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乐论》中道家音乐理论的特点

中国古代漫长的音乐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具有道家思想的音乐理论,它反映了道教乃至道教音乐对古代中国音乐的影响。我们知道,奠定儒家音乐理论基础的是先秦时期荀子的《乐论》,而道教音乐理论的滥觞则当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阮籍的《乐论》篇。通过荀子《乐论》中的儒家音乐理论和阮籍《乐论》中的道家音乐理论的对照,可以看出后者在音乐理论上具有明显的特点。 荀子《乐论》针对墨子“非乐”的主张,提出音乐的产生和人们对于音乐的需要,是“人情所必不免”的观点,认为人的内在“性术之变”,即     

从精神超越到形体享乐——玄学心性论的一条发展轨迹

玄学心性论的兴起,对儒家道德人性论发起了一场全面冲击,使中国心性论哲学进入了以道家自然主义和个体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崇尚自然,批判伦理;提倡个体,轻视群体,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风尚。它标志着人性的一次解放,也表现出对人生自由的追求。但是,这种批判虽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却并不彻底,更没有取代儒家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它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同儒家思想相辅而行,并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被吸收和融合(经过     

郑玄易学与道家学术

郑玄援引《老》、《庄》释《易》,其易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与汉代道家关系密切,其易学中的“有无”、“自然”之论启发了魏晋玄学的理论探索.郑玄易学与道家学术之间的联系值得关注.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黄帝四经》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思想史意义

《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道家重玄学”刍议

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重玄”思潮的各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以重玄思辨发挥老庄学的重玄学术思潮,可以界定为“道家重玄学”。它的真正宗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庄子。道体重玄论是对魏晋玄学术体论的深化和超越。道性自然论,推进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念和对道的本质特性的理论认识。修心复性论,对唐代后期和五代以后内丹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重玄境界论,实质上是对当时人们所遇到的宇宙人生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方案。道家重玄学自觉地并富有创造性地适应了当时作为时代思潮的心性之学,并与隋唐佛教心性论一起成为宋代儒学产生的重要资源。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心性本体与道性道体：中国佛教心性论对道教心性论的影响

佛教心性论对于道教心性论的影响本来是不争的事实，但近年却有一些道教研究者大讲二者同时产生而且互相影响之论。本文从道教心性论的历史形成基本问题数方面，对此看法作了商榷。道教的学理化，也就是心性思想的出现，有两个标志，即道性论与道体论的建立。前者几乎是佛性论的翻版，后者则是道家道体论、玄学本体论与佛教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而二者一致的逻辑方法就是佛教中观学。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老学思想新探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颇具理论特色:(1)对“道生万物”论与“万物独化”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作了调和;(2)将“常道”和“可道”分别对应于道家的自然无为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道与仁义礼智信是体用关系;(3)对人性之本源与人性之现实表现作了区分,认为人性之本源相同,而现实表现则有上、中、下三等;(4)将“无为”的内涵诠释为“不越性分”。     

曾子思想与阴阳学说

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分化和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影响十分重大,曾子及其后学发展了阴阳学说,并将其引入儒家理论,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内容。然而,在许多论著中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有的专家在研究《易经》的《彖传》以后曾经断言:“战国中期以前的孔孟儒学则未涉及自然观、宇宙论。孔盂大儒以礼学与仁学为核心,遍查《彖传》全书,却没有出现一个‘仁’字,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礼’字,反之,《彖传》中重要的哲学概念‘天行’、‘刚柔’、‘阴阳’等范畴,均源于道家著作”(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管子学刊》1995年第1期)。其实,这种断言是不合乎儒家发展情况     

《管子》四篇中的道论

《管子》四篇是战国时齐国稷下道家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以“道”为中心,对“道”的含义,“道”的两大特征和三种类型,以及“道”与其他五大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揭示了《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对儒家、法家思想的吸收,最后,本文简要总结了《管子》四篇中道论的线索、特征和影响.     

传统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比较

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在生态存在论上,两者都是一种生成论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不过,道家注重自然运化过程的自然性、一体性,儒家则强调自然运化的生命特征,肯定人与万物的差别;在生态价值论上,道家偏重“自然”的价值．强调自然运化的自然目的性和价值性,肯定人和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价值。儒家则偏重“人文”价值。它强调人与社会的生存价值．肯定主体德性的价值;在生态实践观上,道家强调“自然无为”的实践原则,“自然无为”体现了对自然自组织、自协调智慧的信任。道家实践观体现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具有消减性特征,强调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儒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肯定主体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作用。在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治理上。儒家强调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和“谨其时禁”。     

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所谓心法学,即系统阐释儒家圣贤认识心性、修养心性、自觉地把自己纳入道统谱系的学说。《心经》是真德秀辑录传统儒家经典与程朱理学关于心法学理论而辑成的一部有关心性修养的书,它始终围绕"治心"的主题,集中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极力倡导儒学心性修养工夫论,表现为与陆王心学迥然不同的心法学传统。1592年,程敏政附注《心经》并很快传入韩国。李退溪是韩国大儒,自称通过《心经》而把握朱子学乃至儒家心性之学的实质与精髓。退溪对《心经》的尊崇深深影响了韩国儒学的文化生态,促使韩国儒学心性论一步步走向心法学,并自觉地排斥陆王一系的心学范式。退溪在研究与接受《心经》心法学思想过程中,通过对门人弟子讲授《心经》及其"附注"而形成了退溪学派对《心经》的推崇,并影响到以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和以丁若镛为代表的实学派。可见,《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儒学影响至深。     

人心向善与人性本善——孟子心性论的伦理诠释

儒家人学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儒家心性论自孟子始具规模.孟子心性论不仅是其性善论的义理根据,而且还由此开出了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大体上有二种理解:其一是“人性本善论”,其二是“人性向善论”.“人性本善论”者的主要理据,从根本上说,在于把性善还原为心善,然后进一步把心还原为理义之心,具有道德自觉的本然之善心;“人性向善论”者虽然同样把性善还原为心,但认为善只是人心的一种倾向,性善只是心善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实然存在.由此可见,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理解,源自于     

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文本诠释与理论转移--中国哲学文本诠释三例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孔子有一些道德概念可被发展成心性论,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论。又如孟子有一些有关心性的论旨,但他本人却没有成型的“心性与天道相贯通”的形上学。寻求“了义”或“本义”除了掌握经典传统中的理论基型（包括基本概念与基本论旨）之外,也要确定某一被诠释的经典所包含的理论或可被理论化的论说是否经过诠释后满足一些理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内部融贯性”、“架内指涉的相应性”及“完备性”等,其中“内部融贯性”更是掌握“了义”或判别有效诠释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必要条件。经由此一判准,我们往往可以判定某一经典被诠释为包含某一理论之说法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理论（的理性）重建及理论（的典范）转移的问题。本文分别以僧肇的《物不迁论》、张载的“理气论”及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这三个中国哲学史上三次经典诠释的个例,来说明违反“内部融贯性”而产生理论转移或歧变的问题。     

外刊学论

克莱因:“《道德经》中‘德’的两种解释”(Cline,E.M.,“Two Interpretation ofDE in the DAODEJING”,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31,No.2,June 2004) 对《道德经》中的“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安乐哲等人认为,“德”相对于普遍性的道是一种特殊性,是事物的生成或者呈现。而P.J.伊冯侯(P.J.Ivanhoe)认为,“德”是美德,与儒家的德的概念关系密切。这两种解释我们分别称为特殊论与美德论。 两种解释都涉及道家在说明“德”的时候使用的两个隐喻。第一个隐喻是关于新生婴     

蒙文通道学思想研究

蒙文通先生是蜀学发展过程中承先启后的大师,其道学思想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博采各地众家之长的特色和优势。蒙先生根据其“古史三说”、“古族三分”、“文化三系”的理论,从先秦仙道三派考证,到道家南北二派辩析;从道家道教产生溯源,到上古民族地理甄微;从道家黄老学论演化,到道教“五阶三变”归纳;从重玄道论发掘开创,到道佛相互渗透阐释;从道学理学内在联系,到辑校道书发微钩沉。本文对蒙文通先生在上述研究领域不拘成说、不苟附和的创见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阐释。     

《系辞》帛书本与通行本的关系及其学派问题——兼答廖名春先生

1992年,我曾发表《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一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文章的结论与陈鼓应先生关于《系辞》为道家作品的创见不谋而合。一年之后,廖名春先生又发表《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一文(刊于《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针对陈鼓应先生和我的一些见解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细读廖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廖文”)、觉得功力深厚,议论亦颇精致,极有利于推动关于帛书的研究与争鸣,然而廖文中的误会及疏漏之处也有不少。例如,廖文首句说陈鼓应先生和我都受“道家主干说”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