"的治国蓝图;一面又精研人情事理,提炼出"除怨"与"用怨"之术。秉持功用主义的言行观,法家于上建议君主"怨而无言"统御臣民,于下又主张"刑罚而民不敢怨"的持续高压。将上述理念验之商鞅作法自毙和秦朝二世而亡,可知先秦法家虽构想"无怨"、处处防"怨"却又最终亡于"怨",其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值得深思。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成玄英“乐音和性”美学观探析

成玄英在对《庄子》一书中的音乐思想进行疏解时,在以"和"为美的文化背景中,基于重玄道学心性论,提出了"动乐音以和性"的音乐美学主张,并且认为琴是实现这一审美主张的重要媒介。他的这一美学主张,丰富了"和"这一美学范畴。     

《管子》为杂家著作考

《管子》书非管仲所著已成学界公论,但其具体著者和成书年代当前却无一致认识,同时《管子》书的学派归属问题也存在着很大争议。笔者认为,《管子》为齐国稷下部分学者集体创作而成,其成书于战国晚期。《管子》的学派归属既非"齐法家",亦不是"道家黄老",而是先秦杂家。《管子》对于中国哲学、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所体现出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当代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时代的价值。     

慎到的“齐物论”

"齐物论"是先秦诸子关注的一个普遍论题,慎到等人持有不同于庄子传世的"齐物"思想。《庄子·天下》评述了慎到的"齐物论",为理解慎到的思想提供了新视角。慎到"齐物论"的思想基础是"齐万物以为首",如果以君王为齐物主体,以"法"为齐物标准,以民情为齐物对象,以因循为处世态度,则可将道家的"齐物论"转换成法家的"齐民论"。慎到"齐物论"的思想实质就是法家"齐民治国"的政治理论,为法家治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但由于慎到"齐物论"兼有"法"的主宰性和主体的无我无知等特征,其思想存在"身心分裂""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和"有见于后无见于先"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