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观念、正义及其证成 ——论罗尔斯个人观念的嬗变

近代以来,政治正当性的证成越来越依赖于一种政治的个人观念。罗尔斯自觉地承接这一传统,将政治的个人观念作为公共证成的基础。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经历了从寓于宗教共同体的存在者、平等的道德代表到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发展脉络。这一观念的嬗变是随着罗尔斯关注点的变化而发生的,个人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是由特定的政治目的——政治正义的公共证成所决定的。政治的个人观念并不旨在精确地描述"我之所是",而只是挑选出个人与政治正当性证成最为相关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政治个人观念是功能性的。     

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争论谈道德哲学与政治证明的关系

为走出道德多元论的困惑,重新确立政治统一性,罗尔斯提出了非完备性的政治证明方式。哈贝马斯不同意罗尔斯的观点,他提出程序主义的证明方式。程序主义的证明方式没有割裂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哈贝马斯的批判是中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哲学不能脱离伦理信念的支持。     

多元化的紧张消解与普世化的乌托邦建构--基于约翰·罗尔斯与汉思·昆的比较

约翰·罗尔斯与汉思·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中把握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永久性特征，并基于此建构多元化紧张消解的普世性理论。他们的理论均以底线伦理为基始，但逻辑理路却是异质的，前者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普世化，后者是基于普世宗教关怀的普世伦理。     

国外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新进展

近五年来国外公共健康伦理始终围绕公共健康、公民权利、政府责任及其相互关系这一主线展开探讨,而公共健康伦理原则的价值排序、公共健康伦理的分析方法与公共健康伦理的教育普及则是其中的理论热点。关于公共健康伦理原则的价值排序问题有特定原则、中层原则和主导原则等排序主张。公共健康伦理的基本分析方法有美德伦理方法、公共善方法和罗尔斯主义方法等。让公共健康专业人员理解公共健康伦理知识,提高道德能力和培养职业道德情操则是公共健康伦理教育的重要目标。     

陈永涛:道成肉身(续十一)

汪维藩老师认为,相对于古代埃及、迦南、罗马世界的巫觋宗教来说,犹太教或基督教将伦理宗教化,这正是犹太教或基督教的超越之处.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并非是说犹太教或基督教用宗教代替伦理,或将伦理与宗教混为一谈;而是将伦理建立在宗教的神圣根基之上,将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伦理有不拔之根.     

罗尔斯学术生平

一、荣誉光环中的罗尔斯美国外交家Ｗ .里德曾把Ｗ .Ｅ .格莱斯顿① 誉为英国最伟大的领导人 ,其理由是格莱斯顿“比与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政治家更能把政治行为的实践技巧和高度道德标准的要求结合起来”。罗尔斯被西方学者推崇为“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政治哲学家” ,② 我们中国国内有的学者也将罗尔斯誉为当代“公认的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③ 。罗尔斯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之伟大与卓越之处 ,不但在于他写作出版了《正义论》 ,还在于他在他的第三部著作《万民法》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ｓ) ④ 中提出一种国际伦理理论—…     

论制度伦理的立论基础

一、公共生活领域是制度伦理立论的客观基础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制度伦理成为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基本上不去追问制度伦理的立论基础,他们或者认为这一立论基础是不言自明的,或者将其隐含在自己的论述之中;而是直接对制度进行伦理分析,甚至只就制度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并提出了所谓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制度化或者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的结论。     

论罗尔斯对the reasonable与the rational的区分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明确区分了the rational(合理)和the reasonable(讲理),这个区分是理解罗尔斯整个正义理论尤其是其思想转变缘由的枢纽。而在其《学士论文》中,罗尔斯区分了the natural(自然)和the personal(人格),进而恰当而清晰地定位了伦理学。在这种定位中,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格关系,而且与神学、宗教不可分离。合理与讲理这对区分的内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得以展开,而对自然和人格的区分则进一步推进了对合理与讲理这对区分的理解,罗尔斯做出此种区分的原因也将得到呈现。     

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本文是我对同一主题探究的继续：关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方法论问题。基于一种“弱伦理模式”或低度普世化的立场,我主张通过由多元文化对话到公共理性共识的文化解释一理性推理之二维平行求证方式,寻求道德共识,从而建构一种低限度的可行的普世伦理。我承认并重视多元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文化价值资源的重要意义,但质疑任何以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基础的“强伦理模式”,甚至也不相信通过“弱宗教模式”来建立普世伦理的实际可行性。在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实际条件下,建立一种“弱伦理模式”的普世伦理是惟一可以合理期待的。     

从理想原则到现实关怀--罗尔斯理性主义解析

罗尔斯的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涉及伦理、政治、法律、经济诸社会领域.但是他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以<正义论>(1971)为代表作的早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而在以<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2001)等为代表作的晚期思想中则判然分明.理性主义是贯穿于罗尔斯前后期哲学思想中的基本立场.罗尔斯前后期理论体系的转变同样反映在理性主义基本特征的改变上.然而,学界在评述罗尔斯的理性主义时,大多没有注意这一变化,他们比较关切其后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如"理性的"与"合理的"以及"重叠共识"、"权利的优先性与善"、"公共理性"等以"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为背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理念,而对于罗尔斯前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则比较忽略.其实,罗尔斯思想的理性主义特色,在他的早年,跟在他的晚年一样,是非常鲜明的.何况,罗尔斯早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有跟其晚期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并不一致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探讨表现于<正义论>中的从原则、方法到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的罗尔斯理性主义立场及其基本特征,以补阙疑.     

论罗尔斯的公民观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所提出的公民概念专注于公共理性所偏好的公共身份(政治 身份),却抹平了公共身份(政治身份)与非公共身份(道德身份)在个体心灵中可能存在的 冲突。尽管 桑德尔对罗尔斯的自我观念的批判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但是他正确地指出了罗尔斯公民概 念的内在紧张。罗尔斯为调和这种紧张做出了一定修正,这种修正还可以通过引入一种内在 批评的方法来加以扩展。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简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是宗教、思想和观念、学说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论罗尔斯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

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联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令人瞩目且极富启发的新兴议题。立足于罗尔斯从康德式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分析罗尔斯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并厘清两者关联背后的差异,可以剖析出罗尔斯在个体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第三种选项"。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恰当地理解罗尔斯与共同体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深入思考和探究诸如"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等现实政治课题。     

公共健康伦理何以可能

公共健康伦理学已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对象——公共健康伦理何以可能这一前提性的元理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正面解答,公共健康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质疑。解答公共健康伦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应该立足于公共健康与伦理的关系,从二者之间的外在关系和内在关联两个方面寻找其所以可能的根据。公共健康伦理所以可能的外在根据,在于公共健康需要伦理导向,内在根据在于公共健康具有伦理属性。20世纪末不断爆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唤起的伦理自觉,使公共健康伦理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现状

本文讨论的重点在美国当代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全文分三个部分。分别探讨基督教对美国政治的参与方式 ;美国政治 ,尤其是选举政治后面的宗教因素。本文又以福音派新右翼作为具体个案来揭示美国政治生活与宗教的现实联系     

政治学、宗教和公善——罗尔斯访谈录

约翰·罗尔斯被公认为 2 0世纪中叶以来最重要的美国政治哲学家。他的《正义论》② 重新定义了这门学科 ,并在各个领域引起争议。有人批评他说 ,除了被他忽略掉的“个人”以外 ,他的所有自由主义思想都在根本上与宗教存在着连带关系。他后期所写的文章和《政治自由主义》③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批评的回应。在这些作品中 ,他转向对“自由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多元理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诸如美国 (罗尔斯讨论的重点 )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对正义所持的异议已超出日常的范围 ,从而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诸如 ,堕胎、在医生帮助下通过医…     

从方法论的视角看罗尔斯的“政治转向”

反思平衡标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开放的伦理研究方法,以经验科学和归纳逻辑为范型,具有尊重却不屈从习俗、强调个体自我反省的特点,体现了罗尔斯思想中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面。与此不同,罗尔斯的契约论方法则明显受到康德和卢梭的影响,致力于构建一个绝对的、准先验的道德视点(原初状态),以理想共同体中的立法为其旨归。本文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论取向在罗尔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呈示出的复杂张力关系及其微妙变化,表明与罗尔斯"政治转向"相伴随的是他向反思平衡方法的回归,这一回归也界说了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最终采纳的形态。     

罗尔斯哲学中的"自律"概念

本文着重论述约翰·罗尔斯哲学中的自律概念及其对合理自律和充分自律所作的区分。罗尔斯认为 ,充分自律是一种政治价值而不是一种伦理价值 ,充分自律是通过原初状态的结构性方面来塑造的。罗尔斯的这一区分是其公平正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