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慕阿德对中国景教的研究

本文主要叙述了汉学家慕阿德对于景教在中国传播和兴衰的历史研究。慕阿德在中国传教十一年,回英国后任剑桥大学第三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他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出版至少5部有关汉学的著作和50多篇论文,是西方最多产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0)以详尽的史料、缜密的考证梳理了基督教自唐朝至明朝近九百年的兴衰,获得法国文学院汉学儒莲奖。他曾发表《西安府的景教碑——附亚洲文会会刊1858-1917年目录》(1918)、《中国景教》(1933)、《中国景教:勘正和增补》(1940)等论文,对1625年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铭、北京房山十字寺展开深入研究,并对杭州景教教堂的地址进行追溯。他的一系列著述为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带一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评介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发表的《共同声明》及其对中国“景教”的意义

评介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发表的《共同声明》及其对中国“景教”的意义董太和景教碑碑首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是公教会。———圣依纳爵（２世纪初教父）一、《共同声明》的主旨上海教区光启社《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刊登安才先生译自《新人》周刊...     

再析唐代景教之兴衰

明末景教碑发现之后,遂揭开了景教研究的历史。但19世纪以前,中国从事对景教碑研究的人大多是一些金石学家,但这些人由于不懂基督教往往把景教和其他宗教相混同。进入20世纪以后,一批接受西学的学者开始关注景教研究,一度形成景教研究热,但很少能从政教关系这一层面对景教进行客观公正地考察。本文在参考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景教衰亡原因进行了重新检讨。     

明代景教的道教化——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

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本文通过对发现于山西平遥县的碑刻《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的考释,认为这一碑文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特别是对碑文所记载"耶输神祠"和住持该祠道士来历的考证,说明此景教祠庙是过度佛化、道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历史背景上看,立碑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也正处于十六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中国化之际,即景教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     

《中国景教》简介

景教是我国唐朝时传入的基督教一支,曾受到唐太宗、高宗和玄宗等5位皇帝的优渥礼待,因之在中国得到了传播与发展,达到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兴旺阶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景教在内地传播了200年后,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惨遭殃及直至元朝时,又卷土重来。17世纪《大秦景教碑》在西安出土,对景教的研究随即展开,国内外学界有不少人参     

景教与佛教关系之初探

属于西方基督教一支的景教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但不久又衰微不显。作者认为,景教初传中国是以佛教作为载体,因为佛教始终处于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主体地位,且具有开放脑性格,所以成为景教传入最好的依附对象。景教的经典采取了佛典的形式,景教与佛教在未来解脱的理论和目的非常接近,都主张善恶宗教伦理道德观,于是为景教经典翻译提供了参考及利用的材料。景教与佛教在思想理论上的表述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是在利用了佛教的一些基本教义以后才表述出自己的主张。汉译景经完整地介绍了景教的教义和神学思想,虽然其中掺杂有佛教的东西,但主要教义和观点并没有改变,所以对景教的研究,不能仅注意景教碑,景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是应引起学术界注意的地方。     

天主教传入中国历史背景简况

1．唐代的景教 天主教在中国有较长时期的历史，早在公元635年唐太宗（627—650在位）时，天主教的一个派别——聂斯脱利派在我国陕西一带流传，称景教。现在西安碑林还保留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文字记载。大秦指东罗马，景教是天主教聂派的别称。     

朱谦之与中国景教的溯源研究

本文认为朱谦之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了景教溯源研究的学统维度,突破了以聂斯托利为景教肇祖的传统偏见,并能够在景教溯源研究的法统维度上避免套用佐伯好郎篡改之后的世系框架。不过,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景教溯源研究未能成为朱谦之的中国景教研究的核心诉求,因此他对聂斯托利的评价还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总结朱谦之在景教溯源研究方面的理论得失,有助于景教研究范式向内在研究路线转移。     

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

目前,在中国境内存在的景教寺院遗迹较为罕见,房山的十字寺便为其中之一。但有关十字寺在佛教与景教之间的身份转换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学界。本文除了介绍十字寺的概况及遗迹外,还对学界多年来对于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史料提出了有关十字寺之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     

敦煌景教文献的发现及其对丝路宗教研究的启示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曾经有四次,敦煌就占了两次,而且是前两次,这对中国文化史和宗教史研究而言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通过敦煌景教文献,后人才得以窥见中国早期基督教的基本经典与面貌。本文主要通过敦煌景教文献文物的发现,探讨其对丝绸之路宗教研究的启示与意义。     

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日本研究中国景教的权威佐伯好郎博士为首的一批学者，把西安府西去150里的盩厔县大秦寺，认定为唐代一所重要的景教寺院。本文质疑这一看法，认为该寺始建时便是一所佛寺，除了名称与唐代景寺雷同外，迄今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或文献资料足以证明该寺曾属景教。     

《洛阳景教经幢》释义(一)

<正>2006年,《洛阳景教经幢》因盗墓在洛阳李楼乡城角村东北出土,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为一石灰岩质青石制成的八棱石柱,整个经幢缺少了幢顶、幢体下半部和幢座。残存部分包括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天使等图像,内容十分丰富。这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残存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与敦煌残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可以互补,使人们对这一景教早期经典有更深入的了解。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正>景教碑,全称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于西安,今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馆。该碑是一通记事碑,唐建中二年(781年)由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并题额,立于景教的寺院中。碑文记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以来,景教发展的历程和波折,介绍了景教的主要教义,碑文融会儒佛道,本土化痕迹明显。该碑的出土,成为基     

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

泉州发现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已有半个多世纪,其文字的解读虽经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但因碑铭上的文字和语言属不同体系和来源,不得要领,无果而止。笔者经多年研究,终于找到了解读这种铭文的钥匙,使扑朔迷离的叙利亚碑铭之谜得以揭开,泉州和扬州的景教传播及其来源得见天日。本文首先对泉州和扬州发现的几方叙利亚文和一方回鹘文景教铭文一一转写、标音、汉译并考释;其次,探讨了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文章认为,元代泉州和扬州的景教徒大多为回鹘后裔畏吾儿人。此外,本文还对中国各地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作了交待,并对泉州发现的八思巴文景教铭文作了分析和修正。     

唐代景教绘画的中国化演变

正景教绘画艺术的中国化演变,是景教注重"随方设教"传播方式的自然结果。即,结合所在地区的文化习俗,尊重并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对于直观的绘画艺术而言,当然更是如此。景教是唐代对基督宗教聂斯脱里派的称谓。唐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诏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关于景教绘画的最早记录。随着景教在唐代的流行,其绘画当然也多有流     

浅谈天主教文化的传入、发展及作用

浅谈天主教文化的传入、发展及作用李玉双天主教传入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唐代景教传入给中国传来了基督福音。有一段时期，内外蒙古、黑龙江、新疆一带，信景教的不在少数。成吉思汗的后代和亲戚不少是景教徒，这属于第一阶段。在元代，罗马教廷与元朝往来频繁，并建...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一: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唐朝首都长安,时称景教。景教入唐传播之说得以确立乃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唐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命人在长安城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起初该寺被称为'波斯寺',到了天宝四年(745年)     

景教是异端吗?

正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下同)的记载,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应在唐贞观九年(635年),来自大秦国(叙利亚)的传教士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这被认为是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的铁证。至于景教一名,碑文解释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教碑出土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尽管钱大昕等人考证它应在万历年间出土,但多数学者并     

朱谦之论景教的“异端”问题——与佐伯好郎的对比

应以何种方法、何种视角研究和看待景教"异端",是中国景教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以朱谦之和佐伯好郎为例,分述其研究进路。佐伯好郎采取法学的方法,先以法学框架定义基督教,后判定聂斯托利被判为异端存在程序不正义和事实不清的问题;朱谦之采用唯物史观,对"异端"的争论采取中立态度,用进步与否来判定两种神学思想。对比两者的研究方法,朱谦之较佐伯好郎有所发展,对景教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方法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