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咒在古代中国的传播

楞严咒被称为"咒中之王",此咒随着唐代《楞严经》的翻译在中土流传开来,在元代被列入禅林清规,成为常用的咒语之一。其传播的因素包含了印度传统咒术对佛教的影响、陀罗尼信仰在中土的流行以及载体《楞严经》的传入,同时也体现了佛咒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对接受主体信仰观念的影响。     

由贾村赛社《排神簿》、《祭文簿》看道教、民间信仰的特点

山西贾村赛社《排神簿》抄本是祭祀蝗皇时行赛所用的神祇排位册子,《祭文簿》是祭祀文本的集合,二者能较全面地反映当地的民间信仰状况。通过对咸丰、光绪朝《排神簿》及民国《祭文簿》的分析,当地道教、民间信仰的一些特点得以呈现:这一时段的信仰体系是比较稳定的;道教、民间神信仰的广泛性远超佛教;它是以道教为中心的多神灵、多派别、多区域中心的信仰体系;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道教及民间神成为信仰的焦点。     

义净法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佛医交流

<正>义净法师是著名的医僧，他翻译的众多佛经，如《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佛说疗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等，以及著述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述了很多佛教医学的内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医学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教和道教的“厨经”研究

佛教和道教均有厨经.佛教有敦煌写经《佛说三厨经》《佛说停厨经》以及在敦煌写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高野山写经《佛说三停厨经》,道教有《老子说五厨经》.虽然天厨思想在中、印都可追溯各自的源头,但就这些厨经的内容和结构来看,道教的厨经逻辑顺畅,而佛教的厨经却问题颇多.本文通过比较佛道两教的厨经,研究天厨思想的内涵、佛道厨经的同异之处以及佛道厨经的具体方法,最后总结出厨会传统演化的社会学景象.     

摩尼教《冥福请佛文》所见佛教地狱十王

《冥福请佛文》为福建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所发现的大批摩尼教文献之一。该文献为法师在做道场时请佛之用,虽篇幅较小,但所请之神甚为庞杂,有摩尼教、佛教、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的各种神祗,尤其是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佛教地狱十王思想,其内容与教煌等地发现的《佛说十王经》、《地藏十王图》有不少关联,堪称摩尼教在福建地区走向佛教化的典型代表。     

台湾道教一瞥

进入台湾地区以后,从北部的台北,到南部的高雄,随处可见规模不等、造形各异的寺庙或宫观。其数量之多,香火之盛,实属大陆内地罕见,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可以说,台湾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民众信仰笃诚的地区。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格局中,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宗教,它在该地区的民众生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一、道教对台湾民众生活的影响道教属于多神信仰,在其开发的和复杂的神真体系中,不仅包括为数众多的神灵与仙真,而且也包括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民俗神以及著名历史人物。台湾地区的道教神灵信仰主要来源于福建、广东等地的民间信仰,例如,…     

中国中古时代的佛道混合仪式——道教中元节起源新探

唐代僧人曾揭发道士刘无待仿拟佛教盂兰盆会伪造《大献经》,指出《大献经》倡导的中元节原非道家节日。近现代学者普遍都同意这个说法,只有个别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佛教盂兰盆会模仿道教中元节。本文认为二说皆为片面之说。如果从仪式和日期两个方面仔细考察,会发现道教中元节一方面的确仿效佛教盂兰盆会,另一方面与道教本身的信仰或教制也不无关系。道教中元节其实是糅合佛、道二教因素而创造的宗教节日,它是中古时代佛道融合的典型例证。     

大理《佛说命终已后不历冥间观音菩萨经》考述

在古代疾疫流行时,也是佛教信仰纾解人心并加速传播之时。大理元明时期白族墓志所刻《佛说命终已后不历冥间观音菩萨经》就反映了疾疫下民众的佛教信仰和风俗,其源头可上溯到敦煌所出《新菩萨经》《劝善经》《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具有重要文献和民俗学价值。     

《八阳经》在西夏的流传和变异

存世的西夏文献中没有直接出自《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译本,但是有两部作品可以视为《八阳经》的改编本和转译本,其中一部是基于汉文的《佛说甘露经》,一部是基于转译自汉文的藏文本《八明满》。作为唐人的伪作,《八阳经》的内容已经相当浅显,而西夏文改编本则进一步删除了其中讲述佛理的文字,使得全文更加贴近百姓的生活伦常。这类伪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变异反映了河西佛教世俗化的倾向。     

由《阿含经》诸深义经引发的思考

大乘佛法是不是佛说,这不仅关乎信仰,也关乎印度佛教的历史真相。由于大乘非佛说的结论,与印度佛教的义理和史传文献有着严重的冲突,因此这一论点仍有值得深入探讨的思想空间和理论需要。本文主要从《阿含经》中的三乘法的观念、弥勒菩萨授记的意味、佛说法深浅的对机意趣、识灭涅槃与物质生灭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试图重新讨论《阿含经》诸深义经所蕴含的义理与大乘义理之间的密切关系。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藏传佛教中供养的尊像,最早最重要的是观音。在观音的诸多形象中,又以十一面观音像的传入为最早[1]。也就是说,十一面观音像式至少在7世纪就传入吐蕃,作为吐蕃赞普的本尊受到供养。同样在汉传佛教中,《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在北周时期就有译传,经中就有详细的造像样式描述。但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日系统和印—藏系统。本文以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中心,讨论其流传像式。一十一面观音在佛教供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宗教仪式与生命超越

詹石窗在《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由于生活的需要,有关城隍神信仰的经典应运而生。《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就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关于城隍神信仰的经典。通过《城隍经》的种种描述可知,城隍神在道教中乃是“劝善消灾集福”的思想象征,这种思想象征既是道教劝善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也是社会道德需求的具体表现。由于城隍神信仰深植人心,道教通过特有的艺术表征方式,塑造了“赏善罚恶”的城隍神形象,从而在民间社会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影响。     

《太上洞渊神咒经》的道德教育思想

《太上洞渊神咒经》共二十卷,一名《洞渊神咒经》,简称《洞渊经》、《神咒经》,为图谶式道教经典,收于《道藏》卷六中。史学界一般认为该书前十卷为原始部分,大致成于西晋末至南北朝的宋齐时期;后十卷成书于中唐乃至唐末。曾经“盛传于隋唐时代,被列为道士受经的第二阶”①,在道教典籍中占居重要地位。它以宣扬大灾将至,劝人“学仙”、“修道”、“度人”,以及多做善事,积累功德为主体思想,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神咒经》的德育思想包括德育内容与德育方法两个方面,现概括如下:一、道德教育内容《神咒经》的德育内…     

《大宝积经·护国菩萨会》善巧方便思想研究

《大宝积经·护国菩萨会》是隋代译师阇那崛多翻译的一部佛典,后来收录于唐代菩提留志汇译的《大宝积经》中,成为这部大型宝积系列中的两卷经文。本文基于汉梵文本的对勘研究,指出这部大乘佛典其实是《圣护国问大乘经》及《福焰善士往昔本行宝王经》两部佛经的合编。通过对本经中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认为《护国菩萨会》是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信仰较早期阶段创制、结集的经典,反映了初期大乘佛教努力将善巧方便思想从种种佛德中凸显出来,逐渐使这一新兴大乘思想与传统的六度思想相融合,尤其是与般若思想并列并举、平等并重的重要倾向。     

国外宗教研究消息一则

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报》52册(1980年3月)、53册(1981年3月)载:该所举办“隋唐时代的道教和佛教”研究班。主持人福永光司本研究班开始时设想了如下两个方面的研究重点;(一)道教是在中国土著咒术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吸收有国家宗教的儒教的伦理观念,又受从西域印度传来的佛教等影响,融合而成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的道教同佛教(中国佛教)糅合后传来日本,又以日本的土著咒术宗教信仰、思想、礼仪为基础,改变为具有日本素质的宗教,就正是日本的神道(神道学)。(隋唐时代是以“印度——中     

真言

佛教用语.梵语mantra意译,又称"曼荼罗"等,此乃四种陀罗尼之一咒陀罗尼,是真言教(密宗)中三密之语密,乃佛菩萨从禅定所发之秘密言句.《大乘义章》曰:"菩萨依禅定能起咒术,为众除患第一神验,名咒陀罗尼.菩萨依禅定备起多用,随用别论,即有无量陀罗尼门."神咒之言句总持无量之文义、无量之功德,如《佛地论》曰:"于一法中持一切法,于一文中持一切     

道教科仪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广成科仪“祭享神吏夫丁”为例

《广成仪制》是现存最完整的道教科仪丛书,《祭享神吏夫丁集》是其中的一册。本文以四川省崇州市天官庙的田野调查为例,结合文献材料,考察分析广成科仪之"祭享神吏夫丁",揭示其道教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色彩。道教会选择一部分符合道教神学理念、贴合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民间信仰,对其进行规范和改造,最终纳入正统道教的体系之中。这一做法有助于完善道教的神学体系,也有利于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共同发展。     

灵宝斋渊源考辨

根据本文作者过去的研究,东晋末刘宋初出现的道教灵宝斋主要是以行道为核心的一种集体法会仪式,举行期间所有参与者须奉持类似于佛教戒律的系列戒条。灵宝斋是古灵宝经借鉴源出印度佛教布萨制度的汉传佛教斋法创立的,其中融摄了中国本土道教的天师道和方士仪式成份。王承文在其近著《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中提出了与笔者完全相反的观点。一方面,他竭力证明古灵宝经中的时节斋或灵宝斋源出中国本土宗教;另一方面,他认为汉传佛教的时节斋乃仿效中国本土宗教斋法而制立。本文从三个方面反驳王说,期望通过深入的讨论推进中古佛道关系的研究。     

上海道教《大梵忏》考

成书于清初的《大梵忏》是目前流行于上海的一部道教忏仪。该忏的内容受到了佛教天台忏法的影响,并巧妙地将密教的摩利支天修法与道教的斗姥信仰相融合。这背后反映了元明以降佛、道二教之间深刻的互动与交融。本文对该忏的由来、结构以及密教渊源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简要考证。     

谈孔雀——明清时期孔雀经咒信仰的新形式与新功能

谈(弹)孔雀经是明清时期出现的孔雀经咒信仰新形式,即使用《孔雀经》以及《孔雀尊经科仪》之类仪式文本,按照曲牌诵唱、佐以乐器伴奏甚或分角色表演的宗教仪式。该法事盛行于江浙,亦见于北方、西南等地区,主要用于丧葬超度,可由尼女参与,亦为道教所化用,广受民众欢迎。其兴起与国家层面划定应赴僧有关,明早期钦定并颁行佛道仪范、法曲乐章,对谈孔雀的流行应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