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儒学意蕴新析

儒学称谓始于汉，“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儒学，简言之是指儒家的学问、学说的总和，进而追问儒学的主旨是什么?是指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社会、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北宋礼学研究》出版

<正>刘丰著《北宋礼学研究》一书于2016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在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礼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以哲学思想分析为主线,并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研究,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宋代新兴的理学与传统礼学     

《北宋礼学研究》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56千字。本书将北宋时期的儒家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将礼学与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对礼学与宋代儒学的发展作了综合的考察。书中重点研究了《周礼》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

在近代儒学阐释史上，蒙文通的学术遗产十分值得重视。他从“儒史相资”的方法论出发，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呈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学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中的批判性格，将其视为形塑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重要根基，从而阐释了一种并未自外于20世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政治运动的革命儒学。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思考现代中国儒学话语的重构极具启发性。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     

儒家传统的诠释与转化

儒家传统的诠释与转化——访郑家栋副研究员本刊记者郑家栋，１９５６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于儒家哲学与儒家思想史特别是当代儒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学概论》、《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当代新儒学论衡...     

从孔、孟到程、朱——兼论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双重价值效应

从孔、孟到程、朱———兼论儒学发展历程中的双重价值效应李锦全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到战国时期，孔孟儒家被称为显学。到宋代把周、程上接孔孟，朱熹集理学的大成。以后元、明、清三代，朱学都处在儒学的正宗地位。程朱理学把孔孟的政治伦理思想上升到哲学高度，为儒学...     

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和儒学研究,虽然空前繁荣,但此所谓繁荣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史”的繁荣,而远远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思想上、哲学上多元创造的时期;虽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如儒学与少数民族、儒学与区域文化、儒家管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还是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儒家与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道之争、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几个重大问题而展开的。     

“社会儒学”何以可能

<正>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儒学究竟应当在什么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目前,人们对儒学的当代定位问题具有不同的看法:自熊十力以来的新儒家,主要关注的是儒学的"心性"层面,所以人们多称之为"心性儒学"。针对"心性儒学",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的理论,明确宣布     

两宋时期“以儒摄佛”的思想暗流与传统儒学的新生

儒学发展到隋唐时期,受到了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强烈冲击,尤其是李唐统治者的重佛崇道政策,更加剧了儒学的衰微。两宋时期,这一态势亦没有减弱迹象。如何复兴儒学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把意识形态的发展走向推到了十字路口。一、三教合流与两宋禅风的弥漫先秦儒学经过两汉经学的发展阶段,原有的理论特质受到销蚀,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新道家———玄学的洗涤,开始呈现衰微之态。到隋唐时期,这一趋势仍未得到遏制,这便引起了儒家思想卫道者的警觉。改造传统儒学、重新焕发儒学之精神,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鉴于传统儒学思辨…     

儒学在中唐时期的新动向:权德舆的问题与李翱的答案

中国政治思想格局在汉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三国至五代时期极为兴盛的道家(包括道教)与佛教的蓬勃发展取代了儒学的地位。而儒学的不同历史命运总是表现为复兴与沉沦的交替。中唐名相权德舆与哲学家李翱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开启了宋明儒学发展的方向。这表明,某种价值关怀的兴     

《礼记》的礼治主义思想

<正> 《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其成书的时间跨度较长,历经战国秦汉之际以至汉初。今存《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则是汉代经学家戴德、戴圣据之删辑而成的。这在学术界几成定论。《礼记》本非一人所作,故内容十分博杂,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则涉及政治、伦理、文化、教育、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它在思想理论方面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广泛的改造和发挥,上承先秦孔、盂、荀,下启汉代董仲舒以至《白虎通》,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礼治主义构成了《礼记》的思想核心。它是在继承孔、孟、荀礼治主义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成为先秦礼治主义思想的集成和总结。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礼记》中的礼治主义思想做些考察和分析,以期促进对于儒家政治思想学说的探讨和研究。     

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衰颓的底谷,至唐又逐渐发展宏大起来,唐太宗对宏扬儒学起到了重大作用。他尊儒崇经,其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他推行的则是“王道”政治。然而,史学界不少论者却将唐太宗作为法家人物看待或者过分强调了他对于道、佛的推崇,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唐太宗的尊儒崇经及其儒家政治观作一剖析。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践

西汉一朝,由儒生们倡议、主导的改制运动成为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活动。汉武帝的"太初改制"虽然在正朔、祭祀、官制、明堂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但并未实现以儒家教化矫正秦政流弊的诉求。由对"太初改制"的不满,加上儒学影响与儒生群体的增大,汉元帝之后的儒生们继续以复古为基调倡导民生与礼制方面的改革,努力实现儒家政治理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贯彻与执行。西汉中后期的改制运动中折射出的既是儒家政治哲学从理论体系落实为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也是制度建构的政治实践对儒家政治哲学理论的检验与影响。我们可以从中洞察西汉儒家的时代际遇,以及汉代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缺失与实践局限。     

吕祖谦的经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

北宋时期,理学兴起,程颢、程颐、张载等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伦常扫地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建以求义理和天理为标志的理学思想体系.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