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大般涅槃经》的接受价值

《大般涅槃经》曾被佛教界判释为地位最崇高的经典,经文盛唱"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涅槃常乐我净",影响深刻。禅宗从初祖菩提达摩到六祖慧能再到各派禅师,均吸纳《大般涅槃经》思想精髓和文学譬喻手段,从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大般涅槃经》在禅宗中的影响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激发禅宗诸师的兴趣;影响禅宗的宗旨定位;丰富禅宗的诠释方法。     

竺道生“法身无色”与“佛无净土”说考

正竺道生(355?-434)是中国南北朝初期的高僧,在《大般涅槃经》传到南京之前,即倡言"一阐提亦有佛性"的佛性悉有论,被后人称为"涅槃圣"。《涅槃经》的主题之一是法身常住,那么道生的法身观是否受到此经的影响?本文将在此问题意识上重新观照道生的"法身无色"和"佛无净土"思想。对道生此二说,汤用彤先生略引经证,然仍有未尽之处[1]。兹分别论述。一道生对法身和色法的观点,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日本学者古田和弘及木村宣彰等为代     

汉魏时期《泥洹经》的汉译

<泥洹经>又称<涅槃经>,是汉传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汉译以北凉昙无谶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又称北本)为代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涅槃信仰及涅槃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旨在探究<涅槃经>在汉魏时期的汉译传承,客观地记述其在中土弘宣佛教的历程中曾有的贡献.     

《大般涅槃经》“无我”论及其与“轮回”“涅槃”之理论关系

《大般涅槃经》通过破斥各种“假我”及宇宙万有一切现象之实有性,力主“无我”论,认为“无我”并非断灭而与“假我”一体不二;指出不存在轮回主体,轮回是就众生的烦恼、业果及五蕴身心活动之相续流转而言,且烦恼、业果亦空而无定相;涅槃只是熄灭各种烦恼、业,而净化了的心灵或精神境界,以“无我”为特质。     

《大般涅槃经》对构建中国佛教道德形上学的价值意义——以涅槃与佛性为中心的探讨

《大般涅槃经》是涅槃部的首要经典,于421年由昙无谶译出,对构建中国佛教的道德形上学有着重要价值。其涅槃思想以"妙有"的方式为中国佛教的道德形上学构建了一个至善的道德理想,佛性思想则为中国佛教的道德形上学建立了一个普遍性的道德基础。     

“常乐我净”:《大般涅槃经》的美学意蕴

《大般涅槃经》"常乐我净"这一佛学命题的佛教美学意蕴在于:"常",指涅槃性境恒常不易;"乐",舍离世俗、臻于涅槃的"根本乐";"我",精神"大自在"、所谓绝对自由之"本我";"净","大净""本净"的佛国本善本寂。"常乐我净",指"大涅槃"的至臻圆境,是一种关于涅槃之"美"的佛理阐释。     

“法性”、“法身”与“神”——庐山慧远“法性”思想析论

本文从法性是己性、法性是无性之性、法性与法身、神等三个方面阐述慧远法性论思想。法性是己性,说明法性是超越以虚假为本性的现象的实在本质,其外延表现为真实的多;法性是无性之性是慧远在中观般若学的接触对法性是己性观念的批判性成果,它说明法性是万法万相的共同本质——空性,其外延是真实不变的一。在法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是法性的超越性与实在性,及其与涅槃境界的内在联系。这使法性与慧远佛学体系中法身、神等重要概念获得逻辑上的融通。在鸠摩罗什所传中观般若学扫一切相的思潮下,慧远坚持从修行觉悟的主体方面去论证法性实在的本体论,并令法性本体与主体的本质建立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为《大般涅槃经》传入后中国佛教涅槃学的转向做好了理论准备。     

略论魏晋南北朝的佛性思想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土之后,于发展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特色,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土的佛性思想,最早者当推慧远的"法性论";在诸论说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思想者,则首推梁武帝萧衍之"真神说";但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上承性空般若之学,下启涅槃佛性思想的关键人物,则当推晋宋之际的竺道生.本文对魏晋南北朝之慧远、梁武帝萧衍、竺道生之佛性思想加以探讨,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性思想之发展状况.     

慈云遵式《注肇论疏》的天台宗化诠释及其宗派意识

宋代天台宗僧慈云遵式《注肇论疏》通过将僧肇《肇论》中的般若圣智诠释为“般若真心”,将二谛说与般若鉴照诠释为“二谛互具”“遮照互具”,以及以“一心三观照一境三谛”来诠释僧肇《般若无知论》与《涅槃无名论》,从而以天台宗思想异质化地诠释了《肇论》。这不仅是遵式对僧肇思想继承与发展中的宗派意识体现，也是历代注解《肇论》者普遍采取的方式，是中国佛教文化圆融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儒佛道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     

坐禅与参话头

坐禅是指习禅者端身正坐,不起思虑分别,系心于某一对象,从而进入禅定之境的修行活动。释迦世尊在成道之前,先是在菩提树下端坐静思,其后又在阿踰波罗树下、目真邻陀树下、罗阇耶恒那树下各坐七天,这是佛教坐禅的开始。在佛经中,常可见佛陀及其弟子们重视修禅的记载,如《大般涅槃经》中云︰"尔时有一满罗仙人之子,……忽于中路,而见如来坐息树下,合掌问讯,却坐一面,而白佛言︰夫出家法,坐禅之业最为第一。"《分别功德论》卷二云︰"阿难便般涅槃时,诸比丘各习坐禅,不复诵习。云佛有三业,坐禅第一。     

如何看待《大般涅槃经》前、后分的差异

目前学界主流的看法是,《大般涅槃经》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渐次增补、修订而成的,其前、后分的内容存在不少冲突和矛盾。鉴于此结论与经文自身的思想脉络有着不小的冲突,因此这一论点仍有值得深入讨论的必要。笔者在细读原典和充分参阅历代古德注疏的基础上,从"涅槃用语之差异""涅槃入与不入之差异"及"本有今无偈的解读"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今学界对经文中的各种歧说、异见的看法,梳理出经文的内在理路,并进一步具体比较了学术界与传统佛教之立场、视角的异同,认为古德对经文的多重阐释,已经化解了有关经文"前后矛盾""文字错漏""编集杂凑"等论断,值得当代佛教学者重视和参考。     

僧贤与地论学派——以《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铭》等考古资料为中心

本文以近年出土《大齐故沙门大统僧贤墓铭》为中心,结合小南海石窟和北响堂石窟的刻经,梳理了僧贤的生平与思想。僧贤作为僧稠的弟子,参与小南海石窟的刻经活动;他先后担任沙门都、沙门统,主持了大总持寺、大兴圣寺,是著名的"地论师"。同时,僧贤继承了僧稠的禅学思想,重视《涅槃经》的"四念处",提倡《华严经》与《法华经》。最后,《僧贤墓志》等石刻中的用语反映了地论学派的判教思想。     

泰国禅修派与中国佛性论思想

佛性是中国佛教中一个重要问题,自《大般涅槃经》译出,就广受关注,学界对佛性在东亚佛教圈的影响多有论述,但探讨佛性对东南亚佛教影响的文章却很少。本文将视角对准当今泰国流行的几大禅修法门,认为佛使比丘受慧能和黄檗禅师的影响,提出了生来就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空无执着的"空心"。隆波田在解释自己的禅修体系时,指出每个人都具有清净光明的佛性,禅修者可以通过正确的禅修来发现它而获得涅槃解脱。法身法门则极端化了如来藏的不空性,认为人人生而有之的法身是真我,涅槃是真我,因而违背了佛教教义。而这些禅师之所以借鉴佛性思想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给予禅修者参加禅修的信心和兴趣,以复兴日渐衰落的泰国禅修。     

佛法的总纲—四圣谛——佛学基本知识讲座之二

苦、集、灭、道称为“四圣谛”。佛法浩如烟海,典籍汗牛充栋。学者欲探其秘奥,究其要旨,除紧紧抓住缘起论的核心外,还要牢牢地握其总纲四圣谛。四圣谛称为佛法的总纲,大约有下而几点理由。1.佛陀一生教化,从鹿野苑三转四谛法轮,至化道圆满将入涅槃时,复于《遗教经》中,三唱“若于苦等四谛有所疑者,可疾问     

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完)

四论玄奘法师的音译关于五不翻古代译师认为音译是不得已的事,僧睿《大品经序》说:“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出三藏记集》卷八)所谓“不可变者”即是没有办法翻的。古代一般学者认为音译不算是翻译,所以隋代灌顶法师和吉藏法师谈论到nirvana译为“涅槃”的时候,都说这是“无翻”、“不翻”或“不可翻”(分别见于《涅槃经玄义》和《涅槃经游意》)。唐以前的大德对于哪些词是不可翻曾有理论上的阐述,如刘宋广州大亮曾枚举五种不可翻,并说明何以不可翻(《涅槃经玄义》卷上引)。玄奘法师早年曾从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之兴起

在现代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普遍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佛教时期般若学和涅槃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外,当时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那就是毗昙学思潮。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已经谈到在般若学之外,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它比般若学传入中国的时期要早,延续的     

在家人宜修的四种法

<正>佛陀住世之时,不仅经常告诫出家弟子严格持守戒律,注重各种威仪,而且他对在家信徒的生活和修行也十分关注。他还经常应在家信徒的邀请为他们说法,指导他们以正确的方式生活和修行。在《大般涅槃     

略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伦理意义

在中国,哲学的本意是“爱智”与“为圣”的统一。“为圣”是最终目标,“爱智”是达到“为圣”的手段。因此,知与行范畴虽然包含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基本上是作为伦理学范畴来使用的。《论语·述而》上讲,“子有四教:文、行、忠、信”。都属于道德修养的范围。孔子倡导“学”,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来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同上)这里的“学”包含知行两方面的意义,都是围绕“忠”、“孝”等道德原则而论述的。孔子之后,     

“尼传”与“尼史”——《比丘尼传》浅论

《比丘尼传》,凡四卷,为南朝梁代僧宝唱所撰。宝唱,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俗姓岑。生卒年不详。少投建初寺僧　出家,遍学经律。后住庄严寺,博采群言,酌取精理。天监四年（５０５）入京,奉敕住新安寺,参与僧　之《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僧朗之《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之述作。又列席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以下十一部经。改订安乐寺僧绍之《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世称"宝唱录"）。帝嘉赏之,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师博学能文,名冠当世,著作颇多,另有《众经饭供圣僧法》五卷、《众经忏悔罪方法》三卷、《法集》一百四十…     

托马斯·阿奎那论“法的秩序”

托马斯·阿奎那的个人际遇、融合神哲学的著述特色,以及探讨法哲学的初衷,为其法哲学论证奠定了基础。"法的秩序"论以神圣与世俗两个维度、以分有和类比两个方法进行建构,既分立圣俗、以上帝为因果,而又平衡圣俗、调和信仰与理性、以上帝为基准为宇宙及人类社会确立以永恒法为形上顶端、以自然法为中枢、以人法为形下末端,并以《圣经》神法为补充的"法的秩序"。其建构的秩序,与其论证进路本身,皆具备永恒和普遍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