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哲学还是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的范式问题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文化哲学不论在理论体系建构上还是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似乎仍要为其合法性作论证,仍要为其理论限域作界定,学界对于其“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仍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和顾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对意识哲学的思维范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检讨,这种范式仍然在主导着人们的哲学思维。文化哲学仍需解决合法性论证、理论限域的界定和批判意识哲学这三重任务,而现代性研究恰恰是澄清以上问题的“试金石”。首先,文化哲学的合法性和优先性在于对哲学之文化属性的自觉。“虽然文化一直作…     

从朱熹的华夷观念看中国哲学的归统与建统

朱熹对于南宋时代以功利说和复仇说两种进路解读“华夷之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从性理的维度分析了“华夷之辨”的内涵,构建了一个超越对立的华夷秩序,并以此来表明政治上的合法性是需要后天建构的,中国与夷狄没有先天的等级关系,而是时时处于一种互待的结构之中。夷狄所象征的作为“他者”的文化在面临着回归华夏固有思想统序的任务的同时,亦通过自身的融汇完成了对华夏思想统序的重建。而由宋代“华夷之辨”所引申出的归统与建统问题,亦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学的书写的一把锁钥。     

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

政治统治可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实践与生成过程,而合法性实践既是统治者迎合"文化剧本"、即呈现和表演都深藏干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信仰的过程,又是统治者对这些合法性信仰的操控过程.正是这种表演和谋划,直接导致了帝制中国的一整套合法性的象征系统如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政策过程与文化符号等等;存在于这一象征系统中的元叙事,就是以现实中的君主("时君")为指向的合法性论证,各种种种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化约主义和命定论则是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策略和逻辑,其目的在于缩小甚至混淆现实中的统治者(时君)与"理想君主"之间的界限,以缓解那"永恒的合法性困境".     

追寻智慧

在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基的问题上,我们至今未能有必要的基本共识,要建立这一基本共识的基本途径只能是:追寻智慧.所谓追寻智慧,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却有功能性的勾连、生存性的勾连和本体性的勾连之不同,并且分别敞开了不同的意义—认知境域:常识、知识和智慧.由于我们还是在“知识”的层面上来理解“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了一个梦魇般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是靠在故纸堆里爬梳考辨、援证推理所能解决的,只有面向生活世界,在世界历史的水平上创造出全新的世界图景以获得确证.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宣言,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图景和理想旗帜,一个没有自己哲学的民族不可能得到世界的敬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中国哲学,并且最终是由中国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来标识出对人类世界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实存应予肯定--兼答徐素华先生

徐素华先生文章把我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他所说的“党的指导思想形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他所说的“学术研究形态”,这不符合我的本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确实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实践中学习、运用,在总结实践经验、发扬中国优秀哲学文化、升华人民群众智慧的基础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现代形态。它既是一个创新的哲学理论体系,又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与现代中国哲学

西方的冲击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事件。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方案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历程、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一精神层面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直言之,现代中国哲学诞生于“承认的斗争”,诞生于中国文化的苦恼意识。如果说“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怀疑论阶段,那么,作为中国文化之自我意识的发展,现代新儒家基本上超越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阶段,但仍不免在苦恼意识中挣扎。中国文化要真正克服苦恼意识,必须直面西方文化的理智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诠释方案是极有价值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 我国马哲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间, 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与“学术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今年, 由于纪念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仙逝, 哲学工作者们发表了一系列讨论“中国哲学”的文章, 使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大为深化。这两个讨论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但深入观察, 却可发现一个共同点: 这就是关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历史, 深入研究这一部历史所提示的哲学教训。本文是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讨论所拟的主题, 并提出对主题的解答意见。一、马…     

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国哲学”有广义、狭义之分 ,本文是在狭义的意义上来谈论的。吊诡的是 ,纯粹狭义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不存在的。自从有了“中国哲学”这一称谓 ,它就不再是狭义的了 ,因为“哲学”是我国学界经日本从西方输入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 ,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几近百年 ,迄无定论。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 ,说来说去 ,至今还是三种观点。这篇文章没有限于从中国哲学有否合法性的角度去讨论问题 ,相反把中国哲学当成一个既定事实 ,不是关注“是什么”而是强调“怎么做”。文中提出的“悖论” ,绝非康德二律悖反意义上的悖论 ,也不是逻辑学里的悖论 ,而是用一个剌激性的“悖论”语词以发人深省、引起注意罢了。而文中强调的“面向现代”、“参考西方”等 ,又体现了传统实用理性的精神和开放胸襟。作者是高校教师 ,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作基础 ,所以或许能给人们以启迪     

哲学与现代中国——首届“南北哲学论坛”综述

今年适值北京大学哲学系 90华诞,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复旦大学哲学系发起的首届“南北哲学论坛”在京召开, 30余位学者围绕“哲学与现代中国”这一主题, 进行了深入的切磋和交流。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中西哲学比较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有无哲学”或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似乎又有点“热”起来了。徐洪兴提出, 在“哲学”名义下探讨问题的 20世纪的中国哲学, 完全不同于以往依附于经学或子学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从一开始, 它就是中西思想接触、碰撞和交流的产物。因此, 当我们要讨论 20世纪中国哲学时, 一方面很难避免中国传统哲学和…     

理论诉求与现实观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03年年会后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根” ,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而且是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命运之现实问题 ;严肃的理论反思、理论诉求则是现实观照、现实筹划之可行性的重要保证。为此 ,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华侨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发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 2 0 0 3年年会于 1 2月 8— 1 0日在华侨大学举行。与会 80多名学者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生活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展开讨论 ,达成诸多共识。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牟宗三对“存在”问题的探寻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

牟宗三哲学的最大特点，无疑是沿着熊十力所开启的现代新儒家重建本体论的思路，对“存在”问题作了深入独到的思考和创发。牟宗三对“存在”问题的探寻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申发探寻“存在”问题的意义；（二）重构解决“存在”问题的思路；（三）打通转化“存在”问题的限制。他由此而建构了现代新儒学中最为深邃也最具影响的本体论体系。对于牟宗三探讨“存在”问题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这些批评比较深刻地触及了、揭示了牟宗三探讨“存在”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思想困境。这个矛盾和困境在于：牟宗三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和现实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矛盾。在牟宗三和批评者之间，实际上凸显出了一个关系着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哲学如何在形上的追求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间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个问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留给21世纪中国哲学家作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真正的哲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复思考和不断探讨，将推动着未来中国哲学的更大的发展。     

哲学:在文明转型时期重新定位

哲学：在文明转型时期重新定位衣俊卿每当人类社会处于重大转折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总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历史方位,重新寻找自己的生长点,重新以自己内在的创造力向人们展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处于大变革时代或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似乎又一次面临着重新定位的任务。一、哲学的“不在状态”１９７８年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８０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起着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９０年代初,当中国的现代化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轴心而真实地走向深化时,作为思想解放先驱的哲学却似乎一下落到了这一大变革时代的后面。许多迹象表明,我们的哲学研究正面临一些新的困境,许多哲学工作者正陷入新的困惑之中。质言之,在空前的大变革时代,我们的哲学研究显得“不在状态”,它昔日的社会历史方位开始受到冲击,原有的生存的合法性和价值开始受到怀疑,结果,有许多哲学工作者或是彻底放弃哲学,或是使哲学消解到政治、文学,以及各种“实证”或“实用”研究之中。对于中国哲学的这种境遇及其造成这种境遇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揭示。其一,从哲学生长的外部环境来看,全社会价值取向的扭转使哲学昔日的重要地位开始失落。在过去几十年中,无论是哲学     

从思想史到政治哲学——关于近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趋势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哲学史写作的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哲学之终结”论述的异域回响;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热和国学热以来,关于思想史写作讨论的日趋兴盛,也总是关涉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构成了这一问题出现的近因。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写作范式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写作最初问世之际便已经出现。时人多从陈寅恪与金岳霖关于冯友兰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读出“微言大义”般的审思顾虑,这些顾虑多集中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素材和范围与西方哲学的…     

全球化、后现代与哲学的文化多元性--简论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全球化具有两面性：作为现代性之结果的全球化进程向作为本土文化之结晶的中国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全球化的后现代特征却为中国哲学的回归和重建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在此背景之下,原来按照西方哲学框架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面临着转换研究范式和叙述方式的艰巨任务。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从属性的,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哲学形态,它们具有不同的范式,而且相互之间不可通约。所以,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不应该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和标准,而应该以之为参照系和对话伙伴,通过现时代“视域”与古典哲学“视域”的相互“交融”,对于现实的哲学问题给出中国哲学的解答。     

解读《哭屋》的寂寞情结--与鲁迅的《呐喊》、《彷徨》比较

台湾散文家王鼎钧的《哭屋》,借一个旧式读书人追求、失败、悬梁自尽的悲剧故事抒发一种亘古的寂寞之情,与鲁迅《呐喊》、《彷徨》中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心路历程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与鲁迅从社会角度分析不同,它着笔于读书人“立人”、“立志”与“立名”的内在情感书写。从主人公的“哭声”到“我”的共鸣,从传说到现实,“哭声”贯穿始终,寂寞之情渗透全文,超越时代,这是继鲁迅的寂寞悲凉之后对读书人寂寞情结的另种书写。     

作为文化学的哲学

本文拟提出并论证一个表明哲学与文化关系的哲学观,即,作为文化学的哲学。虽然我对这种哲学观的阐释局限于西方哲学领域,但“文化学”本身却是一个比较哲学或世界哲学的概念,其内容和意义不可避免地展现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之中,并影响着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的发展方向。下面分别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见识。一、何谓“文化学”？与“文化学”相对应的西文术语（以英文为例）是meta－culture,而不是cuturalstudies（可译为“文化研究”）,也不是philosophyofculture（可译为“文化哲学”）。顺便说一下,meta一般译作“…     

当代大学生看鲁迅

在这个思维和文化品味多元化的年代,文化伟人鲁迅似乎又一次进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人们都力图重新阐释自己心目中"真实"的鲁迅。从对鲁迅的作品、人格、思想、精神及其评价与世纪之初的现实关系入手,可以真实地勾画出鲁迅在当代大学生心中的地位。     

智慧的形状

智慧是哲学的“专利”吗 ?有不属于“哲学”的智慧吗 ?这样的疑问 ,乃在于人们对属于哲学的智慧有一种下意识的固有判断 ,这表现为哲学的语言和文体形式 ,也在其所用的概念。我们却认为 ,现实教科书中的、甚至学术著作中的哲学把相当多的智慧筛掉了 ,只留下枯燥的教条。具体说 ,哲学筛掉了“智慧的形状”。哲学概念好比一个“点”。依照逻辑推论 ,各种这样的“点”相互替代、连接 ,从而形成一条线。哲学史就是这样一条不中断的线。在这样的意义上 ,哲学史是同一的 ,所以 ,哲学家们总要追溯源头 ,直到古希腊哲人的“爱智”。换句话说 ,哲学史…     

心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正> 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谈心学自然联想到中国文化的前途。但这个题目很大,限于篇幅,只讲述一个提要。一、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陆流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书,均把陆(象山)王(阳明)哲学称为“心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辞海、辞源也都把“心学”等同于“陆王哲学”。这虽只是一种称名,但也是一种理解和概括,原来颇为不妥。因为心学本不专属于陆王,正像气学不专属于王充、张载一样。陆象山说:“圣人之学,心学也。”(《象山全集·叙》)他这样说,决不是为了故意     

合法性证明与后现代政治哲学

合法性证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前提 ,也是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一种历时性现象 ,合法性证明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形式 ,而它的转换也总是伴随着政治生活范式的巨变。后现代主义对迄今为止的合法性证明作出了势不可挡的“解构” ,从而使政治哲学不能不进行它有史以来最大的反省和转向。目前 ,后现代政治哲学正在通过反复曲折的摸索 ,以“交往互动”和“效用”为核心 ,尝试重构自己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