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

义重利轻,义主导利,重义而兼顾利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追求.我们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正确解读,不能停留在重义轻利的传统判断和简单理解上,而应把它放在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去看待,特别是要放到他们所主张的人生目的和政治理想中去考察.这是我们能否批判吸取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合理养分的重要前提.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

先秦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圣王".不过,他们对"圣王"涵义的解释又是相对的,各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儒家圣王观对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与先秦诸子圣王观、特别是儒家圣王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徐复观与儒家的政治哲学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独特贡献之一,就在于他细致而又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中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想相通之处。他认定孔子“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孟子开启了“民主政治原则之端绪”,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却蕴含了专制之倾向,陆象山提出“尊重人格之尊严”,实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徐复观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补充意义,却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     

先秦儒家道德自由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观念并非完全空白。我国先秦儒家自由意志道德自由思想是新时代社会主义自由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先秦儒家自由思想核心命题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即自由意志的道德自由。通过该命题的系统论述,提出了自由与"矩"的限制的思想,揭示出自由的四种类型、三种境界,并认识到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先秦儒家自由思想的启示是:要探索"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文化内涵,明确自由与限制的辩证关系;要重视"欲"的人性基础,探索自由的实现路径;要理解"不逾矩"的自由底线与"仁""圣"终极关怀的层次关系,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与现代道德传播

<正>"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作为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建立在其基于"对心言性"逻辑前提而确立的"性恶论"、"性伪分"哲学基础上,他提出的"礼"之规范性与"乐"之情感性相统一的道德实践方式,对改进公民道德建设中道德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     

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及其当代转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和"小康"分别代表了先秦儒家向往的两种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大同"是最高层次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小康"则是相对于"大同"的一定时段的低度的社会政治理想,也是较为现实的一种理想。为了实现"小康"的社会政治理想,先秦儒家提出了以礼治国的国家治理原则。邓小平对传统文化中"小康"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科学阐释,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它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勾画了蓝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论儒法秩序模式差异及其现实意义——以“俗”思想为例

哈耶克在梳理自由主义秩序理论时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两种模式,分别反映秩序的自主性与强制性。此差异亦蕴含于先秦思想之中,以"俗"思想为例,儒法态度与方式迥异:儒家持肯定态度,主张"美俗";法家持否定态度,主张"易俗"。首先,这体现了儒法历史意识的差异,儒家主"法古",对以"俗"为代表的传统持遵守与继承的态度;法家主"不法古",主张对传统进行变易与改革。其次,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的秩序模式,儒家因"俗"而治,重视"民"和"俗"的自发性,是由下而上的模式;法家则通过改易"俗",以实现命令的强制性和有效性,是由上至下的模式。     

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的主体性意蕴

儒家教育思想虽然强调了受教育者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服从和顺从,但同时也包含着主体性的道德意蕴。尤其是在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思想中,其主体性的精神内涵是比较突出的。先秦儒家倡导道德的自主修养,强调道德行为选择的自为自主,主张使自我成为道德意志的主宰者,赋予道德主体在道德低线与道德高线之间选择的权利。这些都可以视作是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中所具有的主体性意蕴。虽然它与当代教育所倡导的主体性精神存在差异,但是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依然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挖掘。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荀子政治权威思想的伦理意蕴

政治权威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伦理角度对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存在理据、实现路径、道德约束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了丰富的政治权威思想。由于荀子既强调礼制规范又重视法治作用,既主张集权统治又主张将政治权力关进道德的笼子,其政治权威思想淡化了孔孟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避免了申韩的法治主义缺陷。荀子的政治权威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构建稳固的政治权威、推进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贤者宜居高位——略论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思想的异同

虽然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皆有"贤者宜居高位"的政治断言,但两种文化视域对于"贤者"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粗略地说,儒家认为君子之"德"是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恻隐之心或者对于他者(人民)的同情与关爱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但在古希腊那里,好人的理与情则是对立的。好人的理性要么能够制服激情(亚里士多德),要么完全抵制激情(柏拉图),理性卓越或实践智慧才是贤者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由此出发,这两种贤者政治还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一,先秦儒家更强调以"仁义"为代表的君子美德,而古希腊则更看重国家的"正义";其二,先秦儒家更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教化,而古希腊则更看重"政体"的设定;其三,先秦儒家思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复古情怀,而古希腊政治伦理则更倾向进行理想化的思辨。     

由礼乐以至政治——对中国早期政治礼乐美学的分析

在中国古代,礼乐制度是历朝历代政治制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上古时期,巫术祭祀开始衍发,礼仪和音乐便逐步登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舞台。而到周代,"周公制礼乐",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到先秦时期,儒家兴起,并以周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的礼乐制度,而后以至董仲舒进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而礼乐制度也成为思想主流,绵延不息长达数千年。聚焦于中国早期政治中的礼乐因素,探索其中的美学价值,分析其对传统政治的影响,可探寻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美学元素。     

儒家美学思想中的设计理念

中国传统美学深深根植于先秦儒家美学,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各个思想流派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美学"为主体的美学系统。在此系统中,儒家美学思想中的实用、中和、秩序、天人同构等思想影响了现代设计的各个领域。     

王船山对汉儒经权观的批判与理论建构

王船山反对汉儒将"权"与"经"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反经"定义"权"。同时,针对"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导致权术、变诈的流弊,他提出行权应"不易于正"的主张,明确反对"机权"行为。船山将"经""权"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王船山的经权观,在承认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意志自由的发挥给予了充分尊重,既深化和推进了儒家的经权理论,也有着显著的启蒙色彩。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