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以法治国”思想辨析

《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不是将法治绝对化,而是深刻认识到了法治与农业经济、德治以及法律实施的辩证关系,认为发展农业经济是法治的基础,主张“富民”是法治的前提;同时认为法治是实现德治的保证和手段,二者并不排斥;还强调公开、严格、公平地实施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管子》论“且怀且威”及其现代启示

《管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采用怀柔政策,主张为政者"先之以德",通过整饬四维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又强调"法不可不审",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来树立君主的权威,赏罚严明,使人们严格遵守各项法令制度,坚持"且怀且威",礼法并重,其思想对现代社会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法家的法律统一思想对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

先秦法家推崇以法律统一思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教育主张。法家坚持“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进化观和“人性好利”的人性论,同时主张“道～君”同体说,有其先进性和片面性,其强调“以法为教”,忽视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提倡“以吏为师”,轻视学校教育的作用,给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是,高等教育必须以德育为本,德法并治。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齐文化法治思想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研究

本文从"齐文化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齐文化法治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应借鉴齐文化优秀法治思想"等三个方面来论述齐文化中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法治思想不但对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其优秀成分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试论管仲法治思想及现代意义

管仲是法家的先驱者，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本文对管仲法治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作出理性探析，管仲提出的治理国家法律之治优于智慧之治，法应当符合事物客观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法应是公平、正义之法，君主、官吏应同样守法的思想，体现或隐含着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原则、法律平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对现代法治具有借鉴意义。     

战国竹书中的儒家法思想论析

上博竹书《三德》与《天子建州》均有涉及儒家法思想的简文。简文表明,儒家要求将仁爱与人情融入司法实践,既确保法律的威严,坚守法律的公正性,又能"中情而丽于法",即缘情司法而不"屈法伸情"、以情淹法。这要求司法者既具有仁爱之心,"断刑以哀",又具有"增去以谋"的权变能力。这种法律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政爱民、礼乐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政治原则基础上,体现出儒家法思想的矜恤主义与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特征。从简文的时代背景分析,儒家"中情而丽法"、"断刑以哀"等主张的提出,无疑是对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批判,体现出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差异。     

方以智人性论思想探析

方以智的人性论思想以公性、独性、习性的三分架构来论性,强调后天生成之习性,主张"性在习中"的同时又提出"逆习复性",是对《易·系辞传》中"继善成性"一章的阐释和发挥。在性善性恶的问题上,其主张至善统善恶,认为既有善恶相对待之性,亦有不与善恶相对待的至善之性。方氏的人性论从思想来源上本于对易学中太极和先天、后天关系的重新诠释,其理论结构的基础是圆∴图式所蕴含的公因反因思想。     

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

先秦诸子和柏拉图在其政治学说中对"统治者"的描述,一方面揭示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广泛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中;另一方面说明拟人化思维指导下的政治统治,实质就是专制和人治,即使穿上"道德"和"神学"外衣也是如此.思想家把统治者对政治的统治看作是个人意志对身体支配的翻版,虽美化了统治者,却扼杀了被统治者.要想抓住政治统治的实质,民主与法治则是克服拟人化思维的最好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