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问题的几点质疑——与吴晗同志商榷

吴晗同志在关于道德问题的几篇文章中,对道德的继承性问题作了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应该继承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原则(例如忠、孝、节、义、礼)以及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例如民主、自由观)。他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继承过去统治阶级的这些东西,那就是“自己来凭空创造”自己的道德原则了。我认为,吴     

论儒家“道德主义”思想的特质及现代价值

学术界过于宽泛地理解“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如果以此来概括儒家乃至中华文明,则无疑是一种贬损,但这个已被污名化的标签在道德虚无主义时代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积极价值。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道德主义虽有一定的局限,亦不废其伟大。伏尔泰、黑格尔等西方人的毁誉恰好可以从反面佐证这样的事实：古典文明都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化走向道德主义,一是历史因缘,二是圣贤之功,三是道德之于人世的根本意义。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主义正好可以克制现代的原子式个人主义,有助于重建人伦世道和社会共同价值,并进而可能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奠定基础。     

论乔伊斯的道德虚构主义

在元伦理学讨论中,由于否认道德属性的存在,错论通常被认为会导致道德取消主义。乔伊 斯指出,在接受错论的前提下,将道德视为“实用的虚构”可以避免走向道德取消主义。他 旨在论证,认知上持有道德信念并不是接受道德论说的必要条件,道德虚构依然可以补充并 强化行动者的慎思推理,使其按照道德要求行动。道德虚构主义不仅犯了类比不当的逻辑谬 误,而且会导致道德权威缺失的问题,此外还面临虚构内容的解释问题。因此,道德虚构主 义不能避免道德取消主义,这也意味着虚构主义并不是拯救错论的良方。     

中国传统理欲观评析

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中国传统理欲观 ,内容丰富 ,历时久远 ,影响巨大 ,梳理其主要观点 ,评析其利弊得失 ,吸取其经验教训 ,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 ,是有借鉴意义的。“理”具有物理 (即自然规律 )与性理 (即道德原则与规范 )双重涵义。孟子强调后者 ,开启了理、义并用与性、理并举之先河。他说 :“口之于味也 ,有同嗜焉……至于心 ,独无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 ,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盖理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②认为理义为人心之同然 ,是一种道德普遍性。宋代程朱学派把理视为万事万物与伦理道德的最后根据。…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牟宗三先生对哲学慧命的疏通与开发──牟先生铸造学术新词之意涵述解

本文就牟先生半世纪来所铸造的学术新词,择要地加以述解,以证见牟先生对哲学慧命的疏通与开发。一、中国文化表现“综和的尽理”与“综和的尽气”之精神,西方文化表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而科学民主属于“分解的尽理”（中国文化必须补足之）。二、“理性的运用表现”是生活、是智慧、也是德性。“理性的架构表现”则可成就科学民主（中国必须学习之）。三、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而无政道”：对治权之运用有轨道、有制度。但对政权之移转则欠缺客观之轨道与制度（故须学习且建立民主政治的体制）。四、“良知自我坎陷”一语,乃面对科学知识问题而提出。目的在讲文化,而不是在讲理学。五、理学分系,取决于各家所讲之“性理”有全义与偏义之别。全义之性理“即存有即活动”,偏义之性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六、正宗儒家走“逆觉体证”之路,属纵贯系统、自律道德。荀子、小程子、朱子走“认知摄取”之路,属横摄系统、他律道德。七、“心”可以开“二门”（两层存有论）,一为“真如门”（本体界）,一为“生灭门”（现象界）。中国哲学优于前者,西方哲学优于后者。今后当互融互摄,相资相益,以求中西会通。     

实践语境与生产力标准——对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回应

伍德、米勒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无法确立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规定”,最终必定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进而否 定对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进行道德评价的合法性。实际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描述了 道德相对性现象,并且反对道德普遍主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的语境中,非常明确地 给出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判断,且把生产力作为道德标准的共同尺度,并内含着一种“道德进 步”的信念。因而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规范性的道德相对主义”,也不是“元道德的相对主 义”,更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批判的合法性。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观念——兼论所谓“东亚价值”

近年来,“东亚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所谓“东亚价值”,其核心被认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对孔子和孟子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尤其是孟子政治思想核心的王道观念进行一些梳理,来认识儒家是怎样看待政治权威主义的。一一般认为,政治权威主义是介于王权(皇权)专制主义与现代民主之间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像传统专制主义那样对于社会臣民采取专断的权力统治,也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强调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权威主义政治强调的是服从、秩序与纪律。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把国家…     

荀子正义观的社群主义精蕴

社群主义自社群的经验出发,承认个人对其权利的追求,但否认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主张,强调社会公益的优先性。荀子在“义利”问题上,承认“义利两有”,主张“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断“义”为经验的养成,而非先验的存有,其正义观之社群主义精蕴显现无疑。     

内在主义视域下的道德增强及其争议

“内在主义”(internalism)是技术伦理学新兴起的一种研究进路,它不同于传统“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进路的地方在于,它主要关注技术的积极伦理后果,主张把伦理要素“嵌入”对象之中,利用技术手段解决伦理问题。“道德增强”的基本理念符合“内在主义”进路的特征,它通过对人的“基因”和“神经”进行技术干预,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人的道德动机,改善人的道德品质,塑造人的道德行为。尽管“道德增强”的初衷是助人向善,却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需要从学理上权衡其利弊。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一个整体结构

<正> 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者或主“仁”,或主“礼”,或主“仁内礼外”说,皆忽视了“义”在其中的地位。拙意以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由“仁”、“义”、“礼”三者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在这一结构整体中,“礼”属国家制度体系和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系统,“仁”与“义”属道德意识范畴。“仁”与“义”既相对立,又统一于“礼”,三者相互制约,不可或缺。这一结构体的意义在一系列主要方面都呈现着二重性(对立统一性)。     

从“义利关系”看道德失衡

当今,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成为社会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那么,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何处？即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的实质、成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视为“精神现象”,那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一最基本的命题,笔者认为,当今社会的利益失衡是道德失衡或道德滑坡的主要成因。为什么？因为“义”和“利”是始终捆绑在一起的。谁都不会否定,作为道德范畴的“义”是一种“精神现象”;而“利”,则是一种“物质现象”,一种经济现象。所以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义利之辨”。“辨”之实…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王夫之的理势观

王夫之为学,通贯六经,尤擅长发挥经中义理.借经阐发己义,是他独特的经学诠释模式.其理势观则是这一思想模式的范例.一王夫之论理势首先重视对理势的界定.他论“理”,指出:“理者,固有也.”(《春秋家说》上卷)“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卷八》)“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之顺以趋者,理也.”(《尚书引义》卷四)“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理     

儒家义利观的现实启迪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关于义利问题多有论述且影响深远。孔子说 :“礼以行义 ,义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节也。” (《左传·成公二年》)因此 ,孔子主张见到利的时候 ,首先要想一想是否合乎义 ,要做到“见利思义” ,如果符合义 ,那就可以获取 ,“义然后取” (《论语·宪问》)。如果不合义 ,即使能使人富贵的大利 ,也不应要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当然 ,人不能不要利 ,但手段要合于义。他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以理论孝：儒家孝道正当性的哲学辩护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理”既是宇宙起源之实然,又是人伦道德应然之本源。人伦道德源于天理,是天理的社会化外现。“理便是性”,仁、义、礼、智、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先验性地包容于理本体之中,并因为“理”之先验存在而获得形而上证明,儒家孝论从而实现了“实质上的系统”．     

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