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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早期中文圣经都是文言体，但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意识到文言语体复杂，未必被所有中国人掌握，遂逐渐产生使用通用语体翻译圣经的倾向。传教士称以文言翻译的圣经为“深文理译本”（High Wenli Version），而为了让受众更广泛，他们翻译了较浅白的文言圣经，即“浅文理译本”（Easy Wenli Version），以及按官话翻译的“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圣经，这三类圣经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中文通用语言圣经的三种主要形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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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圣经汉译史上,中文《和合本》可谓影响力空前,可与英文《钦定本》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相提并论。“和合”一词寓意深刻,不仅指涉西方传教士译者在术语译名、译经语体、翻译理念等问题上的求同存异,也暗含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信徒借由这一译本彼此联结的美好愿望。此外,《和合本》出版之后,新教圣经汉译事业由西方传教士主导转变为华人自主翻译,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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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汉译版本之最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原文为希伯莱文,共有39卷。“新约”原为希腊文,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4个部分,共有27卷,是耶稣的门徒等著述的汇编。在19世纪以前,《圣经》只有个别天主教传教士翻译了部分内容。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热心于《圣经》的汉译工作,翻译了许多种版本。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深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即文言译本;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Version),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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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南京官话译本”是中国近代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圣经官话译本,由麦都思主译,1856年首次刊印.译者一反新教传教士的文言译经传统,选择以南京官话译经,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种官话文体的选择是译者应当时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与之互动的结果.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为文体的选择还表现在翻译的模式上,此译本并非延续西译中述,而是西人指导,中士转译,翻译过程兼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这开辟了圣经汉译的新路径.同时,本文把此译本放到官话译本的谱系中,考证了此译本和《古新圣经》及“北京官话译本”、“官话和合译本”等译本的关系,指出此译本作为第一本官话译本不仅开启了其后官话译本的翻译历程,也为此后官话译本文学性文体的探索作出了铺垫,不仅昭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到来,也给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建立新白话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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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圣经翻译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以西人传教士作为中文圣经不同版本的译者,但实际上每一个译本的后面都有中国士人的参与。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王韬就是一个"被遗忘的圣经译者"。本文依据第一手史料,求证王韬作为圣经主要译者之一的身份。在与麦都思一起翻译"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时,王韬的目标是要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达、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士人作为读者对象,委办译本在流畅、优美、可读性方面都十分突出。本文还具体将委办译文与圣经原文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体现在圣经翻译后面的解释学原则。王韬的译文风格,取决于他们将基督教处境化、从文化理解福音的解释学策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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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汉译是继佛经中译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对这一事业,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贡献较为突出,推出了种类繁多的各式《圣经》汉译本。1838年出版的四人小组译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上对《圣经》汉译事业均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后来著名的委办本和和合本。但因各种历史因素,宗教界和学术界对此译本多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该译本多方面的探讨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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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语行事,是研究、了解儒学的第一手资料;加之《论语》内容丰富,文辞典雅,故在一定程度上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自18世纪沙皇俄国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开始,俄国汉学家从未间断对《论语》的阐释和翻译,迄今为止,留下了10多个见仁见智的俄译本。本文试图结合历史语境,探究《论语》的俄译缘起,梳理其在俄罗斯的译介历程,对比典型译本的翻译特色,揭示典籍翻译的强烈的时代色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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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翻译在基督信仰传布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福音所到之地,当地语言的圣经译本也相继出现,带领基督教信仰在那里扎根和结果。追溯中国教会历史就可清楚看到传教士译圣经对福音传布影响极大。从唐朝景教、元朝的孟德高维诺和也里可温,以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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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传教士在《教务杂志》上几乎讨论了《圣经》汉译涉及到的所有问题,传达问题则是其核心议题之一,其中包括翻译原则的确立、是否需要在译本中附加解释性材料及语体的选择等。这些讨论为我们认识和反思传教士《圣经》汉译的历史及其遭遇的困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也为我们思考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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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的《中国经典》是19世纪欧洲汉学的巅峰之作,向来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鲜少受到质疑。本文以理氏1861年的《中庸》译本为例,揭示理氏译本所代表的传教士东方主义。分析显示,理氏翻译《中庸》,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理氏在一些核心概念的翻译上坚持本质主义的解读立场,全面颠覆子思的形上学建构,为《中庸》制造出十分负面的形象。他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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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基督徒作词、作曲或用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具有民族风格的赞美诗问世,是基督教赞美诗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随后新教的各国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自编译的赞美诗,以供本教派在中国内地的教会使用。至清末民初,新教及其他教派编辑刊行的赞美诗集已不下百余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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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任何一种宗教在其诞生地之外的异文化区域传播都离不开经典的翻译,基督教也不例外。圣经的汉译工作不但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必然努力,更是教会本地化(enculturation)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在华天主教而言,直到1968年12月才有了全部的汉译圣经,即《思高本圣经》,而之前的传教士或中国教会人士汉译圣经的工作均未能系统化,最高的成就是完成了新约部分的翻译和出版。献县教区(今沧州教区)萧静山的译作《新经全集》是第一本新约译本,也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新约译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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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易经》英译对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译本经久不衰,至今仍被西方汉学家视为《易经》外译的典范。本文对理雅各及其《易经》英译本进行探讨,旨在发现其翻译的特定思路以及译本的优势与长处,寻找其不足与误译,以利新世纪《易经》英译的进一步精化与更为广泛的传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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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四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既是出于耶稣会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与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密切关联的一项重要工程.耶稣会传教士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尽管这些传教士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更好地在华宣教,但与其它差会的传教士不同,基于"补儒易佛"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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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是1919年出版的,称为"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综合和吸收了当时已经翻译的各种中文圣经版本(多为文言文和地方方言译本).基本上按照1885年出版的圣经英文修订版(RV)为蓝本翻译的,而圣经英文修订版又是在圣经英语钦定本(又称雅各王版KJV)基础上修订的,同时,和合本圣经还是许多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徒专家联合参与的一项工程,故称为"和合",即"联合"之意.这项翻译工程浩大,从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共同翻译联合圣经译本,到1906年完成新约部分,至全部完成定稿,并于1919年全书出版,历时达29年之久.和合本圣经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对教会而言,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有识之士正在推广的白话文而言,也是一件大事,曾获得"白话文先驱"的美誉.译经委员会把"信、达、雅"作为经文的翻译原则贯彻始终,使和合本圣经既通俗流畅,又有庄重的语感之美,成为今天全球华人基督教广泛使用的译本.目前虽有多个中文圣经译本问世,但和合本圣经的地位无法代替.我们为之感谢神,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下的结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