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墨家逻辑中的归纳问题

由墨翟创始的墨家学派,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名、辞、说、辩(相当于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诸思维形式及其规律,构造了一个关于辩的逻辑体系。这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各家的逻辑思想,都没有墨家这样全面系统。就连把儒家正名的逻辑思想推向高峰的荀卿,也只是在他的《正名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名(概念)的逻辑体系,而对于辞和辩说(判断和推理论证),则缺乏深刻的研究。所以,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唯一可以同亚里     

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科学

一丰富的中国古代逻辑大致可以分为墨家逻辑、正名逻辑和论证逻辑三个传统,但处于主体地位的还是墨家逻辑,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内容也主要体现在墨家逻辑之中。正名逻辑以名家、儒家的“正名”思想与推知方法为主线,直指宋明理学的“正名”逻辑思想与方法。论证逻辑以王充的论证理论和方法为主体,主要是关于认识事物的辩证思维与方法。墨家逻辑以“类”概念为基础,以“推类”为基本方法,主要推理成分是“名”、“辞”、“说”,主导推理范式是“推类”。什么是“名”?《墨辩》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荀子.正名》说:“实不喻然…     

中国正名学说中的意义理论

中国正名学说中的意义理论周云之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中国古代逻辑曾被称作“名学”、“辩学”或“名辩学”等。其实,所谓的“名学”也只限于指中国古代的正名之学或名实之学（正名学）,“辩学”才主要是指推理论证之学（论辩学）,合正名学和论辩学而称“名辩学”,包含并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全部理论和学说。正名学乃是整个名辩学的基础。无可否认,当代语言哲学及其意义理论是２０世纪初才开始提出和创立的,因此无论在西方的古代还是在中国的古代,都还不可能有专门的语言哲学,更不可能有专门的意义理论或语义理论,自然也不可能…     

论证实践与中国逻辑史研究

百余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重在构建类似于西方逻辑的中国古代逻辑理论的发生发展史,往往将中国古代论证实践视作西方逻辑理论的例证,从而忽视了中国古代论证实践的研究价值。与之相对,以中国古代论证实践为出发点,并基于文化背景与文本语境等相关因素予以如实的描述与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有关论证的理论学说,而且有助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等相关领域研究。因此,中国古文献中颇为丰富的论证实践值得重视。     

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逻辑史开放研究——以《战国策》为例

本文以广义论证作为视角,以《战国策》典籍作为文本,对《战国策》一书中体现出来的论证逻辑思想进行分析,并对如何评估《战国策》所体现出来的论证提出粗浅的看法:《战国策》一书所体现出来的广义论证思想是中国古代逻辑理论和思想的典范;《战国策》具有自身独特的论证方法和架构;对《战国策》体现出来的论证评估不能简单使用西方的非形式逻辑的评估方法,应该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评估方式或方法。     

墨家逻辑推理模式的新解释

墨家是先秦诸多学派之一,墨家逻辑也是中国古代本土逻辑思想的典范之一。墨子及其后学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以名举实,以辞舒意,以说出故＂的墨家逻辑体系,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优秀代表。墨家逻辑的主要推理模式包括：＂辟＂、＂侔＂、＂援＂、＂推＂等。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开启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先河,墨家逻辑思想研究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际逻辑学界对作为非印—欧语言系统的中国逻辑的关注,显示了中国逻辑独立存在的价值。今天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处于现代逻辑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交汇点上,需要我们从逻辑和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用逻辑的一般特性来分析墨家逻辑,依据工具性、形式性和有效性这三个方面,是解释墨家逻辑的一个新角度。     

语用论辩理论的语境化拓展

通过关注语境化拓展的问题,文章探讨了语用论辩理论如何对论证的分析与评价等研究范式予以发展,进而更为精致地处理真实论证实践在特定情境下的复杂特性。首先,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语用论辩的标准理论和扩展理论予以概要性介绍。其次,分别梳理会话性语境和制度性语境在这两个阶段的具体介入方式。继而,借助学术领域的一个案例分析,直观展示了在特定制度性语境下进行典型论证模式分析的主要程序。最后,基于语用论辩理论的语境化拓展,探讨了相应的合理性评价问题。     

论辩的形式化研究

现代逻辑的形式化进路不依赖任何实质规则,因此针对不同领域中论辩的完全形式化研究遭受了质疑与挑战。洛仑岑、辛迪卡、雷斯切、巴斯、克罗贝、汉布林、伍兹、沃尔顿等学者指出,可以从非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形式出发研究论辩的形式化,并以此建立了各自的形式论辩系统。本文以"形式化"等几个关键术语的解释为起点,将各种形式论辩系统归结为两大类型,即洛仑岑式系统和汉布林式系统。分析、比较这些论辩系统,可使论证过程和理性批判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并为建立法律论证的逻辑模型提供依据。     

为圣人祛魅──王阳明圣人阐释的“非神话化”特征

广义的圣人观包括三方面问题：（１）何谓圣人？（２）人能否成圣？（３）如何成圣？在 王阳明以前,中国古代学者一般比较关注后两个问题,并将之规约为：“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王阳 明经历早年成圣实践的失败,开始自觉反思“何谓圣人？”亦即圣人本质的问题。他将圣人本质规 定为纯德性方面,剔除了宋儒（如朱熹）所尤为强调的知性因素。由此,他还对有关圣人观念做了 澄清,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在中国圣人观的逻辑发展上完成了“为圣人祛魅”的重要一环。     

因明的语用学

因明（hatuvidy口）是发源于印度的论辩逻辑。它当然也可以用来“自悟”,此时立论者所形成的推论纯粹是一种内心的思维活动,因此称作为自比量（svarthanmdna）;然而因明主要的功能在于“悟他”,即是在论辩中进行论证和反破,这种旨在悟他的比量,称作为他比量（pardrthanuman二）。因明作为主要作用于论辩的逻辑对语用问题甚为关注,因此它对论辩的语用规则有具体的阐说,还建构了一个语言交际的四元语用模型,并揭发了一系列语用谬误。一、论辩的语用规则论辩的语用规则主要表现在简别（mdtrat画）上,简为分别、选择之意,别即差别,…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探索

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三方面的创新性探索。首先,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将狭义认识论拓展为广义认识论,充实了认识论中“知觉”和“意见”两个范畴,将“疑问”和“观点”两个普通概念提升为认识论的范畴。其次,建构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体系：探讨了怎样将哲学理论化为思维方法,建构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概括了辩证逻辑方法论的五个环节。再次,梳理与概括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运用与发展了比类取象、比类运数的科学方法,设计、运用了实验手段。     

中国古代逻辑中的判断论

中国古代逻辑家常把判断和表达判断的语句一起叫做“辞”或者“言”。他们研究了言辞的实质、结构、作用、种类以及词项在判断中的周延性等问题。一、言辞的实质结构和作用 1.言辞的指谓性(表意性)和结构。     

自然语言论证评价的逻辑分析

论证有两种类型:论证1是指作为一种话语或交际行为的论证,它被看作是由主张(结论)及其理由(前提)所组成的;论证2是一种特殊交互作用,指的是一个论争或就特定主张做出一个论证的过程。(O’Keefe,pp.121-128)前者是指作为结果的论证(argument-as-product),后者则是指作为过程的论证(argument-as-process)。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为“论证”(argument),后者称为“论辩”(argumentation)。广义的论证包含上述两种类型,狭义的论证则仅指上述第一种类型。然而,20世纪上半叶论证结构被理想化了:数学证明被人们当作成功论证的范式,论证完全被从自然语言…     

论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思维的逻辑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富于辩证思维,已为人们所公认。然而对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却一直缺乏系统考察。恩格斯说;“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3页)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的逻辑范畴是“类、故、理”。从认识过程而言,“察类”是知其然,“求故”是知其所以然,“明理”是知其必然。因此,本文将从中国古代哲学对“类、故、理”范畴的考察来看其辩证思维的逻辑发展进程。     

墨家的"类推"思想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及其学派,在丰富的类推实践基础上,通过对事物间的类同和类异的考察,概括出了推类的称谓,明确了类推重“类比”的逻辑性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全面地阐述了有关推类的思想,并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从而使类推成为中国逻辑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但由于墨家的类推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思想交锋,即“辩”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又凸显出服务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性、语用性的色彩。虽然推类也具有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但这是它的“弱势”,它的“强势”是描述、论辩、说服。所以,它所探讨的推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相结合,所阐发的逻辑思想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它是带有中国思想、文化、语言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亦是墨家推类思想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逻辑方法论的源头——《周易》逻辑方法论探析

《周易》的卦爻符号系统及其语义说明,已经使用了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在阴阳两爻这种初始语言上的符号系统,有一套自定的格式语言和规则．《周易》中的其他逻辑方法,如关于“象”的方法,关于“辞”的方法,关于“取象比类”的方法,都有其正确、合理的方面,但也都有随意性的缺憾．这些逻辑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源头基础,应当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课题．     

符号学视域下毛奇龄易学“推易之法”探析

从符号学视域看,毛奇龄易学逻辑思想是以"类聚群分"为基础,通过"推易之法",构建了以"聚卦""半聚卦""分推卦"等为内容的语形推理系统,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象辞"之"所指"进行了语义诠释,对《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的经典筮例进行了语用推理解析。毛奇龄"推易之法"是对中国古代易学逻辑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易学逻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理论(上)

中国古代的逻辑家把推理(包括论证)叫做“说”。他们对于“说”即推理论证的实质、作用、原理和方式等都有深刻的论述。一、说的实质和作用。《经上》说:“说。所以明也。”《小取》说:“以说出故。”“说”的原意是说明、解说。作为思维形式的“说”的实质,在于揭示一个“辞”(结论或论题)所以成立的理由,即确立结论对前提,或论题对论据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是事物因果联系的反映。事物的“故”(原因)是必然引起另一现象的现象。《经说上》说:“故     

论先秦哲学的直观思维

如果认为古代哲人所遵循的思维方法与今天完全不同,完全无逻辑程序可寻,那显然是荒谬的。但是,即使在思想异常活跃的诸子时代,中国也的确没有产生过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等那样精密严谨的逻辑学著作。先秦名家虽强调名、实之辨,但“名”并不完全等同于“概念”,其思辨也还不是纯逻辑的运演。《墨经》中的逻辑是为人所称道的,其中也确有“类”、“故”、“理”等逻辑概念;但它们尚未形成严密的逻辑学体系,而且墨学在秦汉以后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