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

据《江西省志·宗教志》、《南昌市志》等记载,元朝末年,曾有西方传教士到江西南昌传教。1585年,意大利耶稣会(S.J.)传教土罗明坚与阿尔麦达翻过大庾岭,自赣江而下来到南昌,并在此过了圣诞节,后经景德镇去浙江。这是天主教传入江西省的最早记载。一、天主教初传江西159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自韶州(今韶关)北上,途经江西,准备前往明朝都城北京。同年5月,利玛窦到达南京后因种种原因既不能继     

论切支丹时代在日耶稣会的教产来源及商贸活动

16世纪40年代,欧洲人首次来到日本,其后他们在日本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传教和经商活动,有学者称这段时期为日本"切支丹时代"。在日耶稣会一直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虽然他们有一定教产,但这部分收入不太稳定。于是传教士们又冒险参与日欧之间的商贸活动,其所获利润用以补充传教经费。即便是这样,在日耶稣会的支出还是大于收入,他们始终无法解决收支失衡问题,从而对传教失败埋下了隐患。     

利玛窦佛教观的日本来源及其在中国儒家上的应用

从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就试图理解佛教。最早,他们认识了日本佛教,而他们对日本佛教的理解塑造了他们对亚洲其他地区佛教的理解,更旁及对其他宗教及学派的理解。因此,利玛窦关于中国佛教的理解不仅仅在他跟中国僧侣的来往中被塑造起来,并且也受到了在日本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的深刻影响。利玛窦按照范礼安的思想框架来理解中国佛教,并且采用同一个框架来理解宋明理学。不过,对中国古代儒家,利玛窦摆脱了这种框架,形成另一种理解。     

再论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以1885年亚洲文会孝道调查为中心

19世纪晚期,部分来华传教士发表了数份针对儒学的传教宣言,由此引起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儒学观的讨论,针对其中传教士有"耶儒融合"倾向的观点,本文通过查阅1885年上海亚洲文会在华的孝道调查活动的报告,不予认同;传教士的儒学观呈现出宗教中的"东方主义"现象,也反映着近代西方中国观的一些特征。     

在中国寻找“上帝的启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儒释道三教的认识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先后对中国的释、儒、道三教进行过研究,但其研究中国宗教的目的和过程有必要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耶稣会士研究中国宗教是为了在其中寻找"上帝的启示",以此证明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中有虔诚的上帝信仰,以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戒心和敌意。在西方社会塑造一个有着虔诚上帝信仰的中国形象,有利于争取西方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支持,从而推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汉名琐议

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过积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为了在中国立足,首先为自己起了汉姓、汉名,而且其中国名字的素材大多来自中国文献典籍,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这一点与唐、元以及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情况大相径庭。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那稣会士们选择以“学术辅传教”的策略,而用道地的中国名字则是他们能够在明清历史舞台上成功地从事传教及文化交流的原因之一。     

康熙与天主教

康熙接触和打过交道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达30余人,是曾与传教士打过交道最多的中国皇帝,也是传教士最了解的一位中国皇帝。传教士对康熙的记述琳琅满目,散见于他们的日记、书信,汇报资料和著作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又称白进,Joachin Bouvet,1656-1730）呈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奏折中的《康熙帝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举止不凡,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子略显鹰嘴形,鼻尖鼓起。虽然脸上有几颗痘痕,但丝     

远东耶稣会的通信制度以1587年丰臣秀吉传教士驱逐令的相关记述为例

作为天主教传教士在16至17世纪撰写的众多的书信和其它文献,是当代学者用于研究东方基教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本文通过对远东耶稣会的年报制度考察,以日本丰臣秀吉发布的驱逐传教士的重大事件为例,分析了这些书信的来龙去脉后,指出这些书信的可信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可信,有很多细节都被隐瞒或修改过,因此需要通过各种史料的排比印证,找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事实真相,是现代研究者不可推辞的历史使命.     

天主教推动中西文化交融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土华夏,在传天主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化带回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在中国传天主福音的奠基者,也是最早把西学介绍给中国人的．他交给中国的士大夫,“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入乡随俗”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应的传教方式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楷模。     

儒教与公民宗教

虽然在中国古代就有儒教之名,但儒家是不是一种宗教却是要到明末才受人关注。耶稣会士就儒家的祖宗崇拜是否属于偶像崇拜的争议,成为清朝禁止其传教活动的重要原因。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听提出的“合儒补儒”策略开创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清初,以法王路易十四派出的“国王的数学家”为首的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标志着天主教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法国耶稣会士们所表现出的在天文、数学、医学、地理等多方面的才华和他们的谦恭谨慎、汲汲修身的道德品质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和支持。1692年康熙甚至向全国下诏准许西方传教士在     

不能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唐振常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讲西学传播,讲上海文化的发展,不能不讲到传教士。我不赞成把传教与文化侵略等同起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我们公认他是友好使者,西方传教士来华,怎么就成为文化侵略了呢?当然,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传教士中确有侵略分子,但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传教就是文化侵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上海史室主任熊月之说:在19世纪,传教士事实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素养探析——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书目为中心的探讨(1928-1941)

学界普遍认为,传教士汉学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其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明末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刘东在《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一文中指出,来华传教士的认同滑移导致了追求知识客观性的美国汉学的产生[2J.传教士与汉学的关系既渊源有自,又不断传承和演进.已有的关于传教士和汉学的论著为数众多,这些论著或介绍了传教士的汉学著作,或描述了传教士对汉学发展的贡献,但它们很少论述传教士群体的汉学造诣.本文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书目"(Our Book Table)栏为基本史料,探讨该杂志所评介的汉学著作,进而展现作为撰稿人的传教士群体的汉学素养.     

学诚副会长出席第25次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并发言

本刊讯应日本天台宗邀请,以学诚副会长为团长、张琳副秘书长为秘书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4人,于8月2日至5日赴日本出席纪念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25周年"世界宗教者和平祈祷集会"暨研讨会。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比叡山被誉为日本佛教的"母山",日本佛教各主要宗派创始人如净土宗法然、净土真宗亲鸾、临济宗荣西、曹洞宗道元、日莲宗日莲等均出自于比叡山。由于其开山祖师——传教大师最澄曾"入唐求法",与我国佛教法乳一脉、渊源深厚。"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的主办单位是日本天台宗,后援单位为日本宗教联盟(即教派神道联合会、全日本佛教会、日本基督教联合会、神社本厅、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共五大团     

教士与官绅之间:明末耶稣会江南地区开教及活动考述

明末的江南地区是耶稣会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实验场。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在南京成功建立传教点,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的40多年间,耶稣会士开辟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据点,以及苏州、镇江、扬州、湖州、松江、常州、宁波、淮安、嘉兴、金华等十府的传教点,教堂及教徒数量居全国前列,从而奠定了江南地区在天主教进入中国的起步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地方的开教和早期传教活动,都有地方官绅居间襄助。这些官绅无论是否奉教,都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些官绅,耶稣会士在江南地区不仅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庇护,顺利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还得到相当规模的财政支持,从而使其传教事业比其他地区获得更好的发展。以"利玛窦路线"为核心的"适应策略"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获得普遍接受,可以说是明末形成的"江南模式"在全国的发展和延伸。     

什么是“利玛窦规矩”

正16世纪,天主教自唐、元两代之后,再度传入中国。自明中叶起,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北京,他主张要适应中国国情,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为传教策略。利玛窦自称"西儒",秉持儒家作风,引用儒家经典论证、诠释天主教教义,将天主教崇奉的"天主"(Deus)解释为儒家经     

双重身份的画家——郎世宁

正明清以来神秘而古老的中国吸引着西方传教士,许多人渴望前往中国,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仅26岁的郎世宁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远渡重洋前往中国传教,因绘画特长被康熙召入宫中,做了宫廷画师。从此,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洋人艺术家成为中国"西画东渐"艺术的传播者和开拓者,开创了中西绘画交流与融合的新纪元,谱写了中华美术史的新篇章。     

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第30届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

<正>本刊讯8月2日至5日,以张军副秘书长为首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3人赴日本出席第30届比叡山宗教首脑会议,受到会议主办方——日本宗教代表者会议事务总长、天台宗宗务总长杜多道雄的热情接待。"比睿山宗教首脑会议"由日本宗教联盟(即教派神道联合会、全日本佛教会、日本基督教联合会、神社本厅、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日本委员会等主办,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二十一:利玛窦与西画东渐

<正>利玛窦(1552-1610),耶稣会在华传教士。在西画东渐过程中,利玛窦推动西方画作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身体力行地把西方宗教美术作品带到中国。1582年8月利玛窦抵达澳门,据日人泽村专太郎称,"他随身带有铜版画,大都是意大利著名的油画彩色刻印图片"。万历年间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条中说利氏携来的天主教绘画"以铜版为帧,而     

加拿大传教士古约翰在中国

20世纪60年代"全球史""跨国史"兴起,史学家逐渐将研究视野投向非国家行为个体。就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研究而言,来华学习语言、建立传教站、传播基督教,不断适应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社会互动,是"跨国个体"的典型代表。传教士的经历与记忆既是连接中西的纽带,也是传教士属国与中国的共有记忆,是"共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章以"共有记忆"为视角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遭遇义和团运动、与冯玉祥关系的建立及疏离、东北传教等个人经历进行梳理,讨论其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互动与联系。