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经学之特征

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汉学的扬弃和对宋学流弊的修正,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朱熹的经学思想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孔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部分组成,概括来讲,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朱熹治经,素称严谨,既以宋学为主,又往往能超越汉宋之樊篱,在批评只重传往,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的同时,又针砭只…     

豪杰精神与思想范式重建:从王开祖看永嘉学派一个被忽略的精神面向

本文就王开祖《儒志编》管窥永嘉之学的豪杰面向。四库全书本《儒志编》书前提要称许王开祖为"豪杰",而此评价在《总目》提要中却失落了。永嘉学派将豪杰标举为理想人格。豪杰之士兼有豪气、逸气、英气和卓识。豪气者,对文化使命的传承当仁不让。英气者,不迷信权威,是独立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逸气者,不囿习见,是风流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按照王开祖的卓识,心性涵养(成己)还必须展开在事功(成己成物)的过程之中。正是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永嘉学派特有的精神取向,同时也构成了永嘉学派豪杰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重建思想范式的过程中,永嘉豪杰精神在事功中展开心性的面向不幸失落了,而王开祖所表彰的孟子绝学的要义即贵民轻君、挺立士道尊严则一开始就落在汪循、四库全书馆臣对"豪杰"的理解之外。居今之世,人类整体如欲向死而生,必须在根本处转变思想范式,创造出有别于现代性的新的思想范式。新时代召唤着豪杰之士毅然奋起。     

叶适暨永嘉学派与儒家传统的重建——“纪念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 (公元 1150— 12 2 3)诞辰 850周年 ,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联合主办的“纪念叶适诞辰 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2 0 0 0年 11月 7日至 10日在温州市举行。来自加拿大、日本及台湾、大陆的专家学者 60余人出席了会议。现将会议论点综述如下。一、叶适暨永嘉学派的批判精神叶适暨永嘉学派的思想中最鲜明、突出的特点是其批判精神。叶适对自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学说皆有批判 ,其锋芒直指宋儒的理学 (心性之学 )。对此 ,…     

“宋学”、“理学”与“理学化经学”

一、“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学术走向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从治学方法上将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一类是“宋学”。汉学偏重训诂考证,宋学偏重义理诠释。但是,“宋学”概念并不意味有宋一朝的学术。北宋庆历以前的80年间,经学的主要成就是邢?所主持修纂的《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经书,这可以说是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义疏体经注的延续。它是汉唐经学的绪余,是“唐学”,而不是“宋学”。“宋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

经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而理学思潮占据了其中的主要成分,代表了宋学发展的趋势。与经学史上的汉学和清学(清代新汉学)相比,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具有独特的哲学意蕴及自身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汉、宋、清学经典诠释之特点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西汉。虽然西汉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但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哲学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汉学经典诠释的特点以及宋学受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所形成的学术特征有关。清学对经典的诠释则主要受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亦思辨意…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正> 南宋时期,浙江儒学极盛,形成了地区性的三个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地区,历史上称为“浙东”,所以有“浙东学派”之称。浙江三派的思想倾向有同有异:陈亮专言事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以经制言事功,历史上称为“事功之学”;     

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叶适对道统的批判及其知识论

宋代的永嘉学派,自北宋以来,学绪相承,缕缕不绝。其导源发轫者可推北宋中叶的王开祖,奠定其学派规模的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永嘉九先生”,重振“九先生”之学的当推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转变其学风的则为薛季宣,而光大其学的乃是陈傅良、叶适。当乾、淳之际,南宋学术最称繁荣,而永嘉亦为焕然学问之区。及“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这种学术上鼎足之势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叶适对永嘉事功之学在理论上的重新建构。     

永嘉学派略论——以叶适为中心

作为儒学的一脉,永嘉学派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其展开的脉络和系统。与宋代主流的理学相对,永嘉学派趋向于以"实"拒"虚"。这里的"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即从外部对象出发,而不仅仅根据人的主观想法和意念去行动;其二,注重事功之学和经世致用。与之相联系,永嘉学派主张"事上理会",扬弃"无验于事者"。"事"体现了价值层面的追求。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价值层面的追求在中国文化中往往与"道"相联系,但永嘉学派同时把普遍意义上作为价值原则和价值理想的"道"与人的"日用常行"或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永嘉学派对践行、对人所做的"事"、对"道"与日用常行之间结合的注重,同时关联着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概念,即"势"。进一步看,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与人格完善的这种要求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叶适提出的"内外交相成"这一观念,便十分集中地彰显了永嘉学派既注重于外在的事功,又肯定人自身的完善这一特点。     

注经与哲学——朱熹经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

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冯友兰先生当年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先秦,     

永嘉学派的学理转向及其意义

永嘉之学扬弃了理学注重心性修养的治学方向,转向强调致用的经制之学。永嘉学人多为理学家所指摘,甚至被视为异端,但这正表明了永嘉学派的学理转向。永嘉学派经制之学的建构,涉猎广泛,注重社会生活,助力南宋在经济等领域走向鼎盛。然而,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反转,明朝采取了闭关锁国的策略,打断了"南宋模式"的延续。永嘉学派的出现,本质上是一场儒学内部相异于经学传统的批判与启蒙的思想运动。     

论汉学、宋学经典诠释之不同

经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经学的发展演变相适应,中国有两千多年注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有许多关于诠释学的思想资料,并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若干诠释方法和理论。汉学和宋学即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大流派,它们分别     

薛季宣和永嘉制度新学的开创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一方面,他承受了二程以来的道学传承,另一方面,他以"制度新学"为旗帜,指明了温州区域文化与北宋后期以来的道学传统分道扬镳的方向,由此奠定了永嘉学派的理论基石,迎来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全盛时代.     

浙东学术的心学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正> 素称“文物之邦”的浙江,不仅是中国古越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到南宋时期,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公元十六世纪前后,江浙一带又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较早的地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使浙江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宋代以后的浙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思想异常繁荣活跃。所谓“浙学”,主要是指宋以后的“浙东学术”。这种学术思想发端于北宋,那时就有“永嘉九先生”和“明州杨杜五子”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被称为浙东“儒林之草昧”。到南宋,逐步形成了浙东各学派,其中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明代中叶,王守仁集中国古代心学之大成,创立了“姚江学派”,可以说是以心学为主要内容的浙东学术发展到了成熟时期。从此以后,     

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唐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唐宋变革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宋代打破汉唐的"士族门第",形成了一个来自民间社会、但又能够集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为一体的士大夫群体。宋代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他们的学术视野、政治情怀、人格理想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力推动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变革。宋代士大夫群体作为文化主体力量,主导了一种新型儒学的兴起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种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宋学。宋学既强调回归儒家经典又有创造性哲学思辨、既追求现实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怀,是一种新型学术形态。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唐宋学术转型的推动,创造出这一种崇尚"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义理之学"的"宋学"。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条绪洞见 义理贯通

近四十年来,学界尽管很重视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但没有一部的系统的著作问世。周梦江先生的《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堪称研究永嘉功利之学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由满洲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在经学史上虽属殿后,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汉学(古文经学)、宋学、尤其是汉学的进展,趋于鼎盛;而且,被冷落了一千五百年的今文经学,又恢复了生命力。     

师道复兴与宋学崛起

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引领和推动了一场复兴师道的思想运动。宋代士大夫"以师道自居"的责任担当,强化了两宋儒家士大夫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主体意识;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宋学追求一种"明体达用"的学术精神,完成了以"师道"为主体的道统论思想建构。宋儒以师道复兴为契机,推动着汉学型"周孔之教"向宋学型"孔孟之道"的转型,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教形态转型的历史趋势。     

叶适对道统的批判及其知识论

家代的永嘉学派,自北宋以来,学绪相承,缕缕不绝。其导源发动者可推北来中叶的王开祖,奠定其学派规模的是周行已、许景衡等“永嘉九先生”,重振“九先生”之学的当推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转变其学风的则为薛季宣,而光大其学的乃是陈傅良、叶适。当乾、淳之际,南宋学术最称繁荣,而永嘉亦为焕然学问之区。及“乾、淳诸者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这种学术上鼎足之势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叶适对永嘉事功之学在理论上的重新建构。一般说来,无论是朱惠的理学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